第75章
文章认为，韩孟诗派诗歌风格的表现主要是变熟为生，化险为夷，以文为诗，少今多古。
孟二冬文从作家的创新意识和时代的文化趋向两个方面，对韩孟诗派的主导风格及其形成原因作了较深入的探讨。文章认为，韩孟诗派的创新意识主要表现在：一，光大自屈原以来"发愤以抒情"的精神，并以"不平之鸣"的理论与创作，突破了"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二，根据诗歌艺术的内在特质，汲取佛教思想与佛教艺术的合理成分，重心性，造幽微，以期达到"笔补造化"的艺术效果。在对中唐文化进行了较全面的考察后，作者指出，韩孟诗派的诗歌创新，与当时书画艺术变革同步发展；中唐兴起的禅宗和复兴的天台宗，以其重视主观意念作用的"心性"理论，给韩孟诗人以启发；中唐以来许多诗人对"变风"的追求，也为韩孟诗人的创新提供了借鉴。论文最后说，"韩孟诗派的诗歌创新，并没有脱离中唐文化的发展趋向。他们顺应时代的潮流，反映时代的风尚，并根据自己特有的审美情趣，把一些新的因素引入诗歌创作的领域，进一步强化并发展了它们，使之成为带有一贯性和占主导地位的倾向与风格，从而大大推动了诗歌创新的进程，加速了'元和诗变'的节奏。因而可以说，韩孟诗派在诗歌创新中所表现出来的独特风貌，既是他们创作个性的产物，也是中唐文化孕育的结果。"
萧占鹏《皎然诗论与韩孟诗派诗歌思想》一文认为韩孟诗派的诗歌思想与皎然诗学思想有着相续相承的关系，韩孟诸人吸收发展了皎然诗学中的某些观点，并于皎然诗学有所不取，在创作的过程中完成了自身的变化，从而与皎然诗学有了质的不同，形成了自身的独特的文学思想体系。萧占鹏《佛教与韩孟诗派诗歌思想》一文首先从三个方面指出韩孟诸人与佛教的密切关系，认为韩孟诗派诗歌思想受马祖道一洪州宗开启的"狂禅"的影响最为突出，其一是褒扬冲荡礼教、不拘细行的个体人格；二是冲破儒家传统的"温柔敦厚"诗教，树立了追求奇崛险怪、以丑为美的诗歌创作观念；三是韩孟诗派作家的某些作品，从论断方式到表意，都类似狂禅的斗"机锋"。总之，"韩孟诗派诗歌思想的基质，不是传统儒家'应物斯感'的原始而朴素的反映论，而是强调'赏心'、'放心'、'化物自一心'。提倡诗歌创作中主观的省察和主体的表现，而不是'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简单机械的客观再现。这种诗歌创作观，从本质上说，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了佛教尤其是狂禅'任心'说的影响。"萧占鹏《韩孟诗派的精神世界及其诗歌的深层意蕴》一文，通过对韩孟诗歌深层意蕴的探索，揭示了韩愈和孟郊精神上的多重矛盾：首先表现我入世之心与独立人格的剧烈冲突；其次表现为儒家价值观念与流行价值观念的冲突；最后表现为生命短促的意识与宇宙永恒的意识的矛盾。论文认为，出于现实世界的幻灭和主观精神的无所寄托，他们便在诗中创造一个奇险怪异的世界，以期在险怪的审美体验与陶醉中获得片刻的舒愉与超越。这就是他们诗歌思想的深层意蕴。
姚贾诗派研究 九十年代以后，学界对姚贾诗派的研究兴趣较大，产生了一系列很有学术深度的研究成果。
这方面的论文主要有徐希平《"武功体"价值新探――兼论姚贾诗派心理定势及内部差异》、张宏生《姚贾诗派的界内流变和界外余响》、尹占华《论郊岛和姚贾》、刘宁的《"求奇"与"求味"--论贾姚五律的异同及其在唐末五代的流变》等。
其中，徐希平文认为"武功体"中除了闲散消沉的个人生活题材以外，反映现实，关心国运民瘼的内容并不少见，指出姚贾诗派表现的责任感与闲适情是中唐文士特定心态之反映，并认为"武功体"重"天格"，最重至情至性，诗律运用自如，形成了"清峭"的诗风，有别于寻常的苦吟奇僻。
张宏生文则着重讨论了姚贾之间的关系，姚贾诗风的异同，姚贾与后世诗风的关系。文章首先对"姚诗学贾"的成说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认为"与其说姚学贾，不如说二人互相学习、互相影响更恰当些"。在谈到姚贾异同时，作者指出"姚贾诗在诗歌内涵、体式以及创作方法上曾有不少相似之处，但在意象的选择和风格的表现上，却又很有不同"，"贾岛的诗歌，往往喜欢表现一些人们不大注意却有些希罕、幽僻乃至怪奇的意象"，与"贾岛相比，姚合作品中所表现的主要是一些常见的意象"。文章还论述了晚唐五代对姚贾的接受、南宋诗坛上的姚贾诗风。文章最后认为，"姚贾一派得到后人接受的本质"是因为"这一流派在形式上的追求给后人的启发很大"，而且"姚贾的追随和学习者，大多才气不大。"
