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5章
另外，当时新出版的一些文学史也能较全面、客观地评价李商隐诗歌的风格和成就。
如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中册就认为，"李商隐作诗，爱用冷僻的典故，精确的对偶，工丽深细的语言，和美婉转的音律，外形特别美丽，意义往往隐晦。而其佳者，含蓄蕴藉，韵味深厚。"他又认为，"李商隐虽少直接反映人民疾苦生活的作品，但在不少诗篇中，表现出比较鲜明的政治倾向。他对晚唐政治的败坏，君主的荒淫，宦官的专横，表示不满。许多优秀的咏史诗歌，大都是借托史事，寄其弔古伤今之意，而具有较深的讽刺性。"又认为李商隐爱情诗的"长处，是严肃而不轻薄，清丽而不浮浅。有真实的情感，也有真实的体验。抒情深而厚，造意细而深。从这些诗里，可以体会到作者对于爱情的态度，和在艺术表现上的技巧。"
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也认为"李商隐是一个关心现实政治的诗人"，但"最为人所传诵的，还是他的爱情诗"，"这些诗很典型地表现了封建时代士大夫们那种隐秘难言的爱情生活的特点。他们一方面向往爱情，一面又对封建礼法存着重重的顾虑。"他们认为，"他成就最高的是近体，尤其是七律。这方面他继承了杜甫七律锤炼谨严、沉郁顿挫的特色，又融合了齐梁诗的浓艳色彩，李贺诗的幻想象征手法，形成了深情绵邈，绮丽精工的独特风格。"
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著的《中国文学史》对李商隐诗歌的评价则更高，他们认为，"李商隐的诗歌不仅在唐代，而且在我国古典诗歌的整个传统中，都是很有特色的。""在李商隐的诗作中，思想性和艺术性比较统一的，是他少数的反映民生疾苦的诗和一部分的咏史诗和爱情诗（无题诗）；而咏史诗和爱情诗中优秀的作品最能够代表他自己的优美风格和艺术特色。"虽然李商隐"没有在他自己的作品中广泛地反映如此错综复杂的历史现实，没有较多地表现人民的苦难、意志和愿望，却以很多的作品来表现他个人穷愁潦倒的生活、伤感哀苦的情绪以及对于爱情的追求"，"但他开创了诗歌上新的风格、新的流派，在艺术技巧上他对我国的古典诗歌更有所发展和丰富，有些地方还值得我们借鉴和继承。"
八十年代以后这个时期学界对李商隐诗歌的综合研究更为深透，从整体上探讨李商隐诗歌艺术风格的论文主要有：吴调公的《论李商隐诗歌风格的形成和发展》、吴调公的《李商隐的创作个性及其时代折光》、董乃斌的《李商隐诗风格分期论纲》、吴调公的《论李商隐诗歌的朦胧美》、刘学锴的《古代诗歌中的人生感慨和李商隐诗的基本特征》等。
其中吴调公《论李商隐诗歌风格的形成和发展》将李商隐一生诗歌风格的形成和发展分成三个阶段，认为"李商隐的十年应举时期的诗歌早已表现其承传李贺的秾丽的特色。而他的'沉博'风格则更多地表现为爱情诗中内心矛盾的体贴入微和对情境色泽丰富多彩的描绘，以长安为中心的求仕时期的诗歌，主要是着重反映一代兴亡巨幅画卷的旅行诗，和揉合神话与现实于一炉的讽谏诗，霓裳风马，骋驰于远古的历史和广阔的郊原中，以形成其'沉博'。至于天涯漂泊、幕府生涯时期的诗歌的'丽'，则表现为异乡风土的描绘、斑烂陆离的色彩和伤悼诗中凄楚的冷色。而'沉博'的进一步发展，则更得力于学习杜甫功力的精进，无论是在政治诗和生平回忆诗中，都或多或少地吸取了杜诗'沉郁顿挫'的特色。"吴调公的另一篇文章《论李商隐诗歌的朦胧美》认为李商隐的诗歌"得'变化无方'之趣"、"得'乱辞无绪'之趣"、"得'近而不浮，远而不尽'之趣"，故形成了朦胧美的美学特征。
董乃斌文一反前人多用李商隐的生平分期来论析其诗歌风格的形成和发展的做法，从李商隐诗歌创作的实际出发，将李诗风格的发展分为四个时期：第一期为模拟期，大致从李商隐开始创作到开成元年（公元836年）写出《有感二首》等诗以前，其诗歌创作主要致力于模拟乐府歌行和李贺歌诗，抒写少年情怀，偶有轻愁薄闷，在模拟中显出过人的才华和巨大创作潜力。第二期为愤激期，到会昌二年（公元842年）《哭刘蕡》等诗的完成，本期诗风特征是政治性大大加强，情绪趋于激愤悲壮。第三期为感伤期，大致从哭刘蕡以后至大中十二年（公元858年）游历江东写出一系列咏史诗为止。李商隐诗歌的基本风格：哀惋凄厉、愤懑不平的思想感情同浓艳绮丽、朦胧曲折的表现形式有机、和谐的统一，到本阶段才成熟定型。第四期为颓废期。指李商隐罢盐铁推官归居荥阳以后的创作。随着生活境遇和健康状况的每况愈下，诗中大量出现对人生和世界虚无、幻灭的思想情绪。
