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6章

                                    其中吴文认为杜牧七言绝句的特色在于意境优美、诗情画意、妙在拗峭、工在三句等四点。戴文则认为，在杜牧七绝中，最能代表他的诗歌成就的是写景抒情诗，而其艺术性又表现在画意浓、明丽的画面给人美妙的艺术感受，和那富有"立体感"的语言传出了自然景物的"神"。秦文指出，杜牧的七绝是其"本求高绝"的创作追求的最佳成果，"尤其可称者是以下两点：一、七绝咏史，以议论入诗而于拗峭之中见风华掩映之美，开拓了七绝歌咏题材的范围。二，在七绝写景抒情中，兼明快与含蓄之美，把两种不同的相矛盾的艺术风格成功地统一了起来，从而提高了七绝这种文艺形式的表现力。"寇养厚文则认为，杜牧写景七绝的成功，首先在于重视诗的色彩，他"通过不同色素的对比以及各种色调和光线的变化，烘托出渲染出诗歌主题所决定的特定画面"，从而呈现出"色彩缤纷的意境美"，其次"还能通过语言文字的'锻炼'，使画面情态逼真"。

            寇养厚的《杜牧七言律诗的艺术风格及其成因》则另辟蹊径，对学界很少关注的杜牧的七律诗歌进行较深入的探讨。

            林仲湘《杜牧诗文用韵考》和熊江平的《杜牧诗韵考》虽然不是专论杜牧诗歌体裁的文章，但它们对杜牧诗文用韵情况的分析和归纳很有参考价值，尤其是林文所附的《杜牧诗文用韵一览表》、《杜牧近体诗用韵表》、《杜牧古体诗用韵表》、《杜牧韵文用韵表》更有助于学界对杜牧诗歌声律、格调的进一步研究。熊文则在诗韵的分析后表明了自己的观点："杜牧少年科第，又是高门世族的才子，做诗是比较严格按照官韵的，但考察杜牧诗的诗韵系统，确实与《广韵》的同用独用有差别，已经打乱了《切韵》系统，这是受当时活生生的口语影响的结果。"

            从题材方面对杜牧诗歌进行研究的论文则更多，而且论述的题材也较为多样。较具代表性的有：张啸虎的《杜牧政论诗文初探》、王清士、李子和的《试谈杜牧的政治诗》、刘维俊的《评杜牧的咏史诗》、王南的《论杜牧的咏史诗》、全岳春的《论杜牧的政治诗》、王西平、张田的《漫论杜牧的爱国诗歌》、师长泰的《杜牧咏史七绝论略》、缪钺的《略谈杜牧的咏史诗》、徐伯鸿的《试论杜牧妇女题材诗》、郭其云的《杜牧艳诗析》、张国伟的《杜牧李商隐的咏史绝句》、王金昌的《杜牧山水诗的艺术风格》、房日晰的《杜牧李商隐之咏史绝句诗之比较》、刘曾遂的《略论杜牧咏史七言绝句》等。

            其中王清士等文是针对以前人们多认为杜牧专事华藻，只长于风华绮靡之作的观点而写的，他们说："其实杜牧的很多诗篇是有较强的政治性的"，"他现存的四百来首诗中，古诗大都是政治社会题材；近体诗中，有的直接歌咏时事，有的以咏史方式寄托自己对时局的感慨，有的深寓对现实的不满和讽刺。反映了晚唐时期一些重大社会问题及军事政治事件。"刘维俊文则认为，杜牧往往以咏史的笔法，给与晚唐君主辛辣的讽刺，希望他们迷途知返，从谏如流，中兴帝业，还通过咏史诗对历史上的暴君进行揭露和鞭笞，这些又是和他忧国忧民的思想感情分不开的。全岳春文也指出，"一般认为，'脂粉气'构成杜牧诗的主要特色。其实不然"，"占主导地位的还是他的政治诗"，认为"通过对政局时事的深刻观察和思索，抒发自己的政治理想，是杜牧政治诗的主要内容"，杜牧对"黑暗的政治作了深刻的揭露和强烈的控诉，表现了可贵的批判精神"。王西平等文综观了杜牧的爱国诗篇，认为有两大特色，即一、热情歌颂祖国河山的壮美，二、对祖国命运的关切。指出诗人对山河之爱，"总是深深地同时代、同人民的命运联结在一起"；而其以重视边防为内容的诗篇有一个特点，就是"充满了关心人民疾苦的深厚感情，把爱国性与人民性水乳交融在一起"。师长泰文认为杜牧的咏史七绝成就最高，它"不追求文辞的华美，诗意的含蓄，而惨淡经营于立意的高奇，议论的警策，因而显得气势雄放豪宕，格调爽朗明快。其七绝咏史与李商隐的七绝咏史蕴藉深析的艺术风格互相媲美，双峰对峙，代表了唐人的咏史七绝的最高成就"。缪钺文则认为，杜牧的咏史诗寓褒贬议论于含蓄蕴藉的诗味之中，极大地发挥了绝句诗体的妙用。徐伯鸿文则对杜牧诗中涉及到妇女的诗篇进行综合论述。张国伟文对小李杜的咏史绝句的共同特征作了分析和归纳，文章首先勾勒了咏史诗的发展史，认为与盛中唐相比，小李杜的咏史诗更加强史论成分和写景成分；变叙述为描绘渲染；借古讽今；现实性强；善作翻案文章，创意新奇；有意识的虚构。房日晰文则对李杜二人咏史诗的异同进行了较深入的分析，认为杜牧、李商隐的咏史诗在艺术构思上有着许多相似之处，然而，他们在观察问题的立场、视点和心态上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李商隐写咏史诗是为正在醉生梦死的君主敲起警钟，他借历史写现实，用咏史诗来推动改革现实的进程，因此李诗显得含蓄蕴藉，感情深挚，往往是跌宕起伏的唱叹；而杜牧则以咏史诗讽刺现实，抒写怀抱，往往有立意高绝的议论，表现出横溢的才气。因此，李商隐的咏史诗是诗的史，杜牧的咏史诗是论的诗，二者殊途同归，均达到了批判现实、讽喻时政的目的。刘曾遂文则将杜牧的咏史诗放在唐代咏史诗的发展史中进行考察，认为在晚唐诗人中，第一个大量采用七绝形式写作咏史诗者，正是杜牧。从诗旨看，杜牧的这类作品已经突破了演绎史事、褒贬人物，被誉作"二十八字史论"式的优秀作品。基于此，文章得出如下结论："尽管史论式咏史七绝不始于杜牧，但以如此大量的七言绝句形式，以如此鲜明的史论笔法，创作出如此格调迥异前人的咏史诗，当推杜牧为第一人。杜牧咏史七绝的出现，标志着史论式七绝咏史诗经过中唐时代的酝酿和发展至此已臻成熟，杜牧也因此而成为咏史诗发展长途中一座新的里程碑。"

