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5章

                                    》、姜光斗的《辋川诗与南宗禅》、〖日〗内田诚一《王维"安禅制毒龙"考辨兼其佛教诗的实践性》、赵昌平的《王维与山水诗由主玄趣向主禅趣的转化》、陈允吉的《王维〈辋川集〉之〈孟城坳〉佛理发微》等。

            曲世川文认为，王维在禅宗思想的影响下，并在长期的优美静谧的山水园林生活中，形成了具有佛教特征的任运自在的美学观念，表现在他中晚年的山水诗中，主要有三种类型：一是以静寂为任运自在之美，写了一些静寂、肃穆的山水诗，二是以清丽为任运自在之美，写了一些优美、幽深的山水诗，三是以自然为任运自在之美，写了一些物事的自生自灭、自动自息的山水诗。他中晚年山水诗的清远的风格，正是他任运自在的美学观念的体现。

            孙昌武文认为，禅宗思想对于形成王维山水田园诗那种"澄淡精致"、"浑厚闲雅"的独特风格，起了积极作用。其影响于王维的诗歌艺术，可以从三个方面分析：以禅悟入诗、以禅趣入诗，以禅法入诗。具体地说，以禅悟入诗，违背了诗歌重主观抒情和形象描绘的原则，损害了诗的内容，也破坏了艺术上的完整；以禅趣入诗，在内容上往往是消极的，却有助于突出自然界清幽、静谧、肃穆的诗情，有助于形成他的诗高简闲淡、凝神静虑的境界；以禅法入诗，大大丰富了诗歌的构思方法和表现方法，使他的诗歌在意境创造上不重迹象重传神，主客观浑融一体，在意蕴的表现上，言有尽而意无穷，语短情浓，更值得重视。

            史双元前文认为，王维的一些诗作，往往把自己心领神会的禅悟包含在具有美学意义的象征性图景里，在具有象征意义的图景中再现空灵清静的禅悟之境，"以假造之景象"，"显示人生、宗教或道德、哲学某种深邃义理"，这使他的诗既含蓄隽永，又平淡自然。后文则指出，王维将他所理解的禅理，所感受的禅境融入诗情画意之中，这类诗大都具有"俗"、"真"，明、暗，显、隐二相，既可以从世俗的角度得到美感，又可以从"胜义谛"感悟生慧。文章进而分析了王维一些作品中的禅理、禅趣、禅境。

            陶林文指出，王维禅宗美学观的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对空寂之美的追求与赞颂"，但这种空寂"是根植于现实和人世以心灵体悟到的空寂，是内含着万物的实有和灵动的空寂"，并由此导致空灵美学风格的产生。王维诗中出现最多而且最能代表诗人风格的是"山、明月、白云、清泉、松、竹等意象"，"形成了以'空山'为中心，再向上下左右四方伸延的多层次的立体空间结构，而不是单向演进的结构"，因而王维的山水诗有"一种空朦旷寂而又灵动之至的美学效果"。

            李育仁文则认为王维"是有选择地接受了大乘般若学的'中观'学说的某些影响"，同时也受《庄子》的"逍遥"、"齐物"，特别是"无动而不变，无时而不移"的"物化"思想的影响。这不仅使王维有着消极的人生态度，而且使其诗中产生虚幻的境界。作者不同意有的文章把王维优秀的山水诗说成是"寄托禅理"之作，更不同意"用佛经、王诗互相对照、注释"，从而"完全抹煞王维诗的客观性、真实性和社会功能，即美感作用"的做法和论断。

            赵玉桢文对学界普遍认为王维山水田园诗受禅宗思想影响提出了不同意见，作者首先从王维山水田园诗创作的过程和几次隐居的心态着手，分析王维中前期所作的山水田园诗并未受禅宗多大影响。作者指出，王维的山水田园诗，除个别专谈佛理禅机之外，都不能说他们渗透着禅宗思想充斥着禅宗生活情趣。王维山水诗中艺术风格的形成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因素：一是幼年时生活环境的熏陶，是王维对大自然幽美环境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和依恋之情，二是前代田园山水诗尤其是陶、二谢诗对王维山水田园诗有着深刻的影响，三是他高妙的山水画艺术与山水诗艺术的互相影响，相辅相成，这是三者之中的关键。文章最后说王维山水田园诗中洋溢着生活美和艺术美，王维把自己充沛的感情和充实的思想通过自然界的蓬勃生机和美妙情趣在诗中艺术地表现出来了。

            赵昌平文认为，王维的《终南山》、《初入终南》等诗，"虽然气调仍较明朗宽大，而体格亦仍较多对前代的借鉴，然而在山水诗中表达禅趣的意向是明确的，因而在诗歌意象上表现出虽仍不废刻画，但却力图摆落对象的具体形相，多通过化实为虚的手法来使对象虚化的倾向。这类诗作可以视为由主玄的山水诗至主禅的山水诗之接合部。"  文章又指出，"《辋川集》的意义在于，它本身并非有意证道之作，而是一组游览诗，但它又是一组含蕴了诗人深刻的心理积淀、文化积淀，因而将业已转化为诗人才性的禅的讲究刹那体验的思维形态，融入了即时即地心境的游览诗。也就是说，在诗人心物相缘的创作过程中，禅的意识，已不再是诗歌的外围成分，而成为诗心的内含成分，并熔炼了诗人的种种艺术素质，随时随地地表现出来。这种表现又引起了对山水诗诗体形式的新要求，从而又促进了五绝体势的发展。"

