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8章

                                    三十年代，是韦庄生平研究的丰收期，先是曲滢生出版了《韦庄年谱一卷》，该文首次对韦庄的生年进行了考证，认为韦庄生于大中五年（公元851年），另外，其对韦庄一生行事的排比，也较何寿慈《韦庄评传》中的"传略"详细一些。然而，稍后面世的夏承焘的《韦端己年谱》，对韦庄一生重要行事的考证，则更系统和全面，其中许多结论现在仍为学界所常引用。和曲滢生的看法不同的是，夏承焘认为韦庄当生于开成元年（公元836年），卒于前蜀武成三年（公元910年）。

            此后的韦庄生平研究大多是对夏承焘《韦端己年谱》的补充和辨误。如，刘星夜的《韦庄生年考证》就认为韦庄当生于大中元年（公元847年）。李建中的《关于韦庄的生年》则谓韦庄约生于大中七年（公元853年）左右。谢海阳的《对〈韦端己年谱〉的一点质疑》，用四条理由证明夏承焘《韦端己年谱》中谓唐昭宗光化三年十二月"奏请追赐李贺、皇甫松、陆龟蒙等进士及第"事，"实倡于王，或王逝后，端己取其奏上之，文实吴融所作"，"是不能成立的"，他认为韦庄所上之表，决不会是王大夫委托吴融所起草的那一件。齐涛的《韦庄非韦应物之后》则对夏承焘所认为韦庄系武周时宰相韦待价之后、韦应物的四世孙的说法提出疑义，其根据是韦诗中未避"撤"字，他认为韦庄应是玄宗时宰相韦见素之后。朱德慈的《韦庄漫游淮安考略》则是对夏承焘《韦端己年谱》的补充，本文考证出韦庄于僖宗中和二年（公元882年）至昭宗景福初年（公元892年）间，避黄巢义军之"乱"，离开故土长安，漫游闽、赣、江、浙一带，其间曾涉足古城淮安，拜谒韩侯祠，留有《淮阴侯庙》一诗。齐涛的《韦庄生平新考》则在韦庄的生年、早年事迹、陈仓迎驾、江南行踪等方面提出了与夏承焘《韦庄年谱》不同的看法。而齐涛的另一篇文章《韦庄诗系年》将全部韦庄诗以其活动时间为准，编为六个部分，逐一考订其诗歌的创作年月。

            对韦庄一生政绩进行评价的文章主要有天健的《韦庄的政绩及其诗作》、何汝泉、钟大群的《韦庄与前蜀政权》等。其中天健文认为，韦庄从政治蜀成绩，第一要推繁荣文化的措施，另外他还采用了许多相宜的政策措施，使得西蜀黎元安定，生产复兴。何汝泉等文则从社会历史方面对韦庄入蜀及其对前蜀政权之贡献发表了他们的看法。他们认为，韦庄之所以入蜀，和朝政黑暗已极、朱梁之辈凌辱士人，而王建待士优渥、蜀中条件优越等客观条件有关，也和其漠视礼法，不以王建出身卑贱为意，而一心想施展宏图，无疑有着内在联系。他们指出，韦庄对前蜀的贡献主要有：第一，韦庄支持王建对朱梁的策略，并积极为之谋划奔走；第二，韦庄为王建招揽人才，安息民众；第三，韦庄在王建称帝建政中起了重要作用。总之，文章肯定了韦庄后十年中的表现。

            二、诗歌研究

            诗歌创作总论  本世纪对韦庄诗歌创作进行的整体研究并不多。单篇论文只有何寿慈的《韦庄评传》、吴家桢的《韦庄诗词之研究》、傅生文的《略论韦庄诗的思想意义》、张天健的《韦庄诗初探》、张天健的《韦庄诗的艺术特色》等。

            其中，何寿慈文认为，在晚唐五代的诗人词人中，韦庄要算其中的佼佼者。因为他有伟大的天才，有创作的能力，能自成一派的作风，他的作品都有清丽的境界，深刻的背景，他能作诗人的诗，也能做词人的词。他不是有意作诗，作词，只约略的吐露他的情怀，描写些流浪，颓废，伤感的生活，"惟其如此，他的作品才能表现他自己的个性，值得我们去研究。"吴家桢文则按照韦庄一生各个阶段来分析其诗作中的思想和所表现的生活。傅生文文则对本世纪相当长的时间里学界不是忽视就是否定韦庄的创作成就的现象提出了批评，他认为，"韦庄是唐代最后一个有成就的诗人，他一生以忠实于生活、忠实于感情的态度进行创作，为我们留下了一份宝贵的文学遗产，理应在文学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文章还在对韦庄诗歌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积极的思想意义深入分析的基础上，重新评价了韦庄在文学史上的地位："韦庄也和杜荀鹤、皮日休、聂夷中等人一样，走的是杜甫开创的、白居易等发展了的唐代诗歌的现实主义创作道路，而韦庄在艺术上的成就则又使他的诗作成为唐代诗歌艺术的最后一抹耀眼的余辉。"张天健前文在肯定韦诗某些进步内容的同时，也指出其诗"几乎都带有或浓或淡的感伤"，"他的感伤诗，大都围绕自我抒发感慨，调子低沉，胸野不宏。"张天健后文认为，韦诗艺术特色一是"醇情"，诗人以诗歌把缕缕至情从心河引出，毫不掩饰，叙情而不暗，情浓而不艳。二是"清丽"，这不仅表现在《又玄集》的编选的宗旨上，创作中也构成这一艺术特色。他遣词用语丽而不艳，清而含情，风格清峻、自然、平畅，异于许多晚唐诗人，是独树一帜的名家。

