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4章

                                    

            杜牧与元白  杜牧在《唐故平卢军节度巡官陇西李府君墓志铭》中曾引墓主李戡的话，称元稹、白居易的诗"纤艳不逞，非庄士雅人，多为其所破坏......淫言媟语"。本世纪学界对于杜牧这句话的理解不一。

            一种观点认为此话并非杜牧的意见，如曹中孚《杜牧诋諆元白诗辨》就认为历代学者对杜牧的指责"是一个李代桃僵的附会"，"本来杜牧讲得非常明白，这是李戡的意见，但人们却指鹿为马，硬说是杜牧的意见。"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杜牧既然引用了李戡的话，说明他对此语也是同意的。然而，这一种观点中又可分为指责杜牧和为杜牧辩护两派：

            五十年代，郭沫若在《关于白乐天》中肯定白居易的"元和体"的同时，非难了杜牧这类"庄士雅人"对白居易的指斥。后来陈友琴在《白居易诗评述汇编·卷头语》中也认为："杜牧说这种话，是带有个人意气的"，"是不合理的攻击"，又说杜牧"把白居易的关于歌妓方面的东西都当作'淫言媟语'，那杜牧自己的'淫言媟语'就更多了，为什么丈八灯台照别人不照自己呢？

            与此相反，寇养厚在其《杜牧对元白的态度》中就认为杜牧的攻讦主要决定于元白诗的内容与杜牧较进步的政治理想与文论思想，而且杜牧攻讦的并非元白诗的总体，而仅限于艳诗中的某些作品。作者指出，元白诗中确有这类作品，其较好的艳诗，如元的《梦游春七十韵》、《会真诗三十韵》中尚不乏露骨描写的淫言媟语，它作更无须论。白居易的蓄妓与写妓女的艳诗，较之元稹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些诗对社会人生有消极影响，杜牧攻讦也有一定道理。又因杜牧政治理想是面对现实，解决当时社会一系列重大政治问题，且受经世致用家学传统影响，主张"文章与政通，而风俗以文移"的文论思想，故以其政治理想与文论思想衡量元白诗，自然也要攻讦。该文还对历史上三种非难杜牧攻讦元白诗的观点（即杜牧也有风流韵事并写过淫媟之诗，无资格攻讦元白；杜牧攻讦元白是为张祜出气抱不平；杜牧攻讦白居易，是因其与白居易有宿怨）进行了申辩。吴在庆在其《试论杜牧与元白的公案》中也认为，杜牧痛斥元白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杜牧与元稹虽然没有接触，但对元稹是不怀好感的，其次对白居易亦有芥蒂。但是，更主要的是，杜牧的诗格和文学主张与元白诗的内容都存在着较大的分歧。文章认为，元白的某些诗在思想内容、格调情趣方面并不是无可非议的。元白的此类诗往往把狎妓生活，甚至偷情的具体细节写入诗中，且用语轻艳，情趣庸俗，诗的格调和美学趣味是卑下的。而杜牧的诗格较高。李戡墓志铭又是写在他颇负雄心壮志的开成二年，此时他尚未因政治挫折而产生严重的消极颓放思想。他论诗又重思想内容，强调"以意为主"。因此，他对流传中的元、白这类缺乏积极政治思想内容，格调又不高，情趣不够健康的诗章，也就深为不满了。

            杜牧与牛李党争  杜牧与牛李党争的关系也是学界比较关注的问题。以前的学者几乎都认为杜牧属于牛党，但到本世纪人们大多不同意这种观点。如王西平在其《杜牧与牛李党争》中就明确提出杜牧不属于牛党，作者认为，杜牧对现实政治的诸多见解皆与牛僧孺相对立，他并不以朋党观念来对待牛李党争，另外，"从牛党对待杜牧来看，也没有理由把杜牧列为牛党"，如牛党得势的宣宗朝，杜牧仍滞留外任三年，而一旦入朝，又不满朝政。再如，吴在庆在其《试论杜牧的党派分野》中也通过对杜牧与牛李党派主要人物关系的考述，认为杜牧因与牛党有很深的人事关系，又受到李党的排斥，逐渐产生怨恨李党的情绪，因此在接近晚年时，他明显偏向牛党。但是尽管如此，他在大多数时候却能够不为牛、李党争圈子所囿住，而能以国家大局为重，凭公对待。寇养厚的《杜牧与牛李党争》则认为，杜牧只是在大中元年李德裕被贬到死这一很短的时间内依附于牛党，并不是牛党的中坚分子，而在武宗会昌年间，李德裕为首辅宰相时，杜牧与李德裕在一系列重大的社会政治问题上观点完全一致，并对李德裕的政绩及为人均有较高的评价，而李德裕亦对杜牧的才略，特别是军事才能颇为赞赏。但德裕失势后，杜牧却对其极力诋毁，完全是挟私报复（原因是会昌年间德裕一直未提拔自己）。杜牧后来附于牛党，则完全是出于报答牛僧孺的知遇之恩。与此类似，朱碧莲的《杜牧与牛李党争》也认为杜牧一般在感情上倾向于牛党，在理智上支持李党。杜牧感激牛僧孺，一是因为牛屡次引荐，二是他放浪扬州时牛对他的暗中保护。而李德裕虽不以牛党目杜，对杜牧的方略赞赏采纳，杜牧的政绩又如此突出，两家又是世交，"德裕竟毫无表示，不予大用"，杜牧"由于个人之不得升迁便产生隔阂"。所以凡是涉及牛李论争，杜牧"差不多都以感情代替理智，无条件地袒护牛"，但杜牧"在当时既非牛党，亦非李党"。

