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6章
贺中复的《论五代十国的宗白诗风》也是一篇颇有份量的对五代十国诗坛进行综合考察的论文。该文认为此期存在着的可观的宗白诗风，其势力与影响都超过了学温李、效贾姚者，然后依取向、诗风的相对差异，以后唐灭亡（公元936年）、南唐开国（公元937年）为界分作前后两期，谓前期宗白诗人的创作的承唐新变主要出自对咸通以来"风雅道丧"的不满，在主学白居易的同时兼取多家之长，发扬地方文化传统，以反拨、博取求创新，在"古"与"今"、"复"与"变"中求发展，并以巨细不一、各有偏重而呈现出多样性、多极化特征。而五代诗歌演至南唐开国，由前期的承唐转为后期的启宋，究其关键，则取决于宗白诗风的转型性新变。而且后期宗白诗的创新已不像前期那样基本限于个别方面的尝试，其自觉性与总体观照都显明地加强了。经南唐李建勋、冯延巳、冯延鲁和徐铉等重要诗人的相继探索，形成了五代后期宗白诗风的四大特征：（一）吟咏性情，（二）次韵唱酬，（三）"率意而成"，（四）清新雅淡。个性鲜明的南唐宗白诗，其势力之强大甚至制约了江左追风贾、姚的李中诸人的创作，使其继齐己之后进一步趋近白居易。而其风北渐，更有力促成了中朝宗白诗风的兴盛。南北相继盛行、愈演愈烈的五代宗白诗风以强劲势头进入北宋。
刘宁的《唐末五代诗歌研究》对五代诗歌的探讨更为深细和全面。该文从诗人群体、诗体创作、诗学批评及与宋初诗坛的联系四个方面考察了唐末五代的诗歌状况。该文的绪论阐述了以咸通元年为唐末诗坛起始点的分期考虑。第一章研究了唐末五代诗人群体及其创作特点，根据地域的不同将五代诗人分成中朝、南唐、西蜀、楚国、闽地、吴越六个群体，并分别论述了各个群体的构成和创作特点，还就群体创作涉及的时代思想背景及创作中的一些重要现象作了分析。第二章研究了唐末五代诗体的创作状况，分别讨论了五律、七律、绝句及古诗乐府的创作情况：此时的五律呈现出对贾姚五律的复杂流变，继承了姚合五律平淡有味的艺术旨趣，围绕这一旨趣发展了苦吟的语言方式，形成浅切的诗风；七律出现了思理加强的特点，相当多的作品通过引入比较丰富的现实思考拓宽抒情深度，通过白居易、李商隐七律艺术的影响，继承了杜甫思考现实人生的理性品质，为宋代诗人在七律创作上取法杜甫提供了直接的创作背景；绝句吸收了丰富的表现方式，发展了明显的议论风格，抒情方式的探讨穷力追新，对绝句的叙事功能也有所开拓；歌行的影响比较普遍，成为当时诗人在近体之外普遍接受的体裁。第三章研究唐末五代诗学批评的理论变化及其局限，认为唐末五代的风雅观注重雅颂，反映了文官政体制度化加强对雅颂教化的强调，同时由于唐末政治的腐败，制度化的发展趋于消极，风雅观也流于虚饰政治的儒家教条，缺少积极的理论建设；讽喻怨刺等内容受到排斥，追求以个人闲适之趣美王化。第四章分析了宋初诗坛与唐末五代诗坛的联系，尤其是白体、昆体的创作状况及南唐诗艺对宋初诗坛的影响，认为宋初诗人学习南唐诗歌秀丽的语言风格，使白体的雅颂内涵获得更有艺术魅力的表现，杨亿等人的昆体创作并没有简单否定南唐诗艺，而是体现了艺术上的推进。
花蕊夫人及五代十国其他诗人研究 本世纪学界对五代时期具体作家的研究很有限，除了花蕊夫人等少数诗人的生平和创作探讨得稍深入外，余皆较为肤浅。
本世纪上半叶，研究花蕊夫人的文章有浦江清的《花蕊夫人宫词考证》，考证出宫词为前蜀王衍时的作品，咏宣华苑中景物情事，作者或为前蜀开国主王建之小徐妃，王衍之生母，宫中号"花蕊夫人"者。亦恐杂有其姊大徐妃与后主王衍诸人之作。文末并附宫词校定本九十八首及疑误之六首。
八十年代以后的花蕊夫人宫词研究也主要是围绕宫词作者是谁而展开的，如樊一的《"花蕊夫人"〈宫词〉作者是谁》从《宫词》中找出若干内证，其中又以王衍生日问题最重要，认为冠以"花蕊夫人"之名的《宫词》，其"著作权"只能属于前蜀花蕊夫人即小徐妃。类似的文章还有罗树凡的《也议花蕊夫人及其宫女诗》、张天健的《花蕊夫人诗事新议》、王文才的《花蕊夫人氏籍辨》等。
缪志明的《小议花蕊夫人宫女诗》从艺术得失的角度，对宫女诗进行研究，认为花蕊夫人的宫女诗，具有短小、平易、细腻、传神几个特点，比起某些男子的同类作品，写得有血有肉，略高一筹。
徐式文笺注的《花蕊宫词笺注》是目前较为完备的花蕊夫人宫词的整理成果，笺注简明，具有普及性。
