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7章
探讨杜甫与个别诗人交游的文章则主要有：张清华的《杜甫与孟云卿》、卞孝萱的《杜甫与高适、岑参》、蔡川右的《杜甫与郑虔》、沈元林的《论杜甫与高适在蜀时的关系变化》、钟来因的《杜甫与裴虬》等。
四、卒地、卒因与墓地
这三个问题，从宋代以来即多有争论。本世纪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成为杜甫生平研究中的一个热点。
卒地 关于杜甫的卒地，学界有两大说法：
1、耒阳说。此说始于中唐，历代多有从之者。本世纪持此说的主要有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金启华的《杜甫诗论丛》和《杜甫评传》、邓绍基的《杜诗别解·关于杜甫的卒地卒因问题》、朱东润的《杜甫叙论》等。
2、潭岳之间说。此说起于南宋鲁訾、黄鹤等人。闻一多的《少陵先生年谱会笺》在批驳"耒阳说"后，对此说作了大量的补证工作，最后认为杜甫于大历五年（770）冬以寓卒于潭岳间。后来从此说者甚众，但观点又小有区别。如冯至的《杜甫传》和四川文史馆编著的《杜甫年谱》均认为杜甫卒于湘江舟中；萧涤非的《杜甫研究》则认为是在洞庭湖的舟中；陈贻焮的《杜甫评传》认为杜甫卒于潭岳途中；丘良任的《杜甫之死及其生卒年考辨》则认为杜甫卒地乃在昌江寓所，即今湖南省平江县境内。
卒因 至于杜甫的卒因，学界更是说法不一。传统观点有三：饫死说、病死说和溺死说。本世纪学界主要继承了前两种说法，但饫死说又派生出了中毒致死说，如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即认为杜甫死于其所食之腐肉中毒（因天热变质而有毒且被酒所促进）；病死说的类别更多，主要有急性胰腺病、风湿病、风疾病、肺病、糖尿病、心肌梗塞、综合症等说法。
墓地 据有关资料记载，湖南耒阳、平江、湖北襄阳、河南巩县、偃师等地，均有杜甫墓。经过本世纪学者的研究，发现耒阳的杜甫墓为后人伪托，襄阳墓是纪念墓，但余下的平江、巩县、偃师三地的杜甫墓，到八九十年代也还各有人认为是真墓。如萧涤非《杜甫研究·再版前言》和冯建国的《杜甫四墓考》则认为杜甫死于洞庭湖中，初葬平江，后迁至偃师；傅永堂的《关于巩县杜甫墓问题》则认为杜甫的真正墓地应在巩县，余皆不可信；毛居青的《杜甫墓考》、毛炳汉的《杜甫墓地在平江》、丘良任的《杜甫之死及生卒年考辨》等文则均主平江墓说，认为巩县墓不可靠；熊治祁的《杜甫之死及平江墓》又认为平江墓为后人伪托，未可遽信。
另外，本世纪还出版了专门研究杜甫卒葬问题的论著，即傅光的《杜甫研究（卒葬卷）》。该书认为杜甫于大历五年（770）夏卒于耒阳，杜甫初葬岳阳，终葬偃师，三者构成了杜甫灵柩归葬的全过程。
第三节 思想研究
在本世纪的杜甫研究中，思想研究的时代色彩最强，具有十分明显的阶段性：五四运动以前，人们仍然是从传统的封建伦理的角度对"诗圣"的道德内涵进行阐述；五四运动以后，一些学者开始探讨杜甫身上的"平民"意识，挖掘他身上能够引起普通人共鸣的思想情感；二三十年代的军阀混战、三四十年代的日军侵华战争又促使许多学者在研究杜甫思想的同时表达其反对战争、希望和平以及热爱祖国、抵抗外侮的情感；五六十年代，学界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人民性的观点来评价杜甫的思想，展开过一次规模不小的关于杜甫世界观的实质问题的讨论；文革中，有些人运用阶级分析的理论给杜甫的思想定性为地主意识，且对之进行了全面的否定。文革结束以后，学界不仅重新以严肃、科学的态度把杜甫的思想放到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进行较为客观的评价，而且从性格心理、与宗教之关系、美学思想、人文精神等新的角度对杜甫思想进行了全面、深入的研究。但是，由于本世纪上半叶和十年动乱中的有关成果较少，所以下面将主要对五六十年代有关杜甫思想评价问题的讨论和八十年代以后多层次、多角度研究杜甫思想的成果进行介绍。
一、对杜甫思想和世界观实质的讨论
杜甫思想和世界观的实质问题，虽然早在本世纪上半叶就有学者进行过探讨，而且八十年代以后也还不时有人论及，但从讨论的规模和激烈的程度看，无疑以五六十年代为最。
