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7章

                                    因此，揭开其中隐藏着的道藏的奥秘，有助于我们真正理解这些恋爱诗。

            王蒙文认为，李商隐的政治诗既有一种旁观者的清醒，又有一种旁观者无法投入的无可奈何的悲凉。作为政治上的失败者（甚至连失败也谈不上），李商隐对政治无益无效的关注与政治进取愿望，拓宽了加深了熔铸了他的诗的精神。文章还指出，李商隐善于将负面的情绪用艳丽精致的形式加以表达，诗中充满了迷茫与悲凉的体验。文章对李商隐诸多名作的分析大都发人所未发，且文笔洒脱，激情洋溢，很有个性。

            刘学锴前文首先勾勒出咏物诗的发展史，指出李商隐之前的咏物诗形成了借物托寓和单纯体物两种传统。李商隐的咏物诗在继承前人传统的基础上兼具多种类型，但最能体现其咏物诗艺术特征及成就的则是托物寓怀之作。他的这类诗的最主要的特色和贡献，是实现了从类型化到个性化的转变。文章还指出了义山对文学表现真实个性的重视是实现从类型化到个性化的转变的内在原因。咏物诗的创作离不开对物与人、形与神、情与理等关系的处理，义山在这些方面对传统都有明显的发展。概言之，从物与人的关系看，义山把前二者比较简单的比附发展为注重整体神合的较高层次的象征。从形与神的关系看，义山此类作品的显著特征是离貌取神，物与情或理的关系看，义山此类作品的特征是不涉理路，极饶情韵。总之，无论从感情的产生或传达看，义山托物言志诗都更接近于"兴"体，而与传统的比体和赋体咏物诗判然有别。刘学锴后文则指出，李商隐咏史诗的第一个特征是强烈的讽时性，第二特征是具有较高的概括性与典型性。李商隐为正确处理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作了多方面的成功尝试，具体而言，一是用假想推设之辞突破史实局限，更深刻地揭示讽刺对象的本质与灵魂，二是将两件本不相接之事，略去时间距离，将其紧相组接，以突出历史现象的前因后果，三是抓住具有典型意义的细节或微物来表现深刻的主题，四是在史实或传说的基础上加以生发，创造出带有虚构色彩的场景，五是深入开掘历史现象的某一本质方面，熔铸多方面的生活内容，使之具有更高的概括性和典型性。浓郁的抒情色彩和深长的情韵是李商隐咏史诗的第三个特征。如果说，讽时性赋予咏史诗以鲜活的生命灵魂，典型性赋予它丰满充实的血肉肌体，则抒情性便赋予它动人的情韵风神。

            苏涵文则对李商隐的爱情诗作了人格阐释。作者认为：政治失落和三次爱情失落造成了李商隐的弱化人格，这决定着诗人的艺术选择。具体而论，首先，是他的人格特质中孱弱、退缩的一面的主导作用，使他只能以委婉曲折的方法在艺术中追求爱情的自由。其次这种性格驱动他去追求相应的刺激情境，在那情境中获得满足。再次，这种人格特质使他既执著于情的苦恋，又不能隐去爱情生活的真实事迹，从而形成了情的高度浓化和可叙述内容尽量淡化的艺术特点。李商隐的弱化人格所营就的爱情诗的艺术价值有三点：一是对情的偏执造成了深隐朦胧之美；二是以"弱者的强爱"这种特殊的爱情形态深刻揭示了人间爱情悲剧的共性；三是从一个特殊的方面使后人更深一层地认识了晚唐衰弱的时代精神。总之，缺陷的人格的另一面竟是艺术的圆满。

            诗歌体式研究  本世纪从体裁方面研究李商隐诗歌的论文不太多，而且主要集中在对其七律、七绝的探讨，如，萧艾的《试论李商隐的七言律诗》、周振甫的《李商隐绝句初探》、初旭的《沉博艳丽，高振唐音――李商隐七律艺术探微》、房日晰《李商隐七绝论略》、赵谦的《论李商隐七律的内在结构效应》等。

            其中周振甫文认为李商隐绝句中反映身世之感的较多，在反映身世之感的诗里，结合不同内容，运用了多种多样的艺术手法。这些诗写得深情绵邈，沉博艳丽，用词精炼，跟其他各体的诗具有同样的艺术特点，可供我们借鉴。商隐的绝句，可能在当时有许多不便明言的，写得比较隐晦，注家也有各自作出不相同的解释的。我们可以在精工富丽的辞章中体会到他的婉转的情思。初旭文则认为，在七律的发展史上，第一座里程碑是杜甫，那么，第二座里程碑当之无愧的则为李商隐了。文章分析道，李商隐"沉博艳丽"的风格，具体表现为情致缠绵、意境幽深，诗思婉约、律法精严。工于比兴，深于寄托，清词丽句。这些都突出表现在他的七律中。房日晰文指出，李商隐的绝句深刻地反映了动乱的时代，揭示了晚唐面临的严重的社会问题，在艺术上又能苦心孤诣，戛戛独造：第一，含义深邃，意旨微茫；第二，议论精辟，感情深沉；第三，构思奇妙，诗味隽永；第四，感情细腻，意境婉约；第五，语言淡宕，风神摇曳。赵谦文论述了商隐致力于改变七律内在结构的几种手法：一是用隐喻手法使之具有表层意象与深层联想意义的复调结构；二是用反讽式、层递式、时空式比较结构，使外在意象语言层面和推论语言的潜逻辑层面有机整合；三是利用意象的感觉示意功能，构织密集的意象群落；四是大量用典，尤重在典故中几项蕴含的多种关系的互相作用；五是运用复义手段，将多重意旨附挂于某个意象。文章具体分析了这几种手法的效应，视角独特，言之成理，是李商隐诗歌体裁研究中少有的较有深度和新意的成果。

