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3章

                                    总的看来，人们对杜甫近体诗的研究要比对其古体诗的研究深入得多，而在近体诗研究中，又以绝句、五律和七律为主。其中人们对杜甫绝句艺术价值和成就高低的讨论从二十年代一直持续到八十年代。八十年代以后的杜甫近体诗律法研究又以分析杜律的创新为中心。九十年代以后，一些学者则开始探讨杜甫律法中所蕴涵的人文精神和生命意义。

            诗体和声律总论  在本世纪上半叶统论杜甫诗体、诗律的文章只有陈友琴的《李天生论杜诗律》一篇。不过，邵祖平的《杜甫诗法十讲》和玄修的《说杜》中都有关于杜甫诗律的论述。如邵祖平文在"审体裁"中就指出杜甫于体裁"不创之中，有矫变者"，如五言古诗，穷极笔力，扩张境界，不觉自十韵展为五十韵之自京赴奉先咏怀；又展为七十韵之北征巨制；盖前古所未有也！五言排律，更务铺陈终始，排比声韵，大或千言，次犹数百；七言古诗歌行之体，气格苍老，雄跨百代，其句法皆以古文笔法出之，大矫初唐绮靡纤巧之习；五言律诗则有扇对格，四句一气格，八句一气格；七言律诗，则变体犹多，有自第三句起失粘落平仄格，有自第五句起失粘落平仄之折腰体；七言绝句有律体之绝句格，有拗体之绝句格，等等。再如玄修论杜甫律法云："杜诗律体，皆不离古体气脉。章法变幻虽不多，亦有其变幻处。于排律犹易见"；"杜古诗多律句，正由学齐梁以来之偶句排比而然"；"杜诗五绝甚少，亦无多趣味"，"七绝则开创法门甚多"。

            五六十年代，统论杜诗格律的文章亦不多，只有王泽浦的《试谈杜甫近体诗格律》、张世禄的《杜甫与诗韵》和陆志韦的《试论杜甫律诗的格律》等寥寥数篇。其中陆志韦文针对当时学界大都着重杜诗的思想性，很少讨论杜诗的格律的现象，把杜甫五律和七律诗里怎样排比平仄来"约句、准篇"的情况全部列举出来的。作者认为初唐以后，古诗、绝句、律句各有各的特殊任务，律诗的任务决不是叙事，杜甫的叙事诗用古体。国计民生，律诗里只能重点地触及，大像引用典故那样。他又将杜甫五律的句式分为四大类，说篇式中有完全合律的，但更值得注意的是例外的篇式。并认为杜甫的五律中有百分之九不合格，几乎全出在上句第二、四字都用平声字或都用仄声字上。至于杜甫的七律，"不能说他讲求声律"。另外，夏承焘在其《杜诗札记·吴体》中则对杜诗中的"吴体"的含义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杜甫的"吴体"是仿效南方民歌声调的，和一般文士所作的变体格律诗，在对句或本句中用平仄相救的实不相同。而且当时已有此体，非杜自创；因此体为文士所鄙视，所以流传不多。

            此时新出版的一些杜诗研究论著中亦很少专论杜诗的体裁和诗律，只有萧涤非的《杜甫研究》上卷中有一章是论"杜诗的体裁"的。该书着重探讨了杜甫对各种诗体的创变，如杜甫五古的创格是三韵六句式，对七古的创造较多：第一，创为九字、十字乃至十字以上的长句；第二，还创为"三平调"这一特殊的音节；第三，创为每章五句的畸形体；第四，还创为一种有规律的平仄换韵法。杜甫五律值得注意的有两点：第一是平仄的变化，第二是抒情的内容。"杜甫从不用这一诗体来摹写具有戏剧性的人民生活，而主要是用来抒情。"杜甫是七律的第一位大家，他除了创作了超过前人创作数量总和的七律，还赋予七律以战斗性，打破了固定的谱式，创成一种"拗格律诗"，且风格沉雄悲壮，慷慨激昂，还创为"连章体"。至于排律中的七排，则是杜甫首创的。对于杜甫的绝句（尤其是七绝），该书也给予了较高的评价："上自国家大事，下至日常生活，凡题材不足以构成长篇的，他多半便用七绝来表达"，"七绝在他手里也成了有力的反映现实的工具之一"，而且表现手法和风格也很不一样。

            八十年代以后，学界对杜甫体裁和诗律的综合探讨才逐渐多了起来。如，丁成泉的《杜律句法与音节――读唐诗札记之二》、马重奇的《从杜甫诗用韵看"浊上变去"问题》、裴斐的《杜律举隅》、刘知渐、熊笃的《如何理解杜甫的"诗律"》、王圣强的《试从杜甫押入声韵的诸诗篇探讨唐代入声的演变》、刘地生的《杜诗韵字在形成风格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夏晓虹的《杜甫律诗语序研究》、王硕荃的《杜诗入声韵考》、许总的《杜诗以晚期律诗为主要成就说》、莫砺锋的《论杜甫晚期近体诗的特点及其对宋诗的影响》、邝健行的《杜甫对初唐诗体及其创作技巧的肯定和继承》、《吴体与齐梁体》、管遗瑞的《"吴体"与"拗体"》、黄玉顺的《杜诗和唐代韵书的关系》、《杜诗古体叶韵考》、毛庆的《"晚去渐于诗律细"详辨――兼论后期杜诗格律之精妙》、王辉斌的《杜甫诗歌：中国古代学者诗的范本――以其近体诗为研究的中心》、欧凤威的《论杜甫格律诗的章法与句法》、林继中的《杜律：生命的形式》、刘明华的《完善与破弃――对杜甫"拗体"的思考》、韩晓光的《杜甫律诗对仗的语式变异》、夏晓虹的《杜甫联章诗的结构方式》等。