            另外，王水照的《韦庄评传》也对韦庄的诗歌创作成就进行了分析和评价，他认为韦庄的诗歌"较为广阔地反映了唐末动荡的社会面貌，也反映他漂泊四方的经历和凄苦孤寂的心情"，又将韦诗分为伤乱诗、羁旅诗、写景诗等三大类进行分析，谓"其律诗圆稳整赡，音调响亮；绝句则包蕴丰满，发人深省。而清词丽句、情致婉曲为其共同风格"。

            吴庚舜、董乃斌主编的《唐代文学史（下册）》则在文学史著作中首次较为详细地介绍了韦庄及其诗作。他们将韦庄的诗歌创作分为前后两个阶段，认为韦庄前期诗作"敢于面对现实，表现了唐末重大社会问题，从而成为'诗史'"，而后期的诗"更多的却是以王粲等古人自况，哀悼壮志的幻灭"，"仕进不能、退隐不忍、救时无方的苦闷哀伤，成了他此期讴歌的中心主题，即使到了中第授官之后，这种内容和情调也没有多大改变。"他们对韦诗艺术成就的评价是，"韦诗不雕饰，不鄙俚，不生硬枯涩，'务趋条畅'却又有'文外曲致'，每以浅切近情、兴象丰满、情致富足而受到人们的喜爱。"他们还认为，"韦诗的成功，在于多从真实生活中经个人反复体味后提炼而来，既富有生活气息又兼含理趣"，"尤其善传诗人对自然界的某种领悟"，"在细致观察中捕捉有活力的常见生活景象，构成清新秀丽。生机盎然的画面"。

            《秦妇吟》的发现和研究  《秦妇吟》是韦庄的代表作，曾经传诵一时，但失传已久。它的重现于世，是在本世纪初。

            1900敦煌藏经洞被打开以后，法国人伯希和运走了一大批写本和画卷，罗振玉据其从伯希和处所闻俄、英、法、日、美等人先后劫掠的敦煌文物，写成《莫高石室秘录》一文，于1909年《东方杂志》第6卷第11、12期上发表，中有《秦人吟》一目，即《秦妇吟》，此为我国学界得知此诗名之始。稍后，王国维从日本人狩野直喜博士处得见其所抄斯坦因处《秦妇吟》残本，作《敦煌发见唐朝之通俗诗及通俗小说》一文，于1920年发表于《东方杂志》十七卷八期，其第一段即为《秦妇吟》残篇，是为我国人得见《秦妇吟》原文之始。

            1923年，伯希和录巴黎所藏天复五年张龟写本，及伦敦博物馆所藏梁贞明五年安友盛写本，并将这两种《秦妇吟》卷子寄罗、王二氏。次年（1924年）罗氏即将此两种写本互校，全文印入《敦煌零拾》，是为我国人得见《秦妇吟》全文之始。同时，王国维复据伯希和所寄两本及先前从狩野直喜博士处迻录之残本，略事校勘，列举各本之异同，发表于《北大国学季刊》第1卷第4号，题为《韦庄的〈秦妇吟〉》，是为我国人正式作《秦妇吟》校勘之始。

            与罗、王二氏同时作研究者，有英国人小翟理士博士（Dr.  Lionel  Giles），他是大英博物馆东方部主任，即管理敦煌写经者。他于1919年在馆中发现三种《秦妇吟》写本，乃作论文一篇，于1923年英国皇家亚洲学会百周年庆祝会上宣读，后又就五种写本重新写定，于1926年发表于英国《通报》第24卷第4、5合期。1927年，张荫麟转译为中文，题为《秦妇吟考证与校释》，发表于《燕京学报》第1卷第1期，是为我国人得读《秦妇吟》与韦庄事实合证之始。

            此外，郝立权作《韦庄秦妇吟笺》，更为笺证、笺注，于史实、典故并发抉之，于1931年发表于《齐大月刊》第2卷第3期，是为我国学者笺注《秦妇吟》之始。此后，黄仲琴又作《秦妇吟补注》于1933年发表于中山大学《文史学研究所月刊》第1卷第5期，则为郝立权后专研究《秦妇吟》所述之史事者。

            稍后，刘修业又撰《秦妇吟校勘续记》，不但详述了本世纪《秦妇吟》研究之经过，而且又重点介绍了王重民新发现的巴黎图书馆中的Pelliot  3780  、Pelliot  3953两种本子，至此，共发现《秦妇吟》七种本子。该文还用这七种本子对校，于各本文字之异同，又作了一次校勘，其中不乏超越罗、王之处。

            1936年，陈寅恪发表了《读秦妇吟》。该文从史实与地望考证诗中所述从长安到洛阳，以及从洛阳东奔之路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