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4章

                                    

            其中，段凌辰文指出，少陵七绝之所以不能令人满意，其原因固非一种，而拗体太多，不中格律，实其最大之原因。所以该文将杜甫七绝中与常格不合者，列举统计出来，并指出其不合之处，以示其为拗体焉。文章最后的结论是："杜工部七言绝句之为拗体者甚多。其拗处尤以第一句第二句为最多，第三句第四句拗者甚少。第一句中，以第二字拗者为最多，第四字次之。第二句之中，以第四字第六字拗者最多。于此可更知第二句第二字为拗甚少，正可以救第一句第二字也。"马茂元文针对历代诗评家对杜甫绝句的微词指出，"在杜甫诗中，绝句确实是个比较薄弱的环节。然而这只是和他的其它各体诗歌比较而言的，并非'无所解'或'不可法'。"作者认为，杜甫绝句的成功之处表现在：首先是用绝句来作一种杂感式的谈艺论文，评今鉴古的组诗，这是杜甫的创举。其特点在于抒情和说理的密切结合，敏锐地反映了诗人的一些片断的思想和零星的见解，它给后人的启发是很大的。其次是其入蜀后所作的绝句多描写当地风景和风俗人情。杜甫这类诗的独特之处在于：第一，在表现手法上，和盛唐一般的绝句不同，它是细致刻划，曲折达意的；第二，在音调上，也不像盛唐绝句那样的和谐铿锵；第三，在语言的运用上，较之盛唐其它各家的绝句，更多的杂有当时流行的口语；第四，在句法上，有通篇用骈句的，也有通篇用散句的，有骈散相参，前两句用骈句，后两句用散句，更多的是前两句用散句，后两句用骈句，可说是极变化之能事。在章法上往往劈空而来，屹然而止，尤其显得突兀而不平常。作者认为，代表杜甫绝句成就的正在此类作品，"它的妙处，在于活跃着诗人盎然的生活情趣。"文章最后还探讨了其形成原因。金启华文也对杜甫绝句的艺术成就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作者指出，"就总的倾向来说，是逼真地刻划景物，深刻地揭露现实，描绘了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补了史书之不足，使我们认清了当时社会的真正面貌；同时，诗中对人民寄予了深切的同情，充分体现了他的进步思想。"其艺术特色是既有单篇的诗章，又有联篇的歌唱；既有常调的凡响，又有拗体的独特；既有直切的陈述，又有蕴藉的韵味；既有一气呵成的吟咏，又有两两相对的音响。而在这些相对中，后者又是他显著的特色。夏承焘文则认为，杜甫晚年在蜀中所作的绝句，可能绝大部分是和蜀中民歌有关。文章旨在说明杜甫绝句的来源和影响，廓清历代诗评家对它的狂妄的诽谤，使人们认识杜甫的绝句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价值。文章最后转引了李嘉言《古诗初探·绝句起源于联句说》一文对杜甫绝句的评价："前人总说老杜不善于绝句，那恐怕对于老杜是一个莫大的侮辱。老杜的绝句才真能严守六朝的家法，不为声病所染。这与他的律诗也谨守六朝的家法同样值得特别注意。""六朝绝句只限于五言，初盛唐间张九龄、张翚、王维、李白以'绝句'为题的也都是五言"，"至老杜始有以'绝句'命题的七言诗者，则七绝似即首创于老杜。"夏承焘是同意李嘉言的这些论点，但是也有补充："杜甫绝句固然有继承六朝文人传统的，但主要的该是入蜀以后这种继承民歌、提高民歌的作品。"冯钟芸文认为，杜甫对绝句不仅和其他诗歌形式同样重视，而且也和其他诗歌形式一样继承传统，取精用宏，力求创新，独具一帜。文章主要探讨了杜甫绝句的特色，作者认为与盛唐诸家绝句风格的相比：第一，杜甫绝句虽然也是严格的格律诗，但在音乐旋律上一般不及盛唐绝句那样跌宕，悠扬。这往往和杜甫绝句的三四句爱使用对仗句有关。第二，杜甫较多地对景物作具体的描绘，通过描绘或刻划而构成完整的诗意画境，比一般盛唐诗的画意更多。第三，诗的思想感情不是朦胧而浑厚的感受，而是清晰、深刻的内心活动。周啸天文认为盛唐绝句总的倾向是浪漫的，偏重抒情，叙事、议论成分较少，杜甫则在题材、表现手法、样式风格等方面对绝句有所开拓。陈邦炎文则从杜甫和其他人绝句的比较中，认为"用拗体"、"多偶句"、"入议论"、"用俗语"并不都是杜甫自己的特色，而杜甫《三绝句》及《夔州歌》的一部分在艺术风貌上的直、实、重三个特点，却是他人所无。因此，看杜甫的绝句的成就，"主要的着眼点应当放在他的那些以直、实、重面貌出现而又在艺术上取得成功的篇章。"他认为，杜甫对绝句的创新有得有失，从艺术性强的绝句所占比例来看，则失大于得，"但从文学史角度、从绝句发展演进的角度看，具有特别重要意义。"丁成泉文既不同意王士祯、杨慎、胡应麟等人对杜绝的否定，也不赞成仇兆螯等人对杜绝的评价，而是认为杜甫绝句多连章体、创为拗体、多着议论、尚质尚俗，从内容到形式的诸方面，改变了盛唐绝句那种"语近情遥，含而不露"、"意尚含蓄，语务从容"的格调，创立了一种情思迫促、声调拗峭、笔墨质实，适宜于反映乱世心声，与其沉郁风格一致的绝句新风貌。

