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9章
然其中最重要之点，乃在揭示了韦庄晚年之所以讳言此诗的缘由。作者认为，"无论其是否为端己本身之假托，抑或实有其人"，"秦妇吟"中之秦妇，因黄巢洗长安后逃难出城，其路线必经杨复光部队之防区，如秦妇避难之人，于丧乱中，弱不自济，而有委身驻军之事。陈寅恪推测杨军八都大将之一王建，后为"前蜀创业垂统之君，端己北面亲事之主"，必有女委身之事，韦庄之《秦妇吟》"流行一世，本写故国乱离之惨状，适触新朝宫阃之隐情，所以讳莫如深，志希免祸"，故虽系其生平之杰构，亦不得不禁其传布。
陈寅恪文发表后，即在学界引起较大之反响，使得此后相当长的时间里，学界仍热衷于为《秦妇吟》作笺注和讨论韦庄讳言此诗之原因。
如，1941年冯友兰发表了《读秦妇吟校笺》，在陈寅恪之说的基础上提出另一解释。他认为"惟其所以冒犯之处，则似尚有另一解释之可能" ，即诗中"路旁试问金天神"一段，"即是指斥当时军阀之语"，"指斥军官之残暴扰民，过于黄巢，而杨复光总陈蔡之兵，西入关中，其路线有经过新安之可能。如此，则此段所指斥，又为杨复光军，或有为杨复光军之嫌。而其所事新朝之主，及新朝中一部之同僚，又适为前杨复光军中要人。故其讳言此诗，不但为志希免祸，且系出于人情之常，所谓'不好意思'者。"稍后，徐嘉瑞也作《秦妇吟本事》与陈寅恪商榷。该文认为韦庄讳言此诗，且欲删去诗中两句，"并不是触怒公卿，而是触怒宦官田令孜"，然韦庄所以不存《秦妇吟》，则另有故。作者又认为，此诗中应删的也不止一句两句，其中成问题的太多，所以全篇删去。最重要的有三个原因：（1）"触犯田令孜"这一原因，在田令孜未死之前，是很重要的；（2）"写洛下屯师抢劫，触犯时溥及其部下"，以上两个原因都是景福二年以前最大的忌讳；（3）"讽刺僖宗太过，为王建所不喜"。文章认为陈寅恪的假设是可能的，但不是必然的。徐嘉瑞文发表后不久，周一良又撰《评〈秦妇吟本事〉》，认为徐文"关于本事方面，作者推定两点颇有理据"："第一是解释'皆言博野自相持，尽道贼军来未及'的'博野'"，"为'博野军'的倒戈，是不错的。""第二是解释'自从洛下屯师旅'的'师旅'，为时溥所领由徐州西行赴难，剽掠河阴，终于东归的军队。按之史文，诗句和浣花集其他作品，都较颇相符合。"但周一良又认为徐文对韦庄欲自删此诗的三点原因的解释"都太近乎揣测，很难认为满意"。
五十年代，除了陈寅恪本人又撰《秦妇吟校笺旧稿补正》，为其旧说作进一步的补正和阐释，刘文典的《群书斠补》也为陈寅恪的旧笺作补注。
八十年代以后，学界仍然在探讨韦庄讳言《秦妇吟》的缘由。如，俞平伯的《读陈寅恪〈秦妇吟校笺〉》重新评述陈寅恪旧说。而张业敏则对陈寅恪说提出商榷，他在《关于〈秦妇吟〉研究中的两个问题》中认为，从《北梦琐言》的记载中可以看出，韦庄被戏称为"秀才"，是在《秦》诗写成后的事，其自讳即因此而起。但其仕蜀却是在写此诗十余年后的事情，因之"触隐情"说不可信。作者认为《秦》诗包含着一些惹得唐朝"公卿贵人们不快的思想感情"，这对于"一向攀龙附凤、一心向上爬的韦庄，自然是很不利的"。而要取谅于公卿们，"唯有自我否定全诗"。这就是韦庄自禁《秦妇吟》的真正原因。马茂元、刘初棠的看法则不同，他们在《韦庄讳言〈秦妇吟〉之由及其他》中认为，韦庄讳言《秦妇吟》是因为他"写诗的本意，固然在于渲染、夸大黄巢农民起义军的'暴行'，揭露官军残害百姓的罪恶。但在韦庄做了蜀主王建的臣子之后，他就不得不考虑到蜀主王建及其部下与《秦妇吟》诗中所咒骂的黄巢起义军以及残害百姓的官军之间有着某种联系"。他们还通过详细的考证，认为韦庄所"委身的前蜀王朝的创业之主王建，本人的出身就是个地地道道的贼"，而且他"和韦庄《秦妇吟》力所称为'贼'的黄巢农民军有着既对立又统一，剪不断，理还乱的复杂微妙关系"，这样诗人既仕于王建，熟知王建"雄猜多机略，意尝难测"，那么《秦妇吟》"对黄巢农民军的种种丑化，在王建看来，岂不是指着和尚骂秃驴？何况黄巢起义军与王建的部队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因此，"为了全身远害，他不得不湮没自己的成名之作。"同年发表的张天健的《〈秦妇吟〉讳因考》也不同意王国维、陈寅恪的观点，其看法与张业敏文差近，认为"韦庄为《秦妇吟》撰家戒，'他日'，应当是光启元年僖宗还京之日，并非时隔二十年的'复贵'之时；'讳因'并非针对王蜀而为的'志希免祸'，而是针对'公卿垂讶''谤议横生'。"
