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0章

                                    阎琦则进一步认为："'自伤'说已笼括'悼亡'说在内"，"故'自伤'说最为通达"，可以"粗定下来"。梁枢的《〈锦瑟〉新论》则认为《锦瑟》是一首"自伤身世的音乐诗"，      李商隐是以琴瑟的音乐在"演奏其身世之感"。美籍学者刘若愚更是认为，《锦瑟》诗可视为人生如梦这一共同主题的变奏曲，这种看法不排除对诗人妻子或任何人的忆念，也不排斥对诗人往昔生活和其诗作的沉思。这样构思政合乎李商隐晚年情况，此诗显示了诗人对自己一生的回顾。美籍学者王福民也认定《锦瑟》诗是李义山的"自叙诗"，"是他一生际遇的自叙"，"是作者站在旁观者的地位把他一生的'前尘'加以欣赏的结论"。吴奔星的《诗的明朗与含蓄――兼论李商隐的〈锦瑟〉》则指出，"从思华年的内容上看，不外以党争引起的宦海沉浮为经，以夫妻生离死别为纬交织成篇。""诗人的一片惘然之情，是由象征官场的尘网和陷入一往情深的情网所产生的失落感引起。"这是目前比较流行的一种说法。

            八、"不可知"说。此说的倡导者是屈复，他在《玉溪生诗意》中认为："凡诗有所寄托，有可知者，有不可知者"，若《锦瑟》、《无题》诸篇，即是"不可知者"。梁启超也说：他对《锦瑟》等诗讲的什么事，"理会不着"，只觉得诗美，"含有神秘性"。王士菁则说：《锦瑟》是"恍惚迷离"的，"究竟写的什么，恐怕只有诗人自己心中有数吧？"谢无量说：《锦瑟》等诗"究竟何所寄托，殊难证明"王蒙的《一篇〈锦瑟〉解人难》从鉴赏学的角度剖析诗意，认为从诗人的写作触发动机来全然肯定或否定一说，前提都不充分。王蒙指出，此诗所咏的"核心是一个情事"，是一种"惘然之情"，其中"包括了丧妻之痛、漂泊之苦、仕途之艰、诗家的呕心沥血和收获的喜悦以及种种别人无法知晓今人更无法知晓的个人情感"。"诗人经过人生沧桑之后，当他深入再深入到自己内心的深处时，他的感受是混沌的一体的、概括的、莫名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是惘然的无端的"。

            六、樊南文研究

            李商隐的文尤其是骈文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但是研究者却不多，本世纪对樊南文研究的单篇论文主要有：董乃斌的《论樊南文》、《李商隐散文简论》、吴在庆的《樊南四六刍议》等。

            其中，董乃斌《论樊南文》是本世纪较早对李商隐文进行全面、深入探讨的论文，该文着重分析了李商隐花费极大精力所从事的骈体文，说李商隐为文曾经历了一个由散入骈而最终以骈文为专业的变化过程，并从三个方面探究了这种变化的意义：首先，这种转变表明，在韩、柳大力提倡"文从字顺"、明白晓畅的古文，并在社会上发生巨大影响之后，骈文依然有不小的市场；其次，应该看到，是李商隐的生活道路促使他变成一个以写作骈文为专业的人，而他所以走上这条生活道路，又有着某种必然性（如其职业特点和令狐楚的影响）；第三，商隐之所以下苦功钻研骈文，并非全然被动地由于外界的原因，真正的动力还是蕴藏在他本人思想深处的要致身通显以实现政治抱负的强烈愿望。对于李商隐四六文的思想内容，作者指出，樊南四六虽然许多都是代笔文字，但从中却不时透露出李商隐本人的政治观点，作者还指出，樊南四六中较好作品的真正优点，在于通过某些修辞手法的适当运用，使文章不但具有一般的辞章之美，而且增强了形象性和含蓄性，从而超越了一般应用文的水平而进入艺术的境界。《李商隐散文简论》则侧重探讨了李商隐的散文，作者认为，李商隐对古文仍是很重视的。他将李商隐现存的李商隐散文分成两类，一类侧重议论，一类侧重叙事，并指出它们的风格都接近韩、柳古文。吴在庆的《樊南四六刍议》是继董乃斌前文之后论商隐文的又一大