            五律、七律研究  五律和七律（包括五排和七排）历来被认为是杜甫最擅长的诗体，所以学界对杜甫五律和七律的研究也最为深入。

            这方面的成果主要有马茂元的《思飘云外物律中鬼神惊――谈杜甫和唐代的七言律诗》、郭绍虞的《关于七言律诗的音节问题兼论杜诗的拗体》、叶嘉莹的《杜甫七律演进的几个阶段》、钟树梁的《论杜甫的五言排律》、金启华的《论杜甫的五律》、《论杜甫蜀中的排律》、《论杜甫的排律》、万云骏的《试论杜甫的七律》、牟怀川的《试论杜甫的排律》、马承五的《试论杜甫七律组诗的连章法》、孙琴安的《论杜甫所开的三派七律及其影响》、苏为群的《论杜甫七律的艺术成就》、赵谦的《杜甫五律的艺术结构与审美功能》、孙琴安的《关于杜甫五律诗评价》、李华的《简谈杜甫的五言排律》、孟昭诠的《试论杜甫的七律拗体》、欧凤威的《略论杜甫排律仄韵律的特色》、王硕荃的《论"子美七言以古入律"――杜诗拗格试析》等。

            其中，马茂元文指出，唐代的七言律诗，到了杜甫，境界始大，感慨始深；而对杜甫来说，入蜀以后，才是他七律的全盛时期。作者认为，盛唐诸家七律以兴趣情韵见长，但到杜甫手中，模写物象，抒发性情，"壮浪纵恣，摆去拘束"，于尺幅之中，运之以磅礴飞动的气势，一变而为巨刃磨天，金鳷擘海的壮观。磅礴飞动的气势，深厚的感情和精严的诗律，三者融合无间，构成了杜甫七言律诗独特风格的基本特征。郭绍虞文也认为，"律诗的律到杜甫而细，他能在仄声中再严上去入之分，又能在平仄律中在参以双声迭韵之美，所以'细'到极点，可是律诗之拗也到杜甫而极，别人只做到变格，他则创为拗体，这才是他的不可及处。"叶嘉莹将杜甫一生的七律创作分为四个演进阶段：一是天宝之乱以前的作品，此时数量最少，成绩最差，内容也与一般作者一样，也仍然是以酬赠及写作为主，技巧方面没有什么开创与改进；二是收京以后重返长安时期的作品，此时杜甫对于七律一体的运用，已经达到运转随心，极为自如的地步，另外，他也更为扩大而且加深了诗中情感的意境；第三个阶段，是定居草堂时期，此时杜甫从纯熟完美转变到老健疏放；第四个阶段是杜甫去蜀入夔以后的作品，杜甫此一阶段之七律，对格律之运用，已经达到完全从心所欲的化境的地步，不过，一种是表现于格律之内的腾掷跳跃，另一种是表现为格律之外的横放杰出。作者又认为，杜甫在拗律方面的成就，终不及其在正格的七律方面成就的更可重视，而是杜甫在正格之七律中，能做到既保持形式之精美，又脱出严格之束缚的，便是句法的突破传统与意象的超越现实。金启华前文则将杜甫一生的五律创作分成五个阶段，并一一阐述其各阶段五律作品的内容和艺术特色；后文将杜甫蜀中的排律分为成都和夔府两个时期，而夔州时期是他排律的的高峰期。万云骏文则认为读杜甫七律可以分阶段，但不能过分拘泥，强分高低。苏为群文指出，杜甫的七律除了在思想内容、意象境界、情趣格调上有着全新的开拓，具体的语言技巧和写作手法也较之前代有很大的提高，如他的七律起句富于创新，中二联写景往往以情间之，句中用典不露痕迹；善用双字叠字，体物贴切，描摹工巧；善用转折语，等等。赵谦文以结构主义的方法对杜甫五律艺术结构进行比较全面细致的研究，他把杜甫的五律艺术结构归纳为起兴结构、客观结构、双线结构、绾连结构、比较结构、意象链结构等形式，并对各种形式结构的审美功能作了细致的分析。

            另外，陈友琴《长短集》中"诗文短语"有一则是论"杜甫五言律诗的错综变化"的，作者认为，杜甫的五律"不但气势雄浑，而且韵律精细，在意境上多变化"，"有意境壮阔忽转为凄凉的"，"又有气象巍峨忽转为情景细致婉约的"，"还有不少由广阔的自然界忽转到人事琐屑的"，这些都是杜甫讲究错综变化的巧妙手法。

            古体诗研究  本世纪学界对杜甫古体诗的研究兴趣虽然稍弱些，但是经过一些学者的辛勤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