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4章

                                    对于这个问题，学界有以下四种不同的看法：

            （1）李党说。朱鹤龄、张采田均认为李商隐应该属于李德裕党。这种观点在本世纪亦有较大的影响。如张国光《试解〈锦瑟〉之迷》就认为，"李商隐之党'李'而背'牛'是经过深思熟虑以后作出的抉择"，并认为"李党比牛党进步"，他"被目为牛党的叛徒而受到打击，这并不是他的耻辱"。  傅璇琮《李商隐研究中的一些问题》则首先论证了李商隐并非如冯浩所说"无与于党局"，指出"李商隐确实是卷入了党争的"，"是会昌末、大中初代表进步倾向的李党走向失败的时候开始，它显示了李商隐极为可贵的政治品质，表示了李商隐绝不是历史上所说的汲汲于功名仕途、依违于两党之间的软弱文人"；"李商隐以自己的诗文表同情于李德裕，在当时的政治斗争中，就是表明他是将自己置身于从永贞、元和以来政治革新的行列的"。同样，钟铭钧的《李商隐诗传》也认为李商隐属于李党，且说他"敢于冒党派斗争之大不韪，以自己的思想准则和感情倾向作政治上的抉择，这不能不是一个勇敢的无畏的举动"。

            （2）牛党说。此说为徐逢源所主。本世纪以来，似乎只有北京大学中文系1955级集体编写的《中国文学史》沿用过，后则未见有人采用。

            （3）无党说。此为冯浩《玉溪生年谱》中首创之观点。在本世纪上半叶，首先得到了岑仲勉的支持，岑氏在《玉溪生年谱会笺平质·导言》中也认为，"商隐非党"，"商隐二年书判拔萃，官止正九品下阶之秘书正字，无关政局，何党之可言"，其"择婚王氏，就幕泾原，情也，亦势也。"五十年代以后，此说得到了更多学者的响应。但是，各人的说法仍有小异。有人认为李商隐主观上无心介入党争，如谢无量在《再论李义山的诗》中认为，李商隐"并不注意于党派"，李清士的《李商隐与令狐父子》也认为李商隐对人的态度，是只重品行，不问党派，令狐绹的性格和作风与他是气味不相投的人。针对有人说李商隐舍牛党就李党是良禽择木的意思，作者指出对此事不必用朋党局限，还是说择主而事较妥。有人认为，李商隐虽然主观上并不想介入党争，但其客观上已经卷入党争的漩涡之中，因而成为无辜牺牲品。如马茂元在《李商隐和他的政治诗》一文中，就对过去人们所认为的李商隐出入两党，是个"背家恩，放利偷合"的"小人"的看法进行反驳，提出"李商隐是处在牛、李党争的夹缝中而成为被牺牲的小人物"。稍后，柳文英在《谈李商隐的风貌》中也认为李商隐是晚唐官僚集团内部矛盾斗争中不幸的牺牲者，但是该文又指出，李商隐和牛李党争和牛李党争实在并没有什么关系。后来，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著的《中国文学史》也认为他"在党争的夹缝中过日子，一直很不得志"；杨柳的《李商隐评传》则说"正因为他是这样一位持正不阿的人，才做了当时政治斗争的牺牲品"。还有人采用"无关党局"的提法，赞同冯浩的"小臣文士"之论，并着重从主观态度上加以论证。如吴调公就认为，李商隐"受知于令狐楚，只有文字之交、师生关系"，"通婚王茂元"，并未"走上了什么终南捷径"，"参加长安吏部考试，以书判拔萃，重入秘书省"，似乎还找不出"有党人汲引的迹象"，"终武宗一朝，李党得势时期"，也似乎并没有利用李德裕等人的"夤援"，因而说不上"朋党的联系"，他对党人的态度，也无所偏袒，"研究了以上两点，我们就可以了然于李商隐无关乎牛、李党局了。"

            （4）出入两党说。陈寅恪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认为李商隐"本应始终属于牛党"，"乃忽结婚于李党之王氏"，"不仅牛党目以放利背恩，恐李党亦鄙其轻薄无操。斯义山所以虽秉绝代之才，复经出入牛李之党，而终于锦瑟年华惘然梦觉者欤！"陈贻焮在《关于李商隐》中也认为，前人或要求李商隐忠于某一封建主子以致富贵，并根据这一观点去责备他"放利偷合"、"诡薄无行"，或惋惜他未能飞黄腾达，都是不正确的。但是，"可以看出，他之所以深交令狐、攀亲王家，主要是出于他企图夤援权势的个人打算，也是有可非议之处的。"张明非的观点与陈贻焮亦相近，认为"李商隐的为人也有可以非议之处。他一生陷于党争，却又不甘沉沦，为了取得令狐绹的同情，他屡屡表白心迹，乞求谅解"。同样，陈伯海《略论李商隐的政治诗》也认为，"李商隐确有依违于牛李两党某些成员之间以求取得提挈的表现，这一点比之屈原、李白的劲节傲骨，是大有逊色的。"

