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8章
其中吴调公前文认为，在北宋时期，学习李商隐诗歌的显然有两个作风：早先是西昆体的生搬硬套，扩大了李诗的糟粕；后来是王安石、黄庭坚，在善于创新的前提下汲取了李诗的营养。到了南宋，由于民族矛盾尖锐，发抒悲凉沉痛的哀国之思的诗歌一时成为主流，这距离李商隐的风格较远，故李诗的余波一时消歇。吴调公后文则指出，李商隐诗派经历了明代的中衰，进入清代以后，在诗坛的影响扩大了，特别在清初和清末两个时期，更加呈现出余波绮丽的局面。文章比较详细探讨了李商隐诗歌对清代诗人钱谦益、吴伟业、王闿运，以及光宣之际的湘鄂诗人、江南诗人的影响。文章最后说，"清初的几位大诗人，可算是既善于学习前人而又善于脱胎换骨。而晚清的学李也不乏名家。因此相对说来，作为李商隐诗歌的出色的绮丽余波，大概应推有清一代的承传者了。"刘学锴文从两个方面论述了义山诗与唐宋婉约词的关系：以义山诗与婉约词在诸方面的相似点，说明义山诗在由五七言诗向词演变过程中所处的重要地位，探讨义山诗的一些重要质素与特征对婉约词的深远影响。文章认为，李商隐在诗与词之间搭起了一座桥梁。义山的绮艳之作，词化特征比较显著的有三类：一类是经过改造的"长吉体"艳情诗，一类是用近体律绝形式写的无题诗、准无题诗、有题的爱情诗和风格绮艳的咏物诗，一类是吟咏日常生活情思的小诗。这三类诗的词化特征主要表现在：一、题材的细小化；二、内容的深微化；三、意境的纤柔化；五，语言的圆润化。在审美类型上，都属于婉丽纤柔、温润妩媚的优美型、阴柔型。而义山诗对唐宋词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一、在艳绝之中融入身世时世之感与人生感慨，二、李商隐诗歌的比兴寄托不是偏于理性的"志"，而是融和着生命血肉的"情"，是对悲剧身世和人生的深沉悲慨。这种自然流露的纯感性的寄托，对词的影响比传统的托物寓志方式要大得多。义山诗的深层意蕴多因触事（物、情）而兴慨，表现得比较隐微，适应了由诗到词的演变过程中，寄托由志到情、由显到隐、由有意到无意转化的趋势。三、表现感伤情调和感伤美。这是义山诗的审美特征。这种审美特征主要影响了南唐词及以后。四、时空交错与跳跃的章法结构。这一点，在李贺诗中已表现得相当突出，义山加以继承和改造，给人以缥缈变幻、回环往复的感受，并对唐宋词产生了明显的影响。总之，此文使人们长期以来对义山诗与唐宋词之间关系浮浅、笼统的认识更为深入、细致了。
另外，还有几篇文章探讨了李商隐诗与英国诗人华滋华斯的异同及其在国外的影响，如蒋小雯等的《李商隐和华滋华斯》、许渊冲《谈李商隐诗的英译》、刘若愚的《李商隐与西方现代读者》等。
蒋小雯等文从几个方面比较了李商隐与英国诗人华滋华斯的相同相似之点。文章认为："李商隐和华滋华斯都是被卷入生活的诗人。他们都关心社会现实，而不是藏头去尾地躲在生活的背后养神安息。""李商隐和华滋华斯都善于咏物、写景，而且都能突出地表现出人和自然的交流，人和自然的融汇"，而且他们的诗"在朴实的词句后面隐藏着深奥的意蕴"。刘若愚文探讨了李商隐对西方当代读者具有特殊吸引力的原因。作者认为李商隐的长处正在于深入人生，尝遍了生活的各种滋味。正是他对待人生的这种积极态度赢得了现代西方读者的理解和欣赏。作者认为李商隐是"巴洛克"风格的诗人，他认为李商隐的诗和"巴洛克"文学美术一样都寻求神秘奇异的境界，都趋向于繁缛眩目的作风，这种相似便是引起西方读者对李商隐的诗感兴趣的又一原因。
五、无题诗研究
无题诗是李商隐诗歌中及其重要的部分，不但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也一直是学界热衷探讨的课题。本文下面将在参考陈冠明的《李商隐的无题诗和锦瑟诗》和刘学锴的《李商隐无题诗研究综述》等文的基础上，加以补充，对本世纪学界的有关研究情况进行简略的介绍。
无题诗的范围 李商隐诗集中标明"无题"的诗，朱鹤龄注本中有十六首，冯浩注本中十五首，其他各家注本大致相同。纪昀提出摘句首二字为题的，如《碧城》、《锦瑟》等诗，也算"无题诗"。这就将"无题诗"的范围扩大了许多。这个说法得到了本世纪大部分学者的认可。
李长之、吴调公、刘学锴、余恕诚均认为这类诗为"类似《无题》"。也有人称之为"例同《无题》"。
