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5章

                                    从这类诗中流露的情绪看，他除了与这些身居社会最底层的歌妓确实有真挚的感情之外，更重要的是在风流韵事、豆蔻相思的外表下，隐藏着一个关心国事的诗人形象。"

            王德普的《杜牧及其诗评漫议》则对"自宋代以来，杜牧的研究家们几乎众口一说"对杜牧"褒扬有余，批评不足"，"有的人甚至颠倒是非，对杜牧思想及其诗歌中的糟粕大加赞扬"的现象进行批评，文章认为儒家的伦理纲常和中庸思想，到杜牧诗中"演化成了对反动统治阶级的妥协退让，甚至苟合取容"，他的"作品中充斥着消极的成分。这些消极的内容，歪曲了社会的本来面貌，起着欺骗和麻醉人民的作用"。针对此文，王西平发表了《历史地评价杜牧》进行商榷。王西平文认为，王德普所言杜牧时事政治诗是"恪守封建礼法"，"为皇帝歌功颂德的内容不仅夸大其词，而且无中生有"，"说杜牧对权奸往往敢怒不敢言"都是离开杜牧"维护中华大一统这个进步思想"的大前提，也不符合杜牧诗歌的实际。此外，王西平还就王德普认为杜牧批评时人、时事，常常是某人已败亡、某事已了结之后的"虚张声势"的"懦弱"，提出反驳意见。

            而张鲜华的《论杜牧的思想和创作》则着重探讨了佛老思想在杜牧思想中的地位和影响，作者认为，杜牧在尊儒的同时，还不同程度地吸收了道家和佛家思想，这些因素虽然时隐时现，居于从属地位，但仍对杜牧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文章指出，给杜牧以更具体、更巨大影响的是道家的人生观，他遇事旷达，这种旷达很大程度来源于庄子的相对主义哲学，而且杜牧把儒家"乐天知命"和庄子的"安时而处顺"的思想融合起来，希图在相对主义的天地里重新估价人生的意义。但杜牧这种与庄子接近的思想并不是出于纯理性的思考，而是多出于他自身经历感受中产生的直觉力量。文章还指出，杜牧对佛教的态度比较复杂，杜牧从经邦济世的政治需要出发，继承了韩愈等人的反佛传统，反佛的态度是坚决的，鲜明的。但是杜牧的反佛是不彻底的。他并未从世界观上去触动佛教唯心主义的本体论，他接受了禅宗的"明心见性"学说，在诗歌创作中寄于玄妙的哲理，用来表现随缘任运消极放达的人生态度。

            另外，王西平、张田所著的《杜牧评传》在介绍杜牧生平思想时，突出了诗人忧国忧民的抱负，论析了他重兵，知兵，善于用兵，而重兵又恰恰是为了去兵的观点。吴在庆的《杜牧论稿》也论及杜牧的政治思想，认为杜牧既是一个敢于正视现实，揭露社会弊端，以济时救国为己任的爱国者，也是一个同情民生疾苦、爱护百姓的诗人。

            二、诗文研究

            近百年来，学界对杜牧诗文创作的研究也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除了诸多的专题论文从不同的角度对杜牧诗文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探讨，到八十年代以后，一系列有关杜牧的研究专著也都对杜牧的文学创作作了较为深细的分析，甚至还产生了《杜牧诗美探索》这样专论杜牧诗歌美学风貌的论著。本文下面将从四个方面对本世纪杜牧诗文研究的情况进行介绍。

            杜牧诗文风貌和创作成就的总体评价  早在三十年代，就有专文对杜牧诗文风貌创作成就进行较为全面的分析和评价，如林建略在其《晚唐诗人杜牧之》中就曾"总说杜牧的诗"，他认为，"杜牧的诗在晚唐诗坛上，可说是独树一帜。就在不落寻常窠臼，力求脱却当时一派诗风的影响，而是在有意在标新立异。"文章认为，杜牧的诗可分为两大类：一是豪迈的，一是香艳的，前者"或为遣愁，或为吊古，或为感怀之作，多是用一种拗峭的笔调写成，立意奇特"；后者"大半是用一种清新的笔调来轻描淡写的，所以便不至满纸都脂粉气了。"稍后，徐裕昆的《杜樊川评传》也论及杜牧的著作和诗，谓杜牧的著作"磅礴澶漫，有奔腾澎湃之势"，又云，"吾侪欲瞭解杜牧之诗，不难自两方面观之。一为牧之之性格，一为牧之之背境。当晚唐之世，藩镇方张，朝廷多事，牧之既有用世之心，复目击生民之流离，故其伤时之作，慨乎言之，而辞意深切，体贴入微。""牧之晚年不遇，壮志飘萧，故其悒郁之情，溢于辞表。"王叔蘋的《诗人杜牧》也认为，"牧之的才气，是纵横非常，下笔成咏。他不仅是一个绮靡的诗人而已，悲壮的诗，在他的集子中何止数十篇。写情写物也都入于上境，他的诗名似乎超过了他的文名。实在的，他不但是唐末的一个伟大的诗人，而且是一个压阵的文豪哩！"他认为，杜牧的"文是那样的沉厚奇变，诗又是那样的英姿雄发"，"他的诗辞旖旎动人，拗峭过甚，正以如此，有时也就流入纤巧了。不过要知道，元稹、白居易、李商隐、温庭筠等都是与他上下同时，他既不愿效风行一时的元白所创的元和体，又不愿效温李的晦涩；不得不自成一色，力矫时弊，立意必在奇闢。"