            思想和性情  本世纪专门研究李商隐思想的论文不多。张振佩的《李商隐评传》中曾花费了大量的笔墨分析李商隐的性情和思想，他认为义山的性情有六点：即热情、偏狭、倨傲、好名、犹疑、矛盾。他还认为，李商隐"也和一般人同样，为追求较舒服和安定的生活，于是便力争上流，谋求显达。但几度的失败，便把他推入绝望的深渊。反顾自己并没有什么不如人的地方，于是只好归之于不可推求的命运。成为一个定命论者。""一个目前主义的颓废者"，最后"做一个激头激尾的现实反抗者"。

            陈贻焮的《关于李商隐》是一篇深入分析李商隐一生思想发展的论文，该文通过对李商隐一生三个心愿的叙述和分析，看出："一、李商隐少壮时代，固然有所谓'欲回天地'（《安定城楼》）的大志。但比较抽象，而更具体更见诸行动的却是为了'孝友'，为了家人骨肉之情，对于重建家门和光宗耀祖的渴望，以及为此所作的努力；二李商隐诗文中的感伤情调，固然主要是当时唐王朝衰落时期封建阶级及其知识分子没落情绪的反映，也透露出他其后政治上不得意的苦闷，但多少含有他自幼孤苦忧伤等身世方面的因素。"文章还将李商隐一生分为三个阶段："始欲委屈夤援；继悟孤立无援；终于疏远名利。"并谓其晚年诗如《槿花二首》、《乐游原》等作的感伤情调中夹有受佛教影响所致的虚无思想。柳文英的《谈李商隐的风貌》通过对把李商隐当作一个轻薄浪子的传统说法的批驳，探讨了李商隐独具的性格美和精神美，指出李商隐具有高洁的品格、傲兀的志气，而且也是一个极富于感情的人。

            李乃龙的《略论李商隐的仙道观》则根据李商隐《戊辰会静中出贻同志》等诗考析了其仙道观的渊源和特点，并论述了仙道观在其作品中的体现。

            其他有一些论著涉及到李商隐生平的其他问题。如，刘学锴、余恕诚的《李商隐生平若干问题考辨》探讨了李商隐"占数东甸"、"学仙玉阳"、"入泾幕与成婚"、"徐幕奉使"、"王氏逝世之时间"等问题。李中华的《"王氏之死"考》则认为王氏死于大中五年深秋。梁超然的《李商隐考略二题》则对义山的生年和摄守昭州二事进行了考证，他考定李商隐摄守昭州时间为大中二年正月初五至三月二十日。

            二、诗歌风格和艺术成就总评

            本世纪上半叶此时学界对义山诗风格和创作成就的品评大多比较简略，但也不乏珠玑之论。如沈茂彰的《玉溪生诗管窥》谓义山诗"作风能独开一派，其最著者，典丽、奇炼、幽深、微婉、纤巧，五者是也。"

            何蟠飞的《李义山诗的作风》谓义山诗是象征主义，应该用解象征主义诗的方法来解，"只需感觉到其中浑漠的气味就可以了。"又说义山诗的作风是热烈、伤感、凄清、精丽、沉郁。

            玄修《说李商隐》云："读义山诗，毋专求之律体，其学杜处，多在古体中。当明其身世所遭遇，及其心迹。"

            张尔田《玉溪生诗题记》则云："玉溪一派，实于天壤间独辟一蹊径，观集中多假闺襜香清语，以寓其忧生念乱之痛，直灵均苗裔也。有唐名家，无一人可与抗敌，岂直奴仆命骚也哉！"

            缪钺的《论李义山诗》谓李义山"灵心善感，一往情深，而不能自遣者"，可比之屈原，文章还分析了李商隐与令狐氏恩怨亲疏之故发为篇章者，谓皆似香草美人之辞。

            五六十年代这一时期，学界多从诗歌内容和现实性等方面来评价义山诗的成就。

            如陈寂的《李商隐诗探微》就颇强调了李诗中的现实内容，说他的一些直接反映历史、现实的作品"可比杜陵诗史"，又认为"李商隐是作讽刺诗的能手"，作者在详细分析后指出，"作者不可能只是刻划爱情，而不关心政治的。但一般人却看不见他诗中的主要内容，光把它当作描写爱情的诗人，这是何等的错误呢？"

            顾易生在《李义山诗的思想内容》中也认为，李商隐有很多诗在精深、婉丽的辞藻中含有丰富高尚的感情和充实深隽的内容，有些诗更是结合了时代、反映了人民的爱憎。作者指出，"他时而戟手怒斥，直销胸头愤慨，更多的却是委宛含蓄，曲吐隐微无尽的愁丝，以婉丽蕴藉的彩笔，写凄楚低迷的哀思，成为晚唐诗人中的代表。"

            再如马茂元在《读李义山诗札记三则》则强调了李商隐诗中的"高情远意"，所谓的"高情远意"，实质上就是诗人的人格美，也就是诗歌风格的美的表现。认为"商隐诗确实多忧危凄苦之词，充满着浓厚的感伤气息，但他和那些消极的颓废诗人却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因为在他的诗歌里我们可看出'无限好'的晚晴景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