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6章

                                    这也是义山诗用典的心理动因。

            八十年代以后，学界对李商隐诗歌的艺术成就及其在中国诗歌史上地位的评价也有了一些新意。这方面的成果主要有：吴调公的《关于李商隐诗的评价问题》、荀运昌的《李商隐诗歌中的反传统倾向》、陈伯海的《宏观世界话玉溪――试论李商隐在中国诗史上的地位》。

            其中陈伯海文从整个古代诗歌发展的潮流着眼，论述李商隐在中国诗歌史上的地位，文章第一部分考察李商隐在晚唐诗坛所处的地位，认为晚唐诗歌创作的各个流派中，应以"温李"一派为大宗，而李商隐又不限于这一派的正宗  ，他的成就和影响超越了"温李"诗派的范围，成为整个晚唐诗坛的典型与高峰；第二部分研究李商隐及其所代表的晚唐诗在中国诗歌史上的地位，认为李商隐及其所代表的晚唐诗，实质上是古典抒情诗发展到高潮后的一阵余波，是文学创作的主流由抒情写景向叙事说理转折过渡中的一卷水涡。作为这阵余波和旋流的弄潮儿，李商隐的地位虽不能同站在抒情发展高峰上的李白以及开辟"以文为诗"新天地的杜甫相提并论，毕竟也有其不可替代的历史价值。李商隐的诗歌创作还构成了联系唐诗与宋诗、宋词之间的特殊纽结点，把握古代诗歌史的来龙去脉，从而去发现和总结文学发展变化规律性问题。

            另外，一些专著也涉及到对李商隐诗歌成就的评价，如刘学锴、余恕诚的《李商隐》第八章"李商隐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与影响"、董乃斌的《李商隐的心灵世界》下编的第八部分"他不是一颗稍纵即逝的流星"等。

            刘学锴、余恕诚著《李商隐》在论李商隐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与影响时认为，李商隐是唐诗繁荣发展期的最后一位有独特艺术成就的诗人，而李商隐在文学史上的地位，除了用他的诗歌反映所处的时代以外，可以说主要是由咏史诗和无题诗的成功创作而奠定的。李商隐咏史诗的"成功之处就在于他善于选取典型的历史题材，巧妙地将历史与现实融合在一起，并抓住有典型意义的情节或细节，加以着力描绘渲染，从而将自己的感情和议论自然地寓含在鲜明的形象之中，达到艺术的概括性和描写的具体性、寓意的深刻性与形象的鲜明性、议论的奇警与情味的隽永的和谐统一"；而其无题诗的特点和优点则在于，"十分注意比兴本身形象的鲜明、生动、完整，力求其既富于生活实感，又具有启发性，能引起读者由此及彼的自然联想。"

            董乃斌的《李商隐的心灵世界》则探讨了李商隐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认为"他留给后世的最根本的影响，便在于他继承并发扬光大了中国文人以诗歌创作作为舒泄哀怨愤懑和克服身心困厄的根本手段这一传统。李商隐的突出贡献，还在于他以深厚的学力和过人的才华创造了令人目眩神迷的诗美，使诗（特别是中国古代格律诗）的思想容量和艺术质量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水平，从而大大丰富了文人们克服内心痛苦、寻求心理平衡的手段。"

            三、诗歌题材和体式研究

            诗歌题材研究      本世纪尤其是五十年代以后，学界对李商隐诗歌的题材和体裁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就李商隐诗歌题材的研究而言，主要成果有：刘开扬的《关于李商隐的爱情诗》、《关于李商隐的政治诗》、马茂元的《李商隐和他的政治诗――玉溪诗论之一》、陈贻焮的《谈李商隐的咏史诗和体物诗》、陈伯海的《略论李商隐的政治诗》、韩理洲的《李商隐的咏史诗》、陈伯海的《李商隐和晚唐咏史刺政诗》、杨柳的《李商隐咏女冠诗初探》、张明非的《李商隐的政治诗》、钟来因的《唐代道教与李商隐的爱情诗》、《李商隐玉阳山恋爱诗解》、王蒙的《对李商隐及其诗作的一些理解》、刘学锴的《李商隐的托物寓怀诗及其对古代咏物诗的影响》、《李商隐咏史诗的主要特征及其对古代咏史诗的发展》、苏涵的《一个弱者的爱情世界》等。

            其中刘开扬的《关于李商隐的爱情诗》把李商隐的爱情诗分为三类：（一）他年轻时恋爱中的作品，恋爱的对象有宋真人姊妹和柳枝，这两次恋爱都失败了；（二）写他和他的妻子王氏相爱和王氏死后的悼亡诗；（三）不知道所写恋爱对象是谁的作品。文章认为，李商隐的爱情诗有可取之处，而封建糟粕也是很多的。"他的诗表现了一些真挚的爱情，而且对封建礼教束缚着男女青年，不让他们自由相爱，也是有一些反映的这是应该肯定的地方。"但是，"李诗对封建势力的不满却表现得不够有力，并且几乎完全没有表现出当时的社会生活来，这是它的弱点。"而其《关于李商隐的政治诗》一文则认为，虽然"我们不必把'爱国诗人'的头衔加给他，但他的政治诗也反映了当时的朝廷和社会的政治面貌"，所以文章分析了李商隐的咏史诗、描写当时政治生活的诗以及战争诗，强调了李商隐诗歌中的现实精神，同时也看到了商隐政治诗的缺点，一是他对党争的危害认识得不足，他对令狐绹的剖白和屡启陈情，也是他思想庸俗的一面；对于社会混乱的原因，他更没有认识到；还有他的政治诗也有类似他的爱情诗的，写得很隐晦，用典太多，而且好逞才华，使读者读起来很困难。

