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5章
梁超然的《论晚唐诗人于濆》则指出了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他的四十五首诗中，没有一首酬答、唱和之作。于濆的诗作大多能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一定的社会问题；而且于濆是晚唐写边塞诗较多的诗人，他的边塞诗在边塞战争的题材中，在描绘社会现实的题材中，在深刻性方面比之前人有了新的突破，较之前人提供了新的东西。梁超然的另一篇文章《于濆的边塞诗与晚唐边塞诗的衰微》则以于濆的边塞诗为主要对象兼及其他诗人作品，分析了晚唐边塞诗的特点，探讨边塞诗作为一个流派在晚唐衰微的原因。
其他晚唐诗人研究 对晚唐其他一些中小诗人，学界也给予了一定的关注，唯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极有限，故下面只对有关文章或专著略作交代：
如有关齐己的文章则有陈蒲清的《论僧齐己》、黄新亮的《论释子齐己的社会诗》、吴在庆的《〈唐才子传·齐己传〉笺证》、周介民的《齐己生卒年考》等。
研究方干的文章主要有吴在庆的《方干的隐居生活与诗歌》、周寅宾的《论方干的浙江山水诗》、吴在庆《浅谈方干的诗歌》等。
研究雍陶的文章则有周啸天的《雍陶生平及诗歌创作初探》、梁超然的《雍陶交游考》、李光富的《兴来聊赋咏，清婉逼阴何――谈唐代成都诗人雍陶和他的诗》、王定璋的《矜负好句 自比谢柳――雍陶诗歌简论》等。
涉及刘驾的文章主要有：卞岐的《晚唐诗人刘驾和他的作品》、《刘驾生平的补正》、梁超然的《刘驾交游补考》、梁超然的《刘驾的交游、行踪及其他》等。
涉及曹唐的专论主要有：梁超然的《晚唐诗人曹唐及其诗歌》、陈继明的《曹唐诗歌略论》、梁超然的《晚唐桂林诗人曹唐考略》等。
有关赵嘏的研究成果则有艾芹的《一声留得满城春――试谈赵嘏诗歌的意境美》、谭优学注《赵嘏诗注》、胡可先等《赵嘏事迹考索》等。
涉及崔致远的文章主要有马家骏的《崔致远和他的诗》、金东勋的《晚唐著名朝鲜诗人崔致远》、周旻的《晚唐诗与崔致远》等。
涉及李远的文章则有梁超然的《晚唐诗人李远考略》、 梁超然《〈唐才子传·李远传〉笺证》等。
研究李涉的文章则有刘虎开的《试论李涉的诗歌》、张虎升《试论李涉的诗歌》等。
此外，还有魏玉侠的《李频诗简议》、杨秋瑾的《李频交游小考》、陈冠明的《唐诗人卢贞考辨》、季国平的《皇甫松生平著作考述》、曹汛的《刘象考》、陶敏的《陈陶考》、张天健的《简评唐代诗人唐求》、陈尚君的《袁郊未任翰林学士》、张如安《唐释宗亮诗辑存》、汤华泉《张乔考论》、华岩的《关于马戴及其诗歌》、沈家庄《〈香奁集〉的作者不是和凝》、江弘基的《晚唐两位京兆诗人（张孜、秦韬玉）》等。
二 五代十国诗歌研究
五代十国也是中国文学史上比较重要的时期，这一时期不但词坛大盛，产生了许多优秀的词人和词作，而且诗人们也担负着承前启后的历史任务。但是，本世纪学界除了对五代词的情况较为关注、研究较多，对此时诗歌的研究则显得相当薄弱，所幸这种研究状况到本世纪末初步得到了改观。首先是吴在庆等学者从八十年代就开始对唐末五代一些诗人的生平和作品的有关问题进行考证、甄辨，为进一步探讨五代诗人的生平事迹和诗歌创作打好了基础，其次，刘宁的博士论文《唐末五代诗歌研究》用了相当大的篇幅考察了五代诗人群体的构成方式及其创作特点，更可注意的是该文还从文学史流变的角度，探讨了五代诗歌所取得的艺术成就和在唐宋诗歌艺术转型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总之，到本世纪末，五代文学尤其是诗歌研究已经初成规模，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
五代十国诗歌综论 本世纪上半叶，学界对五代诗歌的研究首推郑振铎的《五代文学》，该文虽然以论述五代词为主，然亦述及此一时期诗人和诗坛的情况，作者指出，"比之新曲的词来，五七言的旧体诗，在此时殊为衰落"，"五七言的古律诗，在此时作者仍是很多的；然而作者虽不少，却很少有伟大的诗人"，作者列举了司空图、罗隐、冯道、韩熙载、李建勋等近三十位诗人的作品，进行分析，其中的评语亦颇精警。他后来在《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也认为，"这时代的五七言诗坛也并不落寞。晚唐的诸派竞鸣的盛况，此时代仍然继续下去"，遂对南唐、西蜀、中原、闽中的诗人群作了简短的介绍。
