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7章

                                    储仲君《试论》文对十才子诗歌内容评价过低的现象提出异议，该文认为十才子的诗歌虽然没有深刻广泛地反映社会的动乱和人民的疾苦，但"这群诗人并没有丧失现实感。他们对现实生活有认识，对人民苦难有体察"，而且有"许多感慨身世、叹贫嗟卑的作品。他们虽然在某种公开场合不得不说些应景的套话，但内心深处却对自己沉沦下僚、或屡遭贬斥的处境愤愤不平"，还指出了十才子风格之差异："耿湋的诗沉着苍凉，李端的诗清空明丽，司空曙看破世情，诗中总有一种悲愁抑郁之气，韩翃热衷富贵，积极于进取，诗中还残存着某些盛唐余韵。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卢纶。他的心胸比较开阔，笔力也比较雄健。"

            陈庆惠文认为，大历十才子与同时代的其他诗人一道，参与了近体诗的最后成熟和巩固阶段的创作，并在扩大写景诗的描写对象，强调细腻描绘的表现手法，开拓送别诗的内容等方面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注重诗歌本身的艺术规律，注意辞藻和意境美的大历十才子，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王维、杜甫与李商隐、杜牧、温庭筠乃至婉约词之间的一个连结和启迪。

            葛晓音文在大历诗歌与盛唐诗歌的深层次对比中探讨了大历十才子诗风的特征和形成过程，该文指出"仅就'以闲雅为致'的美学趣味而论，大历十才子离盛唐尚相去不远"，但"精神实质却大不相同"，认为"中兴好梦"是其诗"貌似盛唐的主要原因"，而"风力内衰则主要是由于他们思想平庸，品格不高"，缺乏"济苍生安社稷的雄心壮志"。至于诗歌内容，她认为即使在"少数触及现实的诗歌中，他们也很少正面剖视社会的疮痍，而是更多地注目于带有乱后残迹的月露风云"，山河破碎的现实"没有激起他们忠愤激烈的济世热情，只勾起了他们低回感伤的身世之叹"，其诗歌的基本主题则是"吟咏山水，称道隐逸"。作者还探讨了这种诗风形成的原因，指出大历时四方多事，官场上送往迎来愈加频繁，饯送必须赋诗已成例行公事，韩翃、钱起所擅长的送别诗已成了为达官贵人的酒宴助兴的应酬工具。而且这类诗中的山水大都是诗人的悬想，不一定是亲身经历，又没有真挚的离情别绪，所以最容易形成俗套。他们既无独善之志，又无隐逸之实，诗中所称道的隐逸不过是"迹向尘中隐"，形迹稍离市朝，养病移近郊外，都可算作隐居，因此那些称道隐居的诗歌也不可能具有王孟高洁脱俗的格调。在论及十才子诗歌艺术时，作者又指出，历来诗评家只注意十才子五七律渐近收敛、淡静，皆尚清雅的一面，而无人论及他们的歌行古诗还有渐趋繁富、铺陈丽藻的另一面。其实这两种倾向都是诗人思想感情趋于贫乏的结果。这些论述远较以前的有关论文深入。

            丁放文认为，大历十才子诗歌的艺术特征主要有三点：一、他们抒写情感，不像盛唐诗人那样，着重总体感受的抒发，而是偏重于作较精细的心态描写；二、写山水，他们不像盛唐那样，多以雄伟奇险的自然为对象，而是以写境界淡远、深冷的山水诗见长；三、在具体一书手法上，无论是体裁的选择，还是谋篇布局、遣词造句，十才子诗都偏重于工整精炼。

            金启华文指出了十才子在诗风上的"大同"和"小异"，认为"大历十才子是承前启后的，使后来诗人从反面吸取教训，从而创作产有个性的作品"。刘国瑛文从审美感受、审美情感、审美品格三个方面探讨了十才子的诗心，细致地分析了大历诗歌的艺术特征和美学张力，认为"清"是十才子诗的共同的美感特征，但各人有不同的表现。如钱起诗清秀中时露工秀，卢纶诗清气中多含健劲之类。

            王定璋文用比较研究的方法，论述了大谢的山水诗与"大历十才子"的山水诗的相似之处，指出大谢对"大历十才子"山水诗三个方面的影响：首先，十才子对谢灵运及其山水诗及其推崇，几乎随处可见直接借用谢灵运诗句、语汇、典故入诗，使谢作成为己作之内容；第二，大历十才子不仅从艺术形式上借鉴谢诗的审美经验，而且还极为巧妙地化用谢诗的意境，取法其艺术手法；第三，十才子受谢灵运的影响更多的是从思想情趣和审美追求方面表现出来，尤其是从谢的身上汲取过多与佛教关系密切的影响。论文还进一步指出："与谢诗相较，'十才子'之作倒像淡雅的泼墨写意画，虽然落笔疏淡遒劲，却也精工妍炼，审美客体只有朦胧的轮廓，倒也神韵自在，形象虽稍嫌模糊，可极诱发人的幽思，意象是很鲜活通脱的。谢诗表现的是带有主观感情的自然之景，但在物我关系上，处理得不够自然，显得生涩板滞。'十才子'之山水诗在表现物我关系上，却较为融洽浑成。"