            马茂元文也强调了研究李商隐政治诗的重要性，他认为，"就研究的程序来说，先从直接表现政治态度的作品入手，弄清作家创作思想的基础及其倾向性，然后由此及彼，互相印证，对进一步进行全面的探讨，将会起着开启关键的作用。"文章指出，"积极关心现实和消极逃避现实的互相矛盾着的心理交织在一起，构成了李商隐诗歌意识形态的复杂性。""把政治上的感触和生活上的抒情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通过个人的身世遭遇，通过日常生活的歌咏而表现出自己对现实重大问题的肯定或批判，这是李商隐大量政治诗中的主要内容；从这可以看出他在思想上所能达到的高度。然而这仅仅是问题的一面，我们不能忽略其另一面，那就是他诗歌中所表现的浓厚的消极感伤情绪。"文章最后认为，"政治诗是李商隐全部诗的重要内容之一，无论从质量或数量上看，它们在文学史上以及诗人创作中所应占的地位，都并不低于他的爱情诗"；"从政治诗来看李商隐，他虽不能和稍早的张籍、白居易等诗人相提并论，但却高出于与他齐名的杜牧和温庭筠"。

            陈贻焮文则指出，李商隐体物诗《牡丹》中"运用大量富于生活气息的典故来描写、烘托因某一事物而引起的种种感受和情绪的作法，在以前的诗歌中是罕见的"，然而，这只是"一个很有趣很成功的尝试"，"很难在一般诗中，甚至在咏物诗中被普遍地加以运用的这一事实，却显示出这一作法在构思和表现上所存在的严重局限性"。对于李商隐咏史诗中艺术上的创新，陈文同样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李商隐这类诗歌的构思和表现显然受到了李贺的影响。是李贺使他懂得了怎样凭借历史陈迹或前人诗文的启示而驰骋想象，进行构思和表现；但同时又体现出自己独特的审美趣味和艺术特色，作出了新贡献。"陈文又极赞赏其咏史绝句，说李商隐的"这类作品大多想象生动，感受逼真，将历史陈迹和传闻写活了"，"此外他还特别注意构思的凝练，取材的精当，力求出奇制胜，小中见大。"在论及李商隐"一些专写特定生活环境中特定感受和情绪的精美诗篇"时，作者指出，这些诗"表现入微"、"体物入神"，"但最可注意的是，由于他有时将一些感受、情绪、感情写得很形象很具体，以致使诗歌或多或少地带有象征意味"，这就增强了诗歌的表现力。

            陈伯海的《李商隐和晚唐咏史刺政诗》一文则认为，诗人咏史的深刻性，在于他能够从政治着眼来看待一些历史现象，经常把封建帝王的荒淫恶习同政治上的祸国殃民联系起来考察，使得作品中的暴露具有一定的社会深度。文章还探讨了李商隐咏史刺政诗题材表现上的贡献和体裁上的创新。张明非文则认为，李商隐的政治诗反映了他的政治观点，从中可以比较清楚地了解到李商隐的真实面目，显示了他敏锐的观察力和清醒的见解，而且不为尊者讳。

            钟来因前文指出，李商隐的爱情诗与道教关系密切，前人谓其诗风清峭感怆、谲怪、隐僻、精深，均与道教有关。文章联系唐代崇尚道教的风气及李商隐玉阳山学道的经过，认为义山为追求爱情的幸福，触犯了封建礼教，也违反了道门教规，受到重大挫折，这对其生活、思想、诗风都有重大影响。文章从三个方面论述了道教给义山爱情诗打上的烙印：第一，充满了仙风道气的爱情诗，为读者展示了一幅瑰丽多姿、极富仙家色彩的爱情画卷；第二，义山大量运用隐比手法、比兴体制来写爱情生活中的种种感受，致使这些诗呈现出隐晦、精深的风格；第三，义山爱情诗受道教好静虚无的影响，在恋爱的悲剧中更易产生感伤、颓废的情绪，使他的诗涂上了浓郁的悲剧色彩。钟来因后文选取李商隐"学仙玉阳山"期间所写的有代表性的恋爱诗三十首，一一剖析，揭示出其中隐藏着的奥秘。作者认为，道藏中的秘诀隐文的表达方式给义山的爱情诗打上深刻的烙印。他的无题诗的制题艺术，爱情诗的隐比、象征手法，都从道藏学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