五代十国其他诗人研究 学界对五代十国其他诗人的研究更为淡薄，除了傅璇琮主编的《唐才子传校笺》第四册、吴在庆的《唐五代文史从考》中多有对唐末五代诗人生平、作品的考辨，另外还有一些单篇论文也涉及到此，如曹汛的《南唐处士朱贞白》、房日晰的《南唐诗人李白》、黄志辉的《关于孟宾于生平事迹的若干考证》、倪文杰的《徐铉诗韵考》等。
第七章 王维、孟浩然研究
第一节 孟浩然研究
孟浩然在盛唐诗坛享有很高的声誉，他的高洁的品格和精湛的诗歌艺术对当时许多诗人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故自唐代以来他一直受到诗评家的关注。本世纪的学人在孟浩然的生平、思想和诗歌艺术等方面的研究更是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现择要介绍如下。
一、孟浩然生平研究
本世纪关于孟浩然生平研究的成果很多，主要有：刘甲华《河岳诗人孟浩然》、李光璧《整理孟浩然传记之中心问题》、王达津《孟浩然的生平和他的诗》、陈贻焮《孟浩然事迹考辨》、谭优学《孟浩然行止考实──唐诗人行年考之一》、傅璇琮《唐代诗人考略·孟浩然》、屈光《孟浩然首次入京考》、陈铁民《关于孟浩然生平事迹的几个问题》、孙维城《孟浩然入京事迹考》、屈光《孟浩然二次入京考》、王从仁《孟浩然"年四十游京师"考辨──兼与傅璇琮先生商榷》、孙维城《孟浩然三入长安考》、王达津《孟浩然生平续考》、李景白《"李白遇明皇"事质疑》、陶敏《孟浩然交游中的几个问题》、李浩《孟浩然交游补考》、王辉斌《孟浩然集中之卢明府探考》、刘文刚《两唐书孟浩然传辨证》、王辉斌《孟浩然年谱》（上、下）、王辉斌《孟浩然入京新考》、李浩《孟浩然事迹新考》、屈光《孟浩然开元八年前后首次入京补考》、王波《孟浩然行年新考》、陶新民《孟浩然行踪辨异》等。
上述研究成果基本上围绕着这样几个问题进行探讨的：
入京的次数和时间 两《唐书》皆认为是浩然四十岁时入长安，千年以来无异辞。陈贻焮《孟浩然事迹考辨》亦认为孟浩然开元十六年冬（四十岁）入京师应进士第。傅璇琮《唐代诗人考略·孟浩然》则认为此说"大为可疑"，他认为孟浩然在开元十六年，年四十岁以前即已淹留长安。后来陈铁民在其《关于孟浩然生平事迹的几个问题》中又对傅璇琮之说表示异议，认为陈贻焮《孟浩然事迹考辨》"断孟入京赴试的时间为开元十六年冬，似无大误"。
四十年代，李光璧《整理孟浩然传记之中心问题》首先对此说提出异议，认为四十应是约数（实际上是开元二十年，浩然年四十四），且是二次入京。首次入京，当在年三十时。文章还就其本诗所述，论其三十入京之痕迹；再由其游踪地理考其四十入京之详细行程、路线。
三十年后谭优学的《孟浩然行止考实》也持孟浩然一生两入长安说，但他认为两《唐书》所说孟开元十六年入长安系第一次入京，孟浩然第二次入京"必在开元二十一年"。此后屈光相继撰《孟浩然首次入京考》和《孟浩然二次入京考》，力主孟浩然两入长安说，屈光认为，谭优学虽然提出了两次入京说，但他：第一，沿袭四十入京说；第二，历叙浩然自京返楚路线有误；第三，二次入京的年份考证不准确。据屈光考证，浩然首次入京在三十二岁左右，时为开元八年。文章又从四个方面论证了傅璇琮《唐代诗人考略·孟浩然》中提出的孟浩然开元十三年至十五年入京的说法不能成立。屈光最后认为，开元二十年冬或开元二十一年春（年四十四或四十五岁）又应襄州刺史韩朝宗举荐二次入长安。
孙维城先是著《孟浩然入京事迹考》支持二次入京说，但他对屈光文中所论两次入京的时间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认为孟第二次入京正是《旧唐书》所称的"年四十来游京师"的一次，时为开元十六年，然后通过对开元八年至十一年间任尚书左丞者的考证及根据屈文对开元十一年至开元十三年任尚书左丞者的考证，得出孟约于开元十三年――十五年间游历长安的结论。在此文发表后不久，孙维城又著《孟浩然三入长安考》，认为孟浩然一生实三入长安。与此同时，王达津也著《孟浩然生平续考》，提出孟浩然多次入京，其可考者有三次，第一次是开元七年（719），他三十岁后曾入京，第二次入京似在开元十一年，第三次入京当在开元二十年冬，到达可能在二十一年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