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0章

                                    这些心理学的研究无疑对更深入地理解李贺诗歌的思想和艺术大有启发意义。

            三、诗歌艺术研究

            本世纪的李贺诗歌艺术研究，也经历了一个由浅入深，由单一的艺术特色分析到全方位、多角度探讨的过程。而且，在五十年代曾经展开过一次关于李贺诗歌评价的讨论，七十年代末，又由于《毛主席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的发表，在学术界、理论界掀起了一次对李贺诗歌艺术特色和表现手法进行分析的大高潮。但是，李贺诗歌艺术研究真正取得长足的进展，却是在八十年代以后。近二十年来，人们不但对李贺诗歌的艺术特色和审美特征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和认识，还对李贺诗歌的艺术渊源和对后世文学的影响甚至与中外诗人进行比较研究，使得李贺诗歌研究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艺术特色和艺术手法    本世纪上半叶，人们对李贺诗歌艺术特色和艺术手法的研究，虽然还不太系统、深入，但也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如江寄萍的《李长吉诗》认为李贺诗的风格是"冷艳怪丽"，并指出，"造成他的诗的伤感色彩，一种是悲哀颜色的渲染，一种是悲哀音调表现。"文章还分析了李贺的悲哀的诗、鬼诗、投笔从戎的诗、抒情诗、游仙诗，说"长吉的游仙诗并不似李白那样有古老的道风，李白游仙诗很像一个羽衣鹤氅成仙的道士，而长吉的游仙诗，却像一个幽闲冷艳成仙的道姑，在飘渺之中还含有艳丽的神情"。文章又指出，"从他的诗体上看，知道他是反格律的，并且是反骈偶的。长吉的乐府中很少有用律句的。有时本来是五言四韵的体裁，他却用反骈偶的形式。这可见他的乐府是自辟蹊径。"

            王礼锡在《李长吉评传》中则指出，"他的诗体既不能归之于昌黎以文为诗的一类，又不能归之元白以语为诗的一类。他是冷，艳，奇，险，自成一家。"

            周阆风的《诗人李贺》认为李贺诗歌在艺术上既有优点又有缺点，他的优点是：一、用字造语，不肯苟且，所以字字有力，句句老练。二、他的诗，大都从实在生活中所体验出来的，他的诗纯是真情的流露，纯是直观的抒写，总之是有感而发的，这是他较一般作家的优良处。三、在艺术技巧上，他的诗是达到了最高境。宛如临空架阁，高妙怪丽，不是寻常的诗人所能企及。作者认为李贺的缺点是：一、从大体上看，缺乏热烈的情感，奔放的豪气，所以使人吟读时，不能发生强烈的感应，产生出多量的同情。二、他的诗因为造语的冷艳诡怪，奇特百出，有许多处甚至难以使人领悟；这样，就失去了他的诗的普遍性，而不能如元白等的深入广大读者之群中。三、在内容上，总觉得有理不胜辞之憾。

            钱钟书在其《谈艺录》中论李贺诗歌艺术处甚多，如"李长吉诗"、"长吉诗境"、"长吉字法"、"长吉曲喻"、"长吉用啼泣字"、"长吉用代字"、"长吉与杜韩"、"长吉年命之嗟"诸节。作者认为，"长吉穿幽入仄，惨淡经营，都在修辞设色，举凡谋篇步意，均落第二义。"又谓"长吉文心，如短视之目力，近则细察秋毫，远则不能睹舆薪。故忽起忽落，忽转忽断，复出傍生，爽肌戛魄之境，酸心刺骨之字，如明珠错落。"又谓："长吉赋物，使之坚，使之锐"，"而其比喻之法，尚有曲折"，"长吉乃往往以一端相似，推而及之于初不相似之他端。"

            五六十年代，学界开始运用新的文学理论来分析李贺诗歌艺术，使得人们对李贺诗歌艺术特点和表现手法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如林庚《中国文学简史》先是将李贺与孟郊进行比较，说他们都是"凭苦吟的诗句"把"深沉的苦闷""尽情地表达出来"，"但是他诗才比孟郊更尖锐、更深入、更浓烈，更神秘。"然后又指出，"他的诗随处都是强有力的彩绘的笔触，这彩绘的笔触与神秘之感，仿佛油画之与水彩画一样，是更形象也是更暧昧的。"这种分析使人对李贺诗歌独特的诗境能得到更直观的印象。

            陈贻焮《论李贺的诗》一文也在对传统观点的辨析中提出了自己的新见，如他认为，杜牧评李贺诗歌时所说"理虽不及，辞或过之"的"理"，"是指诗歌中形象思维的'思维（理）'而言，并非指抽象的概念的'道理'或'事理'"，又认为，"至于说到李贺诗歌有无寄托，我认为有些是的，但并非某些人所说的那样'无一不为世道人心虑'。"他在《诗人李贺》中又总结了"长吉体"的艺术特点，谓"这种诗体的主要在构思与艺术表现上有所独创，这方面的主要诀窍是：为某一史实或某一事物偶有所感，便从一点生发开去，精鹜八极，神游千载；既要从现实中解脱出来，力求想象的荒诞，又要紧紧地依据生活经验，力求感受的真切和形象的生动，并设法将这对立的两方面统一在同一诗歌意境中。"这种深入浅出的概括无疑是准确而传神的。

