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8章

                                    也是从它们开始，杜甫性格的可爱之处和生活情趣才开始凸现出来了。如梁启超认为，杜甫的"情感的内容，是极丰富的，极真实的，极深刻的"，"他表情的方法又极熟练，能鞭辟到最深处，能将他全部完全反映不走样子，能像电气一般一振一荡的打到别人的心弦上。"他指出，杜甫"是一位极热心肠的人，又是一位极有脾气的人"，"从小便心高气傲，不肯趋承人"，后来虽然境遇非常可怜，但"情绪是非常温厚的，性格是非常高抗的"。胡适则着重强调杜甫能"在贫困之中，始终保持一点'诙谐'的风趣"，并指出杜甫这种诙谐风趣"是生成的，不能勉强的"，  "很像是遗传得他祖父的滑稽风趣，故终身在穷困之中而意兴不衰颓，风味不干瘪"，"穷开心"，  而且"这种风趣到他的晚年更特别发达"，成为其晚年诗的最大特色。

            但是，从三十年代直到七十年代末，学界又因各种政治因素和时局的影响，多注意杜甫的思想和世界观的研究，涉及杜甫性格、情感和生活情趣的文章只有翦伯赞的《杜甫研究》、冯靖学的《杜少陵对生物的情感》和彭清的《杜甫的性格》等可数的几篇。其中，翦伯赞文在专论"杜甫的性格"时认为，"杜甫的性格看起来很沉郁"，但"杜甫的沉郁不是天生的，而是残酷的现实把他压迫到展不开眉头"。他指出，"杜甫在童年时代是很活泼的"，"青年时代也是很放纵的"，"中年以后，这位生气勃勃的诗人，由于生活的折磨，显然变得沉郁了"，"晚年的作品，更是充满了感伤的情绪"。他还指出，"杜甫是一个极有骨气的人"，"虽然穷困，但耻于趋炎附势"；"脾气虽然高傲，但情感却非常热烈"。作者最后总结道："反抗强暴，鄙视权贵，同情穷人，痛恨贪官污吏，这就是杜甫的性格。"

            这段时期的大部分的杜甫研究论著在叙述杜甫的生活和创作时也很少涉及杜甫的性格特点尤其是生活情趣，有的著作还明确批判胡适在《白话文学史》中对杜甫诙谐风趣的分析，认为这是胡适"为了要泯灭杜诗的反抗精神，因而伪造出'滑稽的风趣'以诬蔑我们祖国伟大的诗人杜甫"。持同样观点的文章有萧涤非的《批判胡适对杜甫诗的错误观点》等。文革之中，郭沫若出于"扬李抑杜"的主观目的，特地在《李白与杜甫》一书辟专章谈"杜甫嗜酒终身"的问题，他认为，和李白相比，"杜甫是同样好仙，同样好酒，同样'痛饮狂歌'，同样'飞扬跋扈'的。"

            八十年代以后，学界对杜甫的性格、情感和生活情趣恢复了研究，出现了如刘征《杜甫的生活情趣》、吴迪《论诗人与酒――兼评〈李白与杜甫〉中"杜甫嗜酒终身"一章》、曾枣庄《至情至性  感人至深――论杜诗的人情味》、王德全的《杜甫的幽默和风趣》、濮禾章的《试论杜甫的人情味》、唐典伟的《杜甫的幽默情趣及文化意义》、黄维华的《杜诗中的幽默意趣及其审美特征》、吴明贤的《论杜甫的"狂"》、邓魁英的《杜甫的穷儒意识与诗歌创作》等文章。

            其中曾枣庄文认为，杜甫真实地反映了安史之乱前后的时代动乱，是时代的一面镜子，这确实是杜诗很突出的特点。但是，一般人读杜诗的兴味远远超过读史，还因为它感情真挚，同情人民，关心朋友，热爱妻子儿女，兄弟姐妹，具有普通人的喜怒哀乐，能以情动人，富有人情味，因此该文分别论述了杜甫与邻居、朋友、亲人之间的关系。唐典伟文则认为杜诗的幽默风调是一种"稀有"的美学形态，它往往在嘲他、自嘲以及对自然的观照中展示一种丑、缺憾与滑稽。杜诗幽默风趣的动机和功能表现为一种人际间的相互理解与沟通，一种自我心理的调节与平衡，一种审美提升功能。杜甫的幽默是诗人积极入世、乐观与世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他的这部分作品既符合传统审美标准，又是对礼教意识和等级观念的冲击，是对他在困顿中的严重倾斜的心理的补偿。吴明贤文则认为，"狂"作为杜甫诗歌创作的心理动力，是杜甫性格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反映出诗人的自信与自尊，坦率与真诚，愤世与抗争。邓魁英文指出，杜甫是真正的"穷儒"，具有强烈的"穷儒意识"，对他各个时期的思想和创作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他的咏贫伤贫的诗篇是他充满矛盾的"穷儒意识"的体现，是他贫穷一生的"年谱"。

            另外，陈贻焮的《杜甫评传》"充分肯定了杜甫与人民大众在生活遭遇和思想感情上千丝万缕的联系，又生动地再现了他与当地官僚豪绅来往的生活图景和社交氛围，令人从中具体感受到杜甫的社会地位和阶级属性，见出他在为人处世中表现的一贯忠厚、耿直、热诚之外，也有违心地应酬世俗交际、比较世故的一面。由于《评传》不厌其详地从各个生活侧面塑造了杜甫的丰满形象，因而能够令人信服地证明这位伟大诗人的一切进步性和局限性都植根于他的时代。"

            三、君臣观

            在本世纪上半叶尤其是五四运动以后，由于受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思想和马列主义的影响，从梁启超直到闻一多，大多认为杜甫不是单纯的"忠君"，不是"愚忠"，相反具有反抗黑暗现实，甚至"痛骂皇帝"的行为。但是，黄芝冈在其《论杜甫诗的儒家精神》中，对时人的这种观点以及人们多摘取杜诗中的一两句而不顾全篇意旨的做法深表不满。他认为，"杜甫以稷契为心，实是他轸念民生疾苦的出发点，因此，天宝末年朝中竞尚奢侈，即使他深感不快，但他对君与民的见解却和孟子七篇初无二致。"他还认为，"'进思尽忠，退思补过'，儒者以孝事君，杜甫全做到了"，"而且，杜甫遭贬谪后，终身无一言怨怼君上。"

            五六十年代学界开始用马列主义来分析杜甫的"君臣观"，大多数学者能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对待杜甫的"忠君"思想，既不简单、粗暴地否定它，也不有意避开或拔高它。如颜默在《谈杜诗》中就指出，杜甫的"社会出身使他找不到实现理想的社会物质力量，于是就不能不希冀于帝王将相，英雄伟人的善良愿望。在杜诗里，一方面是对当代政治无情的诅咒，一方面又掺杂着歌颂尧舜君王的词句"。西北大学中文系撰写的《论杜甫的世界观》也认为杜甫对君主的态度是矛盾的："目睹统治者的荒淫腐败，而对作为祸首的皇帝，诗人不止一次地进行了尖锐的批评、揭发和讽刺"，"但是，另一方面诗人却从来没有怀疑过君主制度的合理性，在他的思想上还存在着很深的忠君思想，有时忠君的确忠得傻头傻脑的程度"。该文还指出，在民族存亡系于一发的时刻，杜甫的忠君和爱国是"错综地交织在一起"的，"忠君，往往成了爱国的形式"，"如果因为这类诗运用了'汉主'、'  朝廷'、'  太宗业'一些令人不愉快的词，轻易加以否定，就不是客观的、历史主义的态度了。"

            在1962年发表的诸多纪念杜甫的文章中，人们更是对杜甫的"忠君"思想给予同情和理解，也有人把它说成是"人民性"的体现。如冯至在《纪念伟大的诗人杜甫》一文中就认为"这是封建社会一个出身于统治阶级而又爱祖国、爱人民的诗人在所谓君昏世乱的时代里常常遇到的悲剧，到了皇帝或国王这一关，矛盾就无法解决了。"冯文炳在《杜甫的价值和杜诗的成就》中也认为，"杜甫的'忠君'，不但同他的爱祖国的精神分不开，也同杜诗的人民性分不开"，"杜甫的最伟大之处在于他在'忠君'思想支配之下，他'取笑同学翁，浩歌弥激烈'，终其一生没有安心做地主的倾向。"

            文革之中，郭沫若为了贬抑杜甫，在《李白与杜甫》一书中把忠君的方式分成高、低级，认为高级的是屈原，低级的是宋玉，而杜甫则是宋玉的嫡传。他说杜甫忠君方式的标准"在宋玉的《九辩》中可以找到。'专思君兮不可化'，'窃不敢忘初之厚德'，'切不自聊而愿忠'，这些都是'每饭不忘君'的源泉了。"并把它同后来韩愈说的"臣罪当诛，天王圣明"等同起来了。

            八十年代之后，学界重又对杜甫的忠君思想进行较为深细的探讨。如萧涤非在其《杜甫研究·再版前言》中就指出，"杜甫在一定程度上，也接受了孟子把暴君殷纣王说成'一夫'（独夫）、说周武王伐纣不是'弑君'而是'诛一夫纣'的富有革命性的进步观点"，杜甫的忠君思想在很大程度上也是针对他心目中的"尧舜君"而发的，"有其特定的对象"，  "随着对象的不同、环境的不同，他的态度也有所改变，并非铁板一块。"

            而专门讨论这一问题的文章则有廖仲安的《漫谈杜诗中的忠君思想》、葛晓音的《略论杜甫君臣观的转变》、康伊的《杜甫君臣观新探》、李绪恩的《杜甫忠君辨》、郑文的《杜甫爱国爱民与忠君思想是否必须分开》、《由杜甫对唐玄宗、肃宗及代宗之评论看其晚期思想有无质变》、许总的《再论杜诗"忠君"说》、刘明华的《论杜甫的"忠臣"类型及恋阙心态》等。

            其中，廖仲安文指出："杜甫爱君的思想，常常是和忧国的思想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杜甫对君王的过错，往往采取直言敢谏，毫不隐瞒的态度"，但也有一些"是庸俗的"，"忠君思想并不是杜甫个人所特有的思想，也不是封建地主阶级所特有的思想"，"农民也是拥护君权的"，因而不应用批判杜诗里的忠君思想来扬李抑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