            四、诗歌艺术渊源和对后世的影响

            八十年代以前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学界虽然也涉及到义山诗的艺术渊源和影响，但并无专文探讨之，大多比较简略。

            如，张振佩的《李义山评传》就指出了义山诗的历史根源："盛唐融合南北文学而成的诗，是初盛之变，而韩白等又为盛唐诗内在矛盾的暴露，冲突的结果，更产生出晚唐温李一派新型的诗。"文章还将义山与杜甫、义山与李贺、义山与温飞卿等人作了比较，论及义山诗的影响时，主要强调了对西昆诗派的影响。

            沈茂彰的《玉溪生诗管窥》谓义山之诗受赐于老杜、韩愈、令狐楚、六代、盛唐、佛典者甚多。

            缪钺在《论李义山诗》论述义山诗的渊源和成就时，颇强调李贺的影响，说"义山诗之成就不在其能学李贺，而在其能取李贺作古诗之法移于作律诗，且变奇瑰为凄美，又参以杜甫之沉郁，诗境遂超出李贺之上。"文章还论述了义山诗与词体之关系："义山虽未尝作词，然其诗实与词有意脉相通这之处"，"盖中国诗发展之趋势，至晚唐之时应产生一种细美幽约之作，故李义山以诗表现之，温庭筠则以词表现之，体裁号异，而意味相同。"

            陈寂的《李商隐诗探微》有一节是"李诗的渊源和继承"，认为李之于杜（甫），相同处不单在面貌，而且贯彻在精神。

            另外，五六十年代出版的一些文学史著作也对李商隐的艺术渊源和影响作了比较简略的介绍。如游国恩等编著的《中国文学史》就指出："李商隐的诗歌，特别是他的爱情诗，对后代有很大的影响，从晚唐韩偓等人、宋初西昆派诗人、直到清代黄景仁、龚自珍等都在诗的风格上受过他消极或积极的影响。此外，唐宋婉约派词人，以及元明清许多爱情戏曲的作家，也都不断地向他学习。"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著的《中国文学史》则认为，"他接受了汉魏古诗和乐府歌词以及梁陈宫体诗的影响；在唐代诗人中，对他影响较深的，是杜甫的五言和七律；他的七绝有着杜牧那种清丽俊逸的格调；而他那些奇特的想象，却是汲取了李贺的浪漫主义手法。"

            八十年代以后  直到八十年代以后，才产生了一些对李商隐诗歌艺术渊源和影响进行深入探究的论文，有些文章还将李商隐与外国诗人作了比较。

            这一时期研究李商隐诗歌艺术渊源的论文如吴调公的《李商隐诗歌渊源论》、吴企明的《李商隐诗歌的艺术渊源初探》、刘学锴的《李商隐与宋玉――兼论中国文学史上的感伤主义传统》等，论述都较前人更为深入。

            其中吴调公文认为，李商隐从屈原诗歌艺术宝库中学到了象征手法和浪漫主义气氛的渲染技巧；受徐庾描写丽人思妇的影响而写了较多的爱情诗，在色彩瑰丽上也受了徐庾的影响而形成他的"百宝流苏"的风格；李商隐受杜甫的影响表现在频频以时事入诗，抒发忠荩之感，还具体而微地学习、师承了杜诗的沉郁风格、炼词炼律的精细；在构思的奇巧和词采的冷丽幽凄上则很受了李贺的影响。刘学锴文从宏观角度审视李商隐在中国文学史上源远流长的感伤主义传统中的地位,较有深度和新意。该文首先从诗人的为人、作品基本主题、微辞托讽、抒写艳情绮思、诗歌理论等方面对比了李商隐与宋玉，揭示出他们之间的继承关系；然后从文学史发展的长河中考察李商隐对感伤主义文学传统的贡献，并对文学史的感伤主义勾画出一个简略的发展轮廓。文章认为："李商隐的诗歌，融时世身世之悲感于'沉博艳丽'之中，贯感伤情调于咏史、咏物、无题等各种题材体制之内，将宋玉、庾信、杜甫、李贺诸家的感伤质素与文采华艳都加以融汇吸收，成为感伤主义文学传统的集大成者。"

            相对说来，探讨李商隐诗歌对后世影响的成果则多一些。主要有：吴调公的《李商隐对北宋诗坛的影响》、《李商隐在清代的余波绮丽》、王玉祥的《李商隐对苏曼殊诗的影响》、王兆阳的《论李商隐的诗对词的独特风格形成的影响》、刘学锴的《李商隐诗与唐宋婉约词》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