            二、韦应物研究

            近一百年来，在大历诗人中，人们对韦应物的研究可以说最为深入，所取得的成绩也最大。

            生平研究  早在本世纪四十年代，就有学者对韦应物的生平进行了较为系统研究，薇园的《稻花香馆杂记――韦苏州应物年谱稿》是本世纪最早出现的一篇韦应物年谱，筚路蓝缕，功不可没。稍后，万曼又发表了《韦应物传》，也对韦应物一生的重大行事和仕历进行了梳理和考述。到六十年代初和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学界关于韦应物生平的研究又有了长足的进展，其中以孙望的《韦应物事迹考述》、傅璇琮的《韦应物系年考证》、廖仲安的《有关〈韦应物系年考证〉的几件事》等几篇文章创获较多。九十年代初，姜光斗发表《韦应物评传》，在参酌学界有关考证成果的基础上，对韦应物的生平行事和思想演变描述得更为细致了。

            综观本世纪学界对韦应物生平的探讨，又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问题上：

            一、生卒年的考定：关于韦应物的生年，学术界小有分歧。闻一多的《唐诗大系》和薇园的《韦苏州年谱稿》都认为韦应物生于玄宗开元二十四年（公元736年），而万曼《韦应物传》和后来孙望的《韦应物事迹考述》、傅璇琮《韦应物系年考证》等著作均认为韦应物当生于开元二十五年（公元737年）。关于韦应物的卒年，薇园不能确考，而是疑韦应物曾在苏州刺史后任过婺州刺史，似曾活到八九十岁，未终老苏州。万曼也认为无法推断韦应物什么时候去世的。孙望认为，韦应物大概是在贞元七年任满罢职的，此后一直寄住在苏州的永定寺，大约不久（说得大胆些，也许是贞元九年左右），就死在苏州了。傅璇琮推测，韦应物大约在贞元七、八年间（公元791――792年）卒于苏州。

            二、家世的考述：万曼在《韦应物传》第十二节中专论"韦应物的家世"，但所论有限，发明不太多。后来孙望《韦应物事迹考述》开头虽然也述及其家世，同样也不够深入。相对而言，傅璇琮《韦应物系年考证》对韦应物家世的考证，则显得详明的多。他据《元和姓纂》和《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及其他一些史料，将韦冲以下直到韦应物六代及韦应物以后四代子孙都作了排列和考述，为深入了解韦应物的家庭情况、家学影响，提供了比较详细的资料。后来，廖仲安在其《有关〈韦应物系年考证〉的几件事》中考证韦应物籍贯时，又在家世方面对傅璇琮文有所补充。

            三、任洛阳丞时间：薇园《韦苏州年谱稿》认为韦应物于广德永泰年间任洛阳丞，万曼《韦应物传》虽然未能确考韦应物何时赴洛阳丞任，但他认为韦"广德三年已在洛阳做洛阳丞。"孙望《韦应物事迹考述》说："大约在代宗广德二年（公元764年），他就到洛阳谋到了县丞的职司"，其根据是韦集卷六中有《广德中洛阳作》。廖仲安《有关〈韦应物系年考证考证〉的几件事》也认为韦应物到达洛阳丞任的时间是广德二年。傅璇琮《韦应物系年考证》则据《资治通鉴》卷二二二宝应元年所载回纥兵入洛阳、肆行杀略，使洛阳遭到极大破坏的史实，再联系韦诗《广德中洛阳作》中的"萧条孤烟绝，日入空城寒"等描写，又因为宝应二年（公元763年）七月壬子改元为广德，故进一步考订韦应物为洛阳丞，当在广德元年（公元763年）秋冬间。至于韦应物离任的时间，薇园未能确考，谓韦应物罢洛阳丞后居同德精舍，大历中，任京兆府功曹，不能确定其年。万曼则认为韦应物任京兆功曹时在大历十二年。傅璇琮认为韦应物为京兆府功曹当在大历九年至十三年之间。孙望则认为韦应物在大历十年（公元755年）春夏间，就出为京兆府功曹参军事了。

            四、梁州之行和淮海之行的时间：韦应物《淮上喜会梁川故人》诗有云："江汉曾为客"，廖仲安《有关〈韦应物系年考证〉的几件事》认为韦应物约在大历八年（公元733年）三十七岁时，曾客游江汉，而且考知其游江汉大约是经大散关、凤州至兴元（今汉中），然后沿汉水而东南行至武昌一带。储仲君《韦应物诗分期的探讨》则认为，梁川即梁州，诗中所说的"江汉"就是流经梁州境内的汉水，梁州之行当在大历七年至九年（公元722――744年）期间。至于淮海之行，孙望文说：大约在大历八年（公元773年）的秋天便作淮海之行了。这次东游淮海，一路经过淮阴、宝应等地，最后到了广陵。为时大约一年。

            五、由江州刺史入为左司郎中的时间：薇园《韦苏州年谱稿》认为，韦应物贞元元年在江州，时追赴阙，改左司郎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