            性格和思想  本世纪学界对杜牧的性格和思想的研究也比较细致和深入。早在三十年代，林建略在其《晚唐诗人杜牧之》就分析了杜牧"热烈的襟怀"："他对国家，对人民，都有无限的希望，满腔的热诚，只想恳诚地供献给国家，给人民"，同时也看出了杜牧思想中"矛盾的两方面"，认为杜牧一生中存在着两种完全不同的矛盾的思想，而都是时时刻刻在转变之中。但，"他毕竟是积极的成分多，而消极的成分少，所以应该是初由积极而消极，继而是消极中的积极，他的思想，也是在这公式中不住的变换着。"徐裕昆的《杜樊川评传》则分析了杜牧的性格特点：卓荦不羁，意气闲逸，旁若无人。王叔蘋的《诗人杜牧》在论述了杜牧性格时，首先探讨了其"不拘细行"的性格是由于其遭遇造成的，指出"这样的一个不拘细行的人，若是仅仅底以薄倖纨绔之徒来看他，那是失之于浅了。他另有一副刚直不阿于世的生性。"又云："他的性格是孤傲、憨直、豪放、热情。对于朋友友爱，是再诚挚也没有了。但他有时也逃不出偏狭的胸襟。"文章还较深入地分析了杜牧的思想，认为"牧之的中心思想，似乎是受了点荀子的影响"，"他也觉得人是虚伪的，生下来就有恶报"，"所以主张戡平这乱世，只有用兵征伐"，但"他对于政治的见解，不主张全用法治，主以人情参以法律来治天下"。

            五六十年代以后，学界则注重杜牧对待现实、对人民的态度。如缪钺的《论晚唐诗人杜牧》就认为，"杜牧虽出身于高门世族的家庭，但已深染新兴进士阶级的风气，因此他的思想就不至于那么保守；同时，因为他性情耿介刚直，不能逢迎权贵，不肯经营财利，所以仕宦不很得意，经济也不很富裕。这就使他与当时统治者有相当的距离，能揭发时政腐败而同情民生疾苦，在思想中具有进步性。"但文章又指出，"杜牧对于历史上的农民起义，虽也表示相当的同情，但是在当时是不会主张农民起义的。杜牧主张朝廷改善政治，削平藩镇，以减少人民的痛苦，就杜牧的阶级出身及当时历史情况来说，应当肯定这种思想的进步性。"杜牧思想的进步性还在于他对佛教的意见。他赞成武宗禁止佛教，使僧尼还俗，寺庙奴婢及依附人口都编入农籍，寺院所占土地也收归国有，这样就增加农业收入，减轻每个农民的担负。

            八十年代以后，学界对杜牧思想的探讨更加全面、系统和深入了。如葛晓音的《杜牧和他的诗歌》就深入探讨了杜牧的思想特点及其产生的原因。作者认为，与其他晚唐诗人不一样，杜牧对国家的命运和前途还充满信心，存在着很乐观的幻想，这种理想的依据主要是贞元、元和年间的"中兴"给他的幻觉，同时诗人所经历的文、武、宣三朝暂时稳定的局面也给了他这种希望。杜牧以为既逢"明主"，就有可能实现恢复贞观之治的理想。杜牧理想的中心内容是"扫洒""腥膻"和"凶狠"，收复"燕赵"和"河湟"。杜牧对政治的信心还与他对皇帝的幻想有关。出于这种幻想，杜牧对朝廷所取得的每一点小小的政绩都有强烈的反应。尽管杜牧对皇帝的颂扬客观上也起到了歌颂升平、粉饰现实的作用，但在晚唐大多数士大夫醉生梦死、悲观颓废的当时，他那种忧国忧民的思想感情是较为难能可贵的。文章还分析了杜牧与李商隐对待甘露事变的不同态度，作者认为，杜牧之所以对甘露事变后宦官造成的政治恐怖只字不提，反而称作"重云开朗照，九地雪幽冤"，主要是因为杜牧迫于当时宦官的势焰而畏惧退缩所致。作者最后总结道，"杜牧作为这一代优秀诗人之一，在暮霭沉沉的晚唐诗坛上投下了最后一道理想的光辉。如果说李商隐诗的感伤色彩反映了唐亡以前人们所普遍感到的没落情绪，那么杜牧的豪壮气概则反映了唐亡前夕回光返照阶段某些有志之士企图挽回国运的幻想和努力。"

            此后寇养厚的《杜牧诗思想和艺术述论》也涉及到杜牧的思想，寇文针对有些人据杜牧的某些描写与歌妓交游的诗作，把杜牧看成好象"是一个醉心于醇酒妇人的风流浪子"这类意见，进行反驳，认为"如果把这类诗与杜牧大量的论政谈兵的诗文联系起来以观其全人，杜牧似乎还不是一味轻薄放荡的狎妓之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