五十年代初较早用新观点来评述杜甫思想和诗歌艺术的文章是颜默（廖仲安）的《谈杜诗》，作者认为杜甫虽然具有时代阶级局限，但是他的"政治抱负是具有深厚的人道主义色彩的"，"是必须肯定的"，当作者读到"安得广厦千万间"时，"感到杜甫心里沸腾着的改变这个使千万人冻饿的世界的自发的激情，是如何地需要政治觉悟的支持啊！"稍后，刘大杰在《杜甫的道路》中也指出，杜甫"在社会实际生活的体验中，逐步地从个人的小天地里解放出来，走向人民，走向现实主义的道路"，"成为人民喉舌的诗人"。而西北大学中文系杜诗研究小组撰写的《论杜甫的世界观――杜甫研究第二章》则从杜甫世界观的形成、发展及其社会根源；杜甫世界观中矛盾的复杂性和主要矛盾；杜甫的世界观是在矛盾中发展的；人民力量对杜甫世界观的作用等多方面，对杜甫的思想和世界观进行了比较深入、系统的分析，文章最后认为，"杜甫是一位伟大的人民的诗人。在很大的程度上，他反映了封建社会中深受压迫，然而还没有觉悟起来的广大农民的思想意义；他表现了他们的力量和局限，民主、天真的幻想和保守、落后的脚步。另一方面，也由于诗人没有最终地、彻底地背叛了自己的阶级，所以在他的思想上又保留着统治阶级的偏见，对他的生活与创作，对他的生活与创作，都带来了不利的影响。"
当时一些杜甫研究著作也用马列主义的新观点来分析杜甫的崇高理想和世界观中的进步性。如冯至写作《杜甫传》旨在揭示出杜甫是"怎样从爱自己的家族转到爱祖国，从抒写个人的情感转到反映人民的生活，他怎样超越了他的阶级体验到被统治、被剥削的人们的灾难"的思想历程。傅庚生的《杜甫诗论》有一章是专论"杜甫的人民性"的，作者指出，"走向人民，处处为人民设想，替人民讲话，是诗人杜甫诗歌创作的特异之处"，"杜甫跳出了他自己的阶级，投向人民的队伍里，把他的聪明才智和具有极成熟、极强烈的表现力及感染力的一支诗笔，跟人民的需要结合起来了，从此他的诗里的人民性得到比较充分的发展，也发挥了战斗的作用，终于成就了他的伟大。"萧涤非的《杜甫研究》也认为，杜甫思想的主要来源是儒家思想，但是，"由于他一方面能继承儒家思想的若干优点，同时在某些点上又能突破儒家的一些老教条的局限，因而终于成为伟大的人民诗人。"作者还指出，杜甫的进步思想主要有人道主义的思想、热爱祖国的思想、热爱人民的思想、热爱劳动的思想、无贵无富的思想等。
1962年是杜甫诞生1250周年，全国各地的文艺工作者和杜甫研究学者都纷纷撰文纪念，这些文章更是充分肯定了杜甫思想中的进步性和人格的崇高。如郭沫若在《诗歌史上的双子星座》一文中就指出："他对于人民的灾难有着深切的同情，对于国家的命运有着真挚的关心，尽管自己多么困苦，他是踏踏实实地在忧国忧民。"类似的文章还有冯至的《人间要好诗》、《纪念伟大的诗人杜甫――在世界文化名人――中国伟大诗人杜甫诞生125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报告》、冯文炳的《杜甫的价值和杜诗的成就》、萧涤非的《人民诗人杜甫》、蒋和森的《伟大的时代歌手――杜甫的生活与创作》等。
当然，在建国初期和1959年反右运动和学术大批判中，也有一些人用阶级分析和批判封建主义糟粕的观点强调了杜甫思想中的种种局限性和落后性。如有一篇文章说："至于杜甫，在中国旧社会里，固然被推为诗圣，但是在现在看来，不过是一个趋炎附势，汲汲于想做大官的庸俗诗人罢了。他的一生，并无革命事迹的表现，脑子里充满着忠君、立功、个人主义的思想......。"《中国人民文学史》则把李白、杜甫等许多作家都摒弃在外，把他们贬之为"人民文学的旁支"和"人民文学的支流发展到最后的没有灵魂的骸骨"。这些文章大多具有简单化批判的倾向，因而并未得到当时大部分学者的认同，反而很快受到了批评。
另外，六十年代的《光明日报》和《文汇报》等报刊上还专门对杜甫思想中的人道主义等因素展开过一定规模的讨论，详情可参看《关于杜诗人道主义问题的讨论》和《关于杜甫思想的分析评价（文艺研究综述）》等。
二、杜甫性格和生活情趣
杜诗不仅体现了真实而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而且也充分体现了杜甫本人的性格和生活情趣。但是历代杜甫研究者很少注意及此。直到本世纪二三十年代，才有学者对之进行比较深入的研究，八十年代以后，有关的文章就更多了。
如前所述，梁启超的《情圣杜甫》和胡适的《白话文学史》是本世纪较早把杜甫还原为普通人，分析杜甫身上平民意识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