刘开扬则提出，用"句中二字"作题的诗，也"等于《无题》"。
徐朔方认为，"至少就文字表面而言"，那些"以抒写艳情或爱情为内容"的，"是否另有寄托则在疑似之间"的"一些七言律诗"，均可列为《无题》诗。因此，一方面，只要具备以上条件的，即使有题的，如《圣女祠》等七首七律诗，也可作为《无题》诗看待；另一方面，对以《无题》为题的十五首和以"句首二字为题"的"近三十首"诗却作了如下的"限定"：《无题》诗非七律的均在排除之列，即使是七律的，如《无题》（万里风波），也因非关爱情，在排除之列。此外，以"句首二字为题"的诗也只剩下《锦瑟》等七首，以上三项，凡有"《无题》诗"二十首。
杨柳的《如何理解李商隐的诗》一文，则从内容与形式统一的角度，将《无题》诗划了一个范围，即指"摅写作者不愿明言的生活遭遇或思想感情的偏什"，共有六七十首。其中包括：一、题目标明《无题》者二十首；二、拈篇中数字为题，例同《无题》的诗；三、概括题旨命题者，如《药转》、《曼情辞》、《晓起》、《可叹》、《离思》等。
无题诗的内容和作意 从清代以来，人们对李商隐无题诗内容和性质的理解就有分歧。说法主要有两种，即寄托说和爱情说。
清代学者多认为李商隐的无题诗是有寄托之作，而其中吴乔等人更将全部无题诗都说成是为令狐绹而作。到上个世纪末和本世纪初，这种观点为张采田、汪辟疆等人所继承。不过，张氏对李商隐无题诗所寓意的对象的理解与前人稍异，他认为李商隐无题诗除了一部分寓意令狐，还有一些作品是为李德裕写的，其中寄托了对李德裕的怨旷之情。由于张采田等人的过于比附、过于绝对，所以，寄托说在本世纪相当长的时间里响应者只有萧艾、杨柳等数人。如萧艾在其《试论李商隐的七言律诗》将许多七律《无题诗》看作"希望令狐绹对他汲引"的诗。杨柳的《李商隐评传》则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无题》诗，是干谒之作，是"直接、间接影射令狐家的"。
二十年代末，苏雪林撰成《李义山恋爱事迹考》，考证义山恋爱的对象有女道士、宫嫔和娼妓，并认为无题诗中的"紫府仙人"是为所恋女冠而作，"含情"、"凤尾"、"重帏"、"昨夜"、"来是"、"飒飒"、"相见"等则分别抒写义山与所恋宫嫔飞鸾、轻凤幽会、间阻的情景，及对方死后对她们的追悼。这种爱情说一经提出，立即引起了学界的普遍关注。许多学者对苏氏的索隐猜谜的方法不以为然，如张荫麟《评雪林女士李义山恋爱事迹考》、张尔田《论李义山恋爱事迹》均认为苏氏所说的义山恋爱事迹有泥解之弊，认为李商隐的无题诗严格说来只能算是艳情诗。另外，有些学者则比较同意苏氏之说，亦持爱情说。如朱偰的《李商隐诗新诠》就继续敷演李商隐与宫嫔言情而作《无题》之说。陈贻焮的《李商隐恋爱事迹考辨》和葛晓音的《李商隐江乡之游考辨》都在对苏雪林的考证有所纠偏的基础上，继续探讨李商隐的恋爱事迹。
但是，更多的学者倾向于认为李商隐的无题诗中有寄托之作，也有艳情（或爱情）之作。如张振佩的《李义山评传》就在明确反对梁启超艳情说、苏氏恋爱说之后，同意纪晓岚的说法，认为"无题诗并不是专为某一事件而作，而是各有其作意的"，他将无题诗分为狎邪之诗、怨怼之作、哀感之作、讽刺之作。
本世纪下半叶，将无题诗分别观之的学者更多。如刘学锴、余恕诚在《李商隐诗选》《前言》中就认为无题诗的性质和内容并不单一，其中确有一部分"寄托的痕迹比较明显，寄意也比较清楚"，另一部分"寄托的痕迹似有似无，多数和纯粹的爱情诗非常相似"，也有"明显是艳情冶游之作"。周建国的《李商隐的无题诗、寄托诗考辨举隅》则分析了义山无题诗中的艳情诗，寓意令狐绹的诗，以及别有寄意的政治诗，还探讨了某些制题隐晦、词旨婉曲政治诗的隐词以寄情况。
尤其是对其中寄托似有似无的作品，人们的理解就更加多样化了。人们或认为其中所抒写的"悲剧性爱情和爱情心理，又总是隐隐约约地和诗人的悲剧身世及人生体验有着某种联系"，或认为不能"截然排除其中蕴涵着更深的隐痛"，或认为"他把自己对社会人生那种凄凉的情感，那种恍惚不定的心态也悄悄地织进他的爱情篇章中了"，甚至认为"它实际上乃是作者全部人生经验的形象化表现"，"许多无题诗既可以理解为爱情诗，但又不仅仅是爱情诗，因为坚贞纯洁的爱情和高尚的精神寄托，在同一诗歌境界中得到了完美和谐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