第一部较系统地对"五代诗歌"进行探讨的著作，是杨荫深的《五代文学》，该书按朝代和国别分述了五代、十国的文学创作情况，其中虽然亦以词为主，但对诗人及其五七言诗作的研究显然比同时期的其他论著要细致、深入些。在五代诗歌中，作者尤推重后周的诗歌创作，谓"五代文学之中，以后周为最兴盛"，并分析造成这种情况的两个原因：一是由于当时帝王的倡导，二是前代文学之士的来朝。在十国诗歌中，该书于南唐诗坛颇费笔墨，说"南唐词人虽少，而作旧体诗的却很多"，遂重点分析了韩熙载、李建勋、沈彬、孙鲂、廖凝、陈陶、陈贶、刘洞、江为、伍乔、左偃、李中、孟宾于、成彦雄及徐铉等人的诗作；另外，该书亦颇重视闽之诗坛，谓在闽太祖时，"宾至如归，唐之衣冠卿士，跋涉来奔"，故"闽文学遂得称盛"，对韩偓、黄滔、崔道融、徐寅等人的作品也比较称赏。
在郑振铎和杨荫深之后五十年里，学界似乎忽略了五代十国的诗坛，人们除了热衷于分析当时新起的词外，几乎无人关注当时五七言诗歌的创作情况。直到八十年代中后期，学界才又开始对五代诗歌进行探讨。就八十年代发表的有关文章看，仍以概述为主，如向以群的《南唐文学风尚略论》、姜超的《西蜀词风和南唐诗意》，考辨性质的文章只有何绰如《唐五代应制诗辨疑》。
较有深度的倒是罗宗强《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一书对五代时期诗歌创作倾向和审美趣味的论述。作者指出，"儒家传统的伦理道德准则在士人中此时已丧失殆尽了"，"社会思想的这种不知不觉的变化影响到文学思想上来，便是功利主义的文学观如诗教说和明道说的失去现实意义。""文学思想的主要倾向，是缘情说。缘情说从两个方面发展，一是走向娱乐消遣，因此追求轻艳；一是虽用于消遣，而着重于追求真情抒发，追求内心感情的细腻表达和意境的细美深广。"
进入九十年代以后，人们对五代诗歌的综合研究开始摒弃表面化、浮泛性的概论，进入渐趋深细的探讨阶段。如陶亚舒的《从前蜀文化的世俗化看前蜀诗词》从文化背景的角度看前蜀诗歌的审美趣尚，文章指出，前蜀文化的特点是世俗化，主要表现为偏离儒家传统，崇尚审美技艺，以娱乐消遣为中心。这一特征的形成受到时代与地域的双重影响：一是相对安定的巴蜀地区经济繁荣，市民阶层增大，对世俗娱乐文化需求上涨；二是五代时期大一统格局遭到破坏，儒家道统控制力弱化，使世俗文化乘隙而起；三是蜀主满足偏安享乐，尤其是后主王衍，是加剧世俗文化享乐倾向的催化剂；巴蜀地域文化原又有尚实不尚理、重艺不重气的特点，也是前蜀时期文化世俗化的温床。前蜀词正是在这张温床上产生的典型地体现文化世俗化倾向的文学样式。而前蜀诗由于受"言志"、"思无邪"等儒家诗教的巨大历史惯性的制约，明显地与词异趋分途。彭万隆的《引商刻羽 风流未泯――五代诗歌的思想意义》则一反众说，强调五代诗歌的思想意义，认为五代诗歌作为五代的一面镜子，全面而深刻地反映了那个乱离岁月的现实人生，认为五代诗人从各个方面对统治阶级进行了深刻的揭露，表现了深沉的黍离麦秀之悲和侨寓播迁之感。
而贾晋华的《五代泉州诗坛》则可以说是对五代时期某一地域诗人群体进行的较有成效的研究。该文通过较为细致的考察，指出在唐末至后梁中，以王延彬为中心，在泉州聚集了一批诗人禅客。这一诗人群的作品散佚严重，但从现存作品中，仍可见出其创作倾向和特征："咏物诗为泉州诗人群喜用的题材"，"这类诗多用七律写成，雕琢辞藻，修饰华艳，摹刻细微，抒写委宛，颇近于温、李一派诗风。"五代后期，泉州仍活跃着不少诗人，主要有詹敦仁、詹琲、刘乙三位诗人，"他们现存的诗歌作品以表现隐逸生活情趣、描绘山水景物为主，风格较为清新淡逸，自然浑成，不落僻细苦吟之迹，与韩偓、颜仁郁的隐逸诗相承。"文章最后还论述了泉州诗人在当时诗歌史上的地位："五代十国的诗歌主流大致有二：其一学白居易，中原各朝及各藩国台阁诗人多趋此体；其二学贾岛及其变体郑谷等，庐山、湖湘、荆渚等地隐逸诗人多走此路。而泉州诗人却由于受韩偓及禅风影响，上承温、李和盛唐，诗歌风格呈现出华丽、清壮、淡逸等特色，于白体、晚唐体外拔戟自成一队，在五代诗歌史上占有一定地位。"
张兴武的《论五代诗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的位置》则认为，五代诗作为一个独立的发展阶段，上接唐末，下启宋初，前后经过了一百三十多年，是超越于时代更替的，它在中国诗歌史上的位置与价值，在于其完成了从唐诗到宋诗的过渡，贯穿于这一过渡时期的诗风流变线索主要有"白体"、"昆体"、"晚唐体"及"词代诗兴"，其流变过程既有一贯性与整体性，又有明显的阶段性，这从白体诗的演变轨迹中可以看得十分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