            另外，葛晓音在《山水田园诗派研究》一书中对王维山水诗与禅宗之关系的分析也颇为独到，作者首先指出，"南宗的顿悟性空之说对于王维观照自然的方式是有影响的"，"有助于诗人在欣赏自然时摒除烦虑和杂音"，"在虚静之中可以听到平时听不见的声音，感觉到平时难以觉察的动静"，写出了诸如《鸟鸣涧》这样的好诗；其次，王维还善于用丰满的色相渲染禅寺，如《游感化寺》"所有意象的选择都格调一致，色彩鲜明，富有宗教壁画的装饰趣味，从而构成了一幅金碧辉煌的梵天仙境图，生动地展现了佛经中描绘的极乐世界。"作者还指出，"将禅境化入多种风格的记游诗，以丰富山水诗的内容和表现艺术，正是王维对山水诗的重要贡献之一。"作者最后认为，"王维的空静之境固然是吸收了禅家涤清烦虑、自悟性空之说的产物，但也是他追求真淳高洁的审美理想融合在高度提纯的自然美之中的结晶。当他晚年在长安'唯以禅诵为事'，丧失了生活情趣之后，即无好诗，亦可足证对禅境的体会并不是王维取得高度成就的主要原因。"

            六、其他题材的诗歌、诗歌体式和文赋研究

            边塞诗和其他题材诗歌  在山水田园诗之外，王维还创作了大量的边塞诗、送别诗和应制诗，但是学界对王维这些题材的诗歌的研究无论从质量和数量上远逊于对王维山水田园诗的研究。

            就边塞诗的研究而言，主要有张清华的《论王维的边塞诗》、王从仁的《论王维的边塞诗》、马秀娟的《论王维的边塞诗》、王志清的《王维边塞诗雄悍慷壮的人格塑型――兼论鲍照的影响》等。

            其中张清华文首先从内容上分析王维的边塞诗，将其分为五种类型，同时指出其艺术上最突出的艺术特点是：意境新颖，皆出常境，诗中有画，画中寓情。

            王文认为，王维的边塞诗反映了游侠少年豪情和边塞将士的英勇奋战，表现出作者开阔的胸襟、炽热的情感；唱出了高昂、奋发的时代强音；抒写了壮士有志难酬、将军有功不赏的情怀；比较深刻地揭露了军中错综复杂的矛盾；也寄托了寒士阶级的愤懑不平。王文还以开元二十五年王维赴凉州为界将其边塞诗创作分为前后期，认为后期创作主要表现了边地人民的生活，刻画边塞风光，开出了新的路子。在艺术形式与表现方法上，王维曾尝试从各种体裁写边塞诗，他较多地运用七古写边塞题材，是由四杰走向高岑的一个环节；以七绝写游侠、边塞生活，也是王维的创举。其七律亦有雄阔一路，还在边塞诗中表现出描绘人物的特长。

            马文对王维边塞诗思想内容的分析和张文、王文大同小异，对艺术特点的论述着眼点则不同，主要从写景与状人两个方面分析。在写景方面，该文认为，王维前期创作的边塞诗中就已具有"诗中有画"的特点，只是与山水诗不同，表现的是阳刚美："体现在境界的阔大雄浑，气魄的宏伟奔放，笔力的刚健苍劲，读之令人感奋，催人向上，具有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在状人方面，其边塞诗不少是"以描写人物活动为主体的，景物描写是这些活生生的人物活动的场景而处于从属地位"，王维写人物的方法是"常常用最省净的语言，抓住人物的某一典型活动，寥寥数字就勾勒出人物的形象"，又"侧重表现人物的精神世界"，"还侧重表现人物的精神世界"，"借助于典故刻画人物"。

            有关王维送别诗的专论目前似乎只有师长泰的《虚实变换  情味俱深》。该文着重探讨了王维送别诗的艺术特色：一，抒情与写景的融合，王维继承并发展了魏晋南北朝送别诗借景烘情的传统手法，创立了融山水描写与抒发别情于一体的送别诗的新格局；二，实境与虚境的变换，唐以前的送别诗侧重于实境的描绘，而围绕着送别时的所见所闻来抒写别情。王维打破了这种传统的写法，把送别诗的境界拓展到别后的山程水驿之中，造成了送别实景与别后虚境的变换；三，借地形以叙行色。

            对王维应制诗进行专门探究的文章也只有维治译的日本学者入谷仙介的《王维的应制诗》一文。该文主要以应制诗为中心就王维宫廷中诗进行探索，作者认为王维应制诗大体上也是充满了祝福皇帝的昌盛荣华的文字，与其他诗人情况没什么两样，但他仍能试着在某种程度上利用它实现自己政治主张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