刘学锴文是一篇从宏观角度对李商隐诗歌的艺术特征进行探讨的论文。该文首先指出，诗歌中写人生感慨，唐以前较多人生苦短的喟叹，唐以后较多人生困顿与离合聚散、盛衰变化的感慨，陶潜与杜甫就是杰出的代表。李商隐则是使诗歌中人生感慨的抒写向更深细隐微方面发展的诗人。义山诗对人生感慨的抒写具有个性特点的有三种类型，即命运感慨、世情感慨和情绪感慨。另外，作者还认为，李商隐对人生感慨的抒写同时反映了从先秦到晚唐两方面的发展趋势。
与此同时，还有一些论著也涉及到李商隐诗歌风格的分析。如刘学锴、余恕诚的《李商隐》第七章"李商隐诗歌的艺术特色"、吴调公的《李商隐研究》第五章 "李商隐诗歌的艺术特色"、董乃斌的《李商隐的心灵世界》下编中前五部分都是论述义山诗的风格的。
其中刘著认为，李商隐诗作"具有寄托遥深、构思细密、意境含蓄、情韵优美、语言清丽、韵律铿锵、工于比兴、巧于用典等特点，表现出他特有的深婉精丽，富于象征暗示色彩的艺术风格。"吴著认为 ，李商隐诗歌的"沉博绝丽"表现在四个方面："在诗思的陶钧中，表现为意脉的贯串和律法的精细；在炼字炼句中，表现为体物的工切和用典别出新意；在诗体方面，发展了咏史诗和侧重地创写了无题诗，表现了艺术素养的深厚，不拘一格，师法前人而又自辟蹊径。"董著下篇第一部分探讨了玉溪生诗歌风格演变的轨迹；第二部分认为，李商隐诗歌是心灵的象征，是诗人自身的身世之感，一种纯属主观的心态和生命体验；第三部分指出，人生的挣扎与感伤的主题是李商隐诗歌主题的贯串线；第四部分认为，李商隐的创作个性倾向于多用比兴以寄托其主题思想的表现方法，因此他的诗在艺术上的明显特色便是隐晦曲折、朦胧含蓄。第五部分则认为，义山诗描述语言最显著的特征自然是秾艳华丽，另外还具有沉痛凄切、森冷阴暗的色调。
另外，还有一些文章从创作心态、艺术构思等角度对李商隐诗歌的特色进行了探讨，如张伯伟、曹虹的《李义山诗的心态》、蒋凡的《李商隐的艺术贡献与心理分析》、董乃斌的《李商隐诗的语象――符号系统分析》、董乃斌的《幻梦与诗章――李商隐诗心抉微》、王同书的《枯荷夕阳萧瑟美》、梁佛根的《义山诗的用典心理动因与中国传统诗歌用典的文化内因浅说》等。
其中蒋凡文称李商隐是"心理分析的高手"，文章认为李商隐的一生蹭蹬仕途，并非如人所说仅是牛党要人令狐綯的排轧，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他自身的"逆反"心理素质及其诗歌创作。这样抛开个人得失，全然无视利害的坚强创作心理准备，保证其诗歌创作在构思立意、命题谋篇诸方面，能够高瞻远瞩、别开生面，从而为永恒艺术魅力的出现作了良好的铺垫。文章还指出，李商隐的政治诗、咏史诗，心理描写细腻动人；李商隐的无题诗以其擅长心理分析与升华的独特艺术个性，丰富和发展了中华民族的文艺心理学，从而为人类文明作出了新贡献。董乃斌的《李商隐诗的语象》运用符号学和文化原型理论对李商隐诗常用的"蝶蜂"语象进行分析。文章指出：一个作家在其作品中较多地使用何种字词，可以窥见作家审美情趣的个性特征。因此，"把字词色彩（还有音调格律）与作家心态直接挂钩，从前者径直引出对后者即作家文化――心理结构的析论"，"从中可以看到两者之间的曲折关系"。基于此，文章就"蝶"进入文学后形成的两种语象系统――"庄生梦蝶"系统和"韩凭夫妇化蝶"系统进行考镜源流。指出前者"是抒发苦闷、灰心、迷惘、失落、幻觉乃至幻灭，以及由此引致的消极、颓唐、放旷、无为等心态的习用典故"。后者则成为美丽纯真、贞洁和爱情的化身。据作者统计：李商隐以"蝶"为标题的诗共廿九例。除《锦瑟》属"庄生梦蝶'系统'倾向于虚静无为等义者"外，其余绝大部分均属"韩凭夫妇化蝶"系统，"均无不沿用了以蝴蝶为柔美、爱恋、寻觅、无望乃至悲剧之象征的传统文化意义"。此外，文章还就义山诗中表面上未出现蝶蜂字样而实际上咏蜂蝶并有指代、隐喻、象征意义的诗篇作了语象考察。王同书文从"枯荷"（败荷）和"夕阳"（斜晖 、晚晴、残阳、斜阳）等语象分析得出"萧瑟美是李商隐诗的特色"的结论。梁佛根文则认为：现实中文人命运与历史人物有惊人的相似处，从而出现文人仿同心理的发达；社会对人权的轻视使 自我防护成为必要；社会制度的恒久不变使文化哲学无质的飞跃，积淀成文人的仿古心态，创作上形成原道、征圣、宗经的原则，引起文人对事类征引（用典）的重视；对美学本质性问题认识的停滞，使异代美感共鸣成为可能，并促使文人用典故表现古人已体验到的美感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