八十年代以后，《秦妇吟》研究的新进展有两个：
一是《秦妇吟》敦煌写卷的新发现。1983年，柴剑虹撰文说，他在伦敦藏的缩微胶卷中，"发现了《秦妇吟》的第十个写本残卷"，"该卷编号S·5834 ，下半部残缺，共十三行，每行存七至十一字不等。前十二行为残诗，末行书抄写年月"（ "年代为贞明陆年岁在庚辰十贰月"）。他认为这一残卷与现藏巴黎的P·2700 卷原来正是同一写卷，后因伯希和与斯坦因劫盗而致使此卷一撕为二。
二是对《秦妇吟》诗的思想和艺术进行的分析和评价。此前的《秦妇吟》研究大多局限于文本的校勘、整理和史实的笺证等，八十年代以后，学界才开始对此诗的思想和艺术进行探讨。王水照的《关于韦庄〈秦妇吟〉评价的两个问题――兼论古代作家对农民起义的一般看法》》，1980年8月版），文章认为韦庄从维护唐王朝统治出发，对起义军多有诋毁，进而形成了全诗的一个主要思想倾向，这是不必讳言的。但是，就在这类的描写中，我们可以看出某种历史的真实，诗中夸张起义军进入长安时的混乱情况，恰恰暴露出封建统治者在伟大人民力量面前所表现的仓皇失措和腐败无能。这些暴露和反映虽然不是韦庄的主观思想，却是诗歌形象本身所具有的客观意义。张业敏的《韦庄〈秦妇吟〉思想性辨议》也指出，以前对《秦妇吟》的评价是偏颇的。该文认为，此诗有同情人民苦难、反对官军害民和藩镇不忠、哀叹王朝衰败和反对农民起义几个方面，它们互相关联，又相对独立，不能混为一谈。除反对农民起义外，其它思想内容应肯定。就反对农民起义问题来说，张文也指出，这与黄巢起义打破了韦庄中举的美梦有关，而且，黄巢起义亦不是无可非议的，《秦妇吟》写义军在长安的行为"基本上是真实的"，"并非无中生有的歪曲诬蔑"。韦庄反黄巢起义只能说是受时代和阶级局限，而《秦妇吟》的认识意义和史诗价值，在我国诗史上的地位不容低贬。牖人的《论〈秦妇吟〉的艺术真实》的看法也和张文类似，作者首先从历史角度考察了《秦》诗前半部分对黄巢军描写的真实性，然后又讨论了如何看待黄巢起义的破坏行为、如何对待史料等问题，破除了学界"长期以来对农民起义只能言其功，不能道其过；只能说其善，不能论其恶"的"道德化的历史观"，认为"这种观念，无论用于衡文、论史还是人都是非科学的"，而且"要认真对待文史资料，在全面占有、综合分析的基础上作出科学的结论，不应采取绝对主义的态度，把出自与农民敌对者之手的史料一概斥为虚妄、诬蔑"。
作品集的整理和出版 向迪琮校订的《韦庄集》，是较早一部对韦庄作品进行全面整理的成果。该书诗集部分（《浣花集》和《浣花集补遗》），据《四部丛刊》影印明人朱承爵刻本、清康熙席鉴刻本及《全唐诗》等互校排印；词集部分（《浣花词集》），辑自《花间集》和《尊前集》等书，并参校《全唐诗》。
李谊的《韦庄集校注》是韦庄文集整理的又一收获，该书校勘部分在吸收向著成果的基础上，又广泛借鉴五十年代以后的韦庄研究成果，全书分诗、词、文三部分，最后附录有关志、传、诸家评论、书录题跋和直到1983年的论文索引。
对韦庄作品进行整理的单篇文章有齐涛的《韦庄〈浣花集〉卷次辨误》等。
万曼的《唐集叙录·浣花集》对韦庄作品集的流传情况作了比较详细的考证和交代。
第四节 皮日休、杜荀鹤、罗隐、陆龟蒙、聂夷中研究
皮日休、陆龟蒙、聂夷中、杜荀鹤、罗隐等人是唐末诗人中的佼佼者，但是，本世纪前半叶人们除了在一些文学史、诗歌史中偶一提及外，研究他们生平和思想的专论可谓寥寥无几。五十年代以后，随着当时理论界对现实主义文学精神的提倡，人们开始评价他们诗歌在反映社会现实、民生疾苦等方面的成就，进而对他们的生平和思想也展开了较为深入的研究；而到八十年代以后，又着重探讨他们在诗歌艺术形式方面的贡献，从而使得这四位诗人的研究在世纪末初具规模。
一、皮日休研究
生平和思想研究 有关皮日休生平和思想的探讨，是从五十年代开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