            马茂元《李贺和他的诗》则认为，"想象力丰富，是李贺诗歌的艺术特征"，又指出，由于想象力的丰富，李贺在诗歌语言艺术上作出惊人的业绩。这突出地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他最善于运用怪诞、华美的材料和词汇，尤其是富有美学意义的神话传说，别出心裁地创造出一种异想天开，从来没有人说过的语言"；另一种情况是，"化腐朽为神奇、新鲜，化平易为惊险、瑰丽。把所有被表现在他诗中的客观景物和主观心情一律加以深化和美化。"文章还指出，"形象的鲜明和色彩的丰富是李贺诗歌最成功的表现。在唐人诗中，他是独标一格的。......过去有许多人往往喜欢抽出他某些诗篇，以一点代替全面，拿来和相同时代的元、白、张、王相比附，认为风格相似，甚至说超过了元、白。这是没有必要的。"

            此后十年中，由于政治因素的影响，人们对李贺诗歌艺术的认识停滞不前。直到1977年底《毛主席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发表，由于毛主席在信中说"诗要用形象思维"，并称赞李贺的诗就是运用形象思维和比、兴两法以反映客观事物的，遂于七十年代末涌现出一大批以此来分析李贺诗歌的艺术特点和表现手法的文章。虽然这些文章皆为应景之作，但是由于作者多为古典文学研究者，所以也有一定的学术价值，而且这些分析和研究客观上也促进了李贺诗歌艺术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有些学者并未完全据此论李贺诗歌，而是自出机杼。如郭石山《李贺诗三议》就未随波逐流，机械地套用"形象思维"和"比、兴"等术语来分析李贺诗歌，而是认为"其艺术上的独创精神，更是值得我们进行探索、学习和借鉴的"。该文指出，"李贺诗歌的最大成就，在于他艺术手法上的独特创造"，并从四个方面进行分析：首先是诗人奇想联翩，对神话进行加工再造；其次还表现为其使用比兴时，感官感受的互为比喻，更见形象生动。这里既有诗人丰富的想象，也有诗人高度的敏感；第三、还在于他想象翻飞，构思多层，含意丰富，令人寻味无已；第四、还表现为其诗歌语言所特具的惊人气势，显示一种惊人的力量。

            从七十年代末开始，学界对李贺诗歌艺术的研究趋于多样化，有从整体上对其诗歌的艺术特色进行新的研究的，有对其诗中某一审美特征、艺术手法进行细致分析的，有对其某一体裁、题材诗中的艺术特点深入探讨的。

            从整体上对李贺诗歌的艺术特色进行研究的论文主要有：陈尽忠的《谈谈李贺诗歌的"辞"和"理"》、艾治平的《李贺诗歌的艺术特色》、房日晰的《李贺诗歌艺术上的瑕疵》、《再论李贺诗歌的艺术瑕疵》、张祖安的《李贺诗的格调》、王东春的《心物关系内化与外形――论李贺诗歌的审美特征》、陈允吉的《诗歌天才与病态畸零儿的结合》、章继光的《李贺诗歌的审美意象》等。

            其中张祖安文认为"李贺创造了一种全新的格调，在他的作品里，绚烂的色彩遮盖了逻辑的力量；奇妙瑰丽的幻象纷至沓来，互相递嬗，令人目不暇接，改变着读者正常的思路，活在想象世界中的优美生灵和可怖生灵在他的内心骚动，通过生花妙笔，呈现在我们面前，使我们心惊目眩。"王东春文对李贺独特的审美理想和方式，对李贺诗中爱用的审美意象进行了较为新颖的探讨。作者认为，"李贺感兴趣的是人类生活中普遍的、永恒的基本问题。那些事物能引起他对人生的价值和意义的深思，那些东西就成了他创造灵感的一个来源。"陈允吉文认为"长吉的诗歌是苦闷的象征，也是畸灵者人格不和谐的外化和投射在诗人所刻意摹划渲染的直观事物形象背后，总是隐藏着极其浓烈的感情。"文章还认为，李贺"善于借助幻想和丰富多彩的直觉，把自己对于缺失的感受灵敏地转换到它的相反方向，由之使这种补偿以一种想象性的愿望形态出现"。

            对李贺诗歌中某一艺术手法、审美特征进行细致分析的论文主要有：吴汝煜的《论李贺诗歌的比兴手法》、郭在贻的《试论李贺诗歌的语言艺术》、陈书良的《李贺诗歌的病态美》、王樯、史双元的《"鬼才"自有"神仙格"――谈谈李贺诗歌艺术中强烈的主观色彩》、钟元凯的《李贺诗歌的色彩美》、杨其群的《李贺为何不写七言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