            杜牧散文研究  对杜牧散文进行研究的成果不太多，主要有：王西平、张田的《略论杜牧的文和赋》、寇养厚的《论杜牧的散文》、吴在庆的《杜牧与韩柳古文运动》等。

            其中王西平等文较全面地论述了《樊川文集》中杜牧的文和赋，认为其主要特点是：一、笔锋犀利，寓意深刻；二、旁征博引，条分缕析，说理充分；三、议论和抒情相结合，议论中带有浓郁的抒情色彩；四、善于形象地描写、叙述，鲜明生动，富于真切感。文章又指出，可以从两方面看出他的文章从唐向宋过渡的印迹：一是开宋文明白晓畅之先河，二是奠定了骈散结合的文赋基础。寇养厚文先将杜牧文与韩愈的古文进行对比，然后指出杜牧的散文在思想内容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主要表现在论政谈兵的长篇政论文之中，它们的艺术特点是：纵横设辩，文势充沛。结构谨严，推理周密。巧用偶句，散骈相辉。而他的一些记人叙事抒情状物的文章在艺术上也别开生面，独具匠心，其中有"以构思巧妙、叙议结合见长者"，有"以韵致深婉、辞情悱恻见长者"，有"以比拟确切、形象生动见长者"。文章最后说，"杜牧在继承韩愈所领导的古文运动优良传统的同时，又能独辟蹊径，自成一家。"吴在庆文则从杜牧的家学渊源、师承关系以及政治思想、创作主张及实践等方面，对杜牧与韩柳古文运动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探讨。作者认为，从杜牧的创作主张及创作实践看，他与韩柳、特别是韩愈的渊源关系是明显的。它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在对待文章的意、气、辞的关系上，杜牧既继承了韩柳的观点，又有所发展。二、杜牧提出的文以气辅的主张，也与韩愈所说的"气"的概念大体相同。三、在对待文章的词采章句、文体的形式上，也可看出杜牧对韩柳的继承和发展关系。文章最后指出，在晚唐时代，骈文随着文风的浮艳有所发展的情况下，杜牧却能反浮艳，坚持散体文的方向，力避用骈，实在比韩愈彻底。

            杜牧文学思想研究  1960年，复旦大学中文系中国文学批评史隋唐五代小组撰著的《杜牧、皮日休的文学批判》是本世纪较早对杜牧文学思想进行专门探讨的文章，该文首先分析了杜牧"以意为主"的理论价值，然后指出，杜牧在论述李贺歌诗时，也有精辟的见解。

            八十年代，对杜牧文学思想所进行的探讨更为细致、全面了。如徐中玉《论杜牧的文学思想》（正、续）一文分析了杜牧关于文学内容与形式关系、诗文的特点、文学修养等文体的论述，还考察和分析了前人多所争议的、关于杜牧认为李贺诗"理虽不足"的"理"的各种不同意见，指出"杜是主张文理'优柔'的"，认为杜牧所谓的"理"指的"既不同于他在一般地谈内容与形式关系时应占主要地位的'意'，亦非指在诗中应该直接发议论，而是另有所指。即如骚中'时有以激发人意'的'感怨刺怼，言及君臣理乱'这一类的具体内容"。张金海的《杜牧的文学思想》则指出：杜牧文学思想中的"主'意'的观点，'见志'、'极情'的观点，讲求华美而又'遒壮'、'杰逸'的文辞的观点，推崇'鲸海动'、'鹤天寒'、'摩苍苍'的阳刚之美的观点，以及复兴风骨兼备、繁盛的文学局面的文学理想，或对传统的文学理论，或对当时的文学思潮带有某种补弊纠偏的性质，具有强烈的针对性和进步的时代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