            到五十年代，人们对杜牧诗文创作的评价主要着眼于其思想性内容，相对忽视了对其艺术风格和成就的探讨。针对这种情况，缪钺发表了《杜牧诗简论》以矫正其弊，他认为，"我们论诗时，必须记住所论的是'诗'，不是散文论著，尽管思想性在诗中是很重要的，但是仍然不能只阐发它的思想性，不能只说明作者思想与意图的价值，而必须结合它的艺术性，说明诗的意境、风格、韵味，甚至于技巧方面的种种特点。"正是基于这种考虑，作者着重分析了杜牧独创的诗歌风格，他认为杜牧诗中俊爽的风格，能在峭健之中而又有风华流美之致，在晚唐是杰出的，在整个唐代诗坛中是独创的。这是杜牧平生忧国忧民的壮怀伟抱与伤春伤别的绮思柔情交织在一起而以艺术天才表现出来的特征。

            八十年代以后，学界更加重视对杜牧诗文艺术特色和创作成就的探讨。如葛晓音在《杜牧和他的诗歌》中主要探讨了杜牧成为晚唐诗坛翘楚的原因。作者认为，"杜牧积极进取的精神和豪迈不羁的气概使他选择了一条与追求形式技巧的晚唐诗人所不同的创作道路"，"也就是在遵守以内容和气势为主、艺术形式为辅的传统表现手法的基础上融合今古之长，创造自己的风格"。"对生活的乐观和有信心使杜牧像盛唐诗人一样执着于现实，因此他所创造的明快优美的意境基本上保持了传统诗歌寄思想感情于客观生活的鲜明画面之中的特点。""渴望为国立功的理想给杜牧的诗歌带来了丰富的想象和豪放的气概，但他的务实精神又使他的想象和比喻从不带有神仙世界的险怪色彩。"又由于杜牧在"以直达的语言表现对生活美的敏锐感觉"方面特具的天赋，"他总是能从日常的景色中发现独特的美，并找到某一种与意境最相和谐的情调，通过画面的巧妙组织表现出来。"此后，王西平、张田的《杜牧诗歌艺术美浅析》认为，杜牧诗歌的艺术美在于具有"豪爽健朗的形象美"，"强烈坦荡的诗情美"，"清新明洁的意境美"，其中论及杜牧诗的特点说："杜牧善于选取清新明朗，能给人以快感的景物来抒写他的情怀，创造出情景交融、诗情画意的优美意境"，善于选择"富于飞动流走、色彩鲜明的美的语言，来创造他独特的诗境"。王西平的另一篇文章《杜牧创作个性与艺术风格综论》则指出，杜牧善于从政治、军事、社会历史的角度选择题材，以政治家军事家的眼光，以奔放豪爽的激情表达他那睥睨世俗的情思和见解；善于描写具有豪爽性格的人物，倾心歌颂建功立业的英雄；善于描写自然界有壮美的场景，创造壮丽意境，表现积极向上的昂扬情调。与这种选材范围及审美感受的独特行相适应，杜牧在表现上多用率真直赋；寓理于诗；用拗折法，而反说（翻案法）和设问则是杜牧拗变的主要手段，从而形成了豪爽俊健的风格。

            吴在庆的《杜牧诗歌表现手法初探》则认为，杜牧的诗歌之所以如此杰出，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就是他善于运用各种诗歌表现手法，以增强诗歌的表现能力，以利于形成他的独特的诗歌风格。文章认为，"他的诗歌之所以形象鲜明，富有感染力，这与他采用比喻、拟人、寓情于景、以景表情、对比等手法有更密切的关系。而翻案法、掉尾一波、设问深入、应用典故等表现手法对于开拓他诗歌的新意境，深化思想内涵，也不无作用。""直抒胸臆、语法句式的倒置改变，这对于他古诗的豪爽劲健，倜傥不羁的风格有直接影响"，"而含蓄婉转、掉尾一波、寓情于景，以景表情、设问深入等更明显地有助于他绝句的远韵远神、流情婉转风格特色的形成。"除此而外，吴在庆在其《杜牧论稿》中也探讨了杜牧的政治思想、党争关系对其诗歌创作的影响以及杜牧诗歌的风格及其成因。

            王西平、高云光合著的《杜牧诗美探索》则是一部专门论述杜牧诗歌艺术美的论著，该书将杜牧的诗歌划分为几种有特色的美学范畴加以研究，上篇从宏观的角度探讨了杜牧诗歌的内容美和艺术美，下篇则对杜牧的美学观、创作个性及艺术风格进行综合研究。

            杜牧诗歌分体裁、分题材研究  在对杜牧诗歌分体裁研究的论文中，专论其绝句艺术的占绝大多数，如：吴绍礼的《杜牧七言绝句的艺术特色》、冯海荣的《谈杜牧七言绝句的特色》、戴伟华的《浅谈杜牧七绝的艺术性》、鲍恒的《杜牧绝句艺术风格初探》、秦效侃的《杜牧七绝论稿》、寇养厚的《杜牧七言绝句浅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