刘宁文则在张宏生文有关研究的基础上对姚贾诗歌创作之异同作出了进一步的研究。刘宁认为，张宏生以平淡自然来概括姚贾五律美感效果的共性，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二人创作旨趣的差异。贾姚虽然都注重苦吟，但在艺术旨趣上，贾岛更追求奇特的表现效果，借此抒发内心的孤介奇僻之气，而姚合则用力于创造平淡含蓄的意味，表现普通人生的感受，有平淡自然之趣。简言之，贾岛五律偏于"求奇"，姚合五律偏于"求味"。贾岛的"求奇"反映了不平则鸣的寒士精神，姚合的"求味"则是文官阶层闲适趣味的流露。贾姚二人在唐末开始被并称而逐渐成为一个诗歌流派的标志。唐末五代诗人，对贾姚的接受呈现出独特的艺术取向。他们积极仿效二人的苦吟态度，但在艺术旨趣上则偏向姚合而远离贾岛，形成了以苦吟来创造含蓄意味的表现特色。从贾姚的个人创作，到姚贾诗派的流派创作，五律艺术发生了重要的流变。
另外，许可在吴庚舜、董乃斌主编的《唐代文学史》下册中也对姚贾二人创作之异同作了较为细入、中肯的分析。如作者指出，贾岛诗的孤峭僻涩的风格曾对姚合产生过一些影响，这是姚合到后世能与贾岛齐名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二人的诗风也有很不相同的一面。贾岛善苦吟，因而在诗歌艺术上往往有惊人的创造，能进入较高一层的审美境界。而姚合的才华不及贾岛，对诗歌艺术的追求也不如贾岛那样刻苦，所以他的诗很多都显得平淡无奇，境界与格调也不是很高。贾岛还算是韩孟硬体诗派的诗人，姚合诗与韩孟硬体诗派的关系就不密切了。贾岛善于把他周围很为平凡的环境，在笔下变化成一个奇美的诗的世界。姚合也与贾岛相仿佛，只不过他的这种变化的本领要稍差一些，大约只能做到十之七八。
中唐其他诗派研究 八十年代以后，研究中唐诗歌流派的重要论文还有赵昌平的《吴中诗派与中唐诗歌》、马自力的《论韦柳诗风》等。
赵昌平文着重论述了大历、贞元时期诗歌的一个流派――吴中诗派的特征及其历史作用，认为大历贞元诗坛上以皎然、顾况为首的一批诗人在汲取吴楚民间谣曲滋养，继承与变革南朝诗体的基础上，开始了新的探索。他们的诗风既不同于"承盛唐'古雅益以气骨'"，但又"片面追崇汉魏，故所作虽有气骨却乏兴象，甚至刻板模古的"元结与《箧中集》诸子，也有异于"衍盛唐'清淡益以风神'之绪，然而品格不高，所作多缺乏真情态，又为声律所缚，故往往遗风骨而求兴象"、"涉于浮薄，陷于时俗"的大历十才子。他们的诗作虽带有大历诗风的某些形迹，但与杜甫、李白有暗通之处，并唱出了元和诗变的先声。他们的理论与创作成了开、天和元和这两个诗歌高潮间转换的枢纽。他们在创作上仿效吴中地区俗体诗，运用乡土性题材、清激的音节、怪以怒的风格以及俗体联句形成了自己的诗歌特色，他们上承鲍照、谢灵运创作中奇险深曲的笔意而着意开拓，效学吴体诗而化俗为奇，由此启迪了元和韩孟、元白两大诗派。相同的时代与活动区域，相近的理论与创作旨趣构成了中唐以皎然、顾况为首的"吴中诗派"。由于本文指出了大历时期于十才子之外，还存在着一个长期为研究者所忽视的"吴中诗派"，并探讨了这一诗派的理论和创作的特征及其历史地位，无疑填补了唐诗研究中的一个空白，故具有相当大的学术价值。
马自力文认为韦柳并称在中国诗歌史上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文学现象。他们的创作倾向代表中唐诗变前期诗歌的发展趋向，在诗风转变过程中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他们的诗风承袭了自陶渊明以来的清淡一派诗歌的总体风貌，且有了新的发展，其总体特征是"高雅清远"。同中唐元白、韩孟两大诗派相比较，可以看出韦柳有其独特的风格，足与元白、韩孟并立于中唐诗坛，而自成一派。韦柳诗风在中国审美发展史上也占重要地位，这种风格蕴含着中国诗画的一种审美理想，具有艺术尺度的美学意义。
五、中唐诗人综考和资料整理
对中唐诗人生平事迹进行综合考证的成果主要有：吴汝煜的《中唐诗人琐考》、吴汝煜《中唐诗人琐考五题》、吴汝煜《中唐诗人琐考之六》、陶敏的《中唐诗人事迹小考――〈唐代诗人丛考〉补正数则》等。
第二节 大历诗歌研究
大历年间是盛唐诗风向中唐诗风演变的过渡期，而且这一时期诗歌的时代特征也比较明显，加上出现了以"大历十才子"为代表的诗人群体，故而一直受到学术界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