            其中裴斐文着重讨论了杜甫后期律诗的艺术成就，他在比较了杜甫各体诗歌数量多寡以后，认为杜诗以后期为主不是表现在古体而是表现在近体，后期近体诗在全部杜诗中占有最重要的地位。刘知渐、熊笃文说前人对杜甫"晚去渐于诗律细"的"诗律"二字含义理解得太狭窄，他们认为，不仅包括声韵对仗，而且包括字句锤炼，章法结构和形象意境的创造。夏晓虹前文说杜甫是位诗歌技巧纯熟的大师，他在格律允许的范围内，往往改变语序，更完美地表达诗意。他根据具体情况有时将名词提前，也有时将动词或形容词提前，其高明之处并不在于无视规律，而恰恰在于他能够严格的遵守格律，巧妙地利用和支配格律，达到超越限制表情达意的自由境地，使格律这一僵硬的形式具有了活跃的生命力。许总文则认为，就诗体而言，对于表现杜甫晚年的心理状态，容纳由于这种心态而造成的新的艺术时空关系，具有"言对为易，事对为难，正对为劣，反对为优"、"不可多用虚字，两联填实方好"的特点的律诗正是最适合的形式，由此也正可窥见杜甫晚年大量写作律诗并使之达到艺术高峰的根本原因。作者还指出，到杜甫晚年的时候，"律诗的表现内容被全面引进广阔的社会生活，形成律诗成立、存在和发展的强大生命活力；同时，意象间的非关连性，意境间的非连续性，思维和跳跃性及其对时空关系的重新剪辑并使之统一于诗意与哲理之中，更奠定了律诗的基本美学结构。"莫砺锋文也认为，杜甫晚期把近体诗的题材范围扩大到几乎与古体诗同样广阔的程度，而且杜甫晚期今体诗呈现出两种不同的风格倾向，第一种蕴藉高华，与李白、王昌龄等大多数盛唐诗人的风格基本一致；第二种则与大多数盛唐诗人异趣，主要表现为：（一）多用俗字俚语入诗，（二）七律中出现一气盘旋、清空如活的境界，（三）一篇诗中工拙相半。这三点对宋代诗人如江西诗派与杨万里等发生了很大的影响。邝健行后文则对杜诗中的"吴体"进行了研究，认为杜甫所说的"吴体"其实就是"齐梁体"，也就是"拗体"，作者并不同意前人所说"吴体"乃是杜甫学习吴地民歌的一种诗体的观点。王辉斌文认为唐代诗人有才子型和学者型两类，前者凭才气写诗，后者以功力写诗。学者型诗人的产生，与近体诗的发展密切相关。杜之近体诗既开学者诗之先河，又为后世诗人提供了一部学者诗的范本。文章通过对杜甫近体诗的重要创获及有关问题的讨论，揭示了中国古代学者型诗人及学者诗的一些规律。林继中认为，杜甫后期致力于抒情诗形式的研究，力图创造诗歌独特的语言，表现诗歌独特的境界。杜律的"逻辑"与"秩序"是：以情感生命的起伏为起伏，极力追摹生命的节奏，让诗的形式之律动与人的内在生命之律动同步合拍，由此焕发出诗美。刘明华文在对众家关于拗体概念和杜诗拗体数量诸说进行清理之后，指出"拗体"是晚起义，最早也在宋代，理论上的总结则在清代、现代，而杜诗拗句实无规律可寻。杜诗只拗不救或少救的原因，可以"七言难工"和"对规则的破弃"两方面作出自己的解释。杜甫的"拗"有时是顺其自然，放弃规则；有时又是有意为之，破弃声律。杜甫能律则律，当拗则拗的态度，古人对"大拗"的态度，都很值得我们思索。韩晓光文则以现代通行的语法体系剖析杜律对仗，探究其语式变异的内在结构。文章从语音、语词、句法、节律、格式五方面分析了杜甫律诗对仗中的语式变异，认为这充分体现了诗人"造语贵新"、同中求异的审美追求。

            另外，侯孝琼的《少陵律法通论》是一部系统阐发杜甫律诗法则的专著。全书分炼字、琢句、章法、技巧、韵律五篇，涉及杜律法则的各个方面，读之不但使人对杜甫律诗的精湛艺术有更深刻的认识，而且使人了解到杜甫取得如此成就的途径。

            对杜甫绝句诗的探讨  自古以来，人们就对杜甫的绝句诗评价不一。本世纪的杜诗研究者们对之仍见仁见智，展开过较长时间的讨论。

            从二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一直有文章专论杜甫的绝句诗，如段凌辰的《杜工部七言绝句之研究》、马茂元的《谈杜甫七言绝句的特色――读诗偶记之一》、裘重的《杜甫的绝诗》、金启华的《谈杜甫的绝句诗》、夏承焘的《论杜甫入蜀以后的绝句》、熊柏畦的《试论杜甫的绝句》、冯钟芸的《试论杜甫绝句的特点》、李谊、陈德外的《关于杜甫绝句的评价问题》、周啸天的《杜甫――绝句艺术的拓新者》、陈邦炎的《试论杜甫绝句的得失》、寇养厚的《谈杜甫的绝句》、丁成泉的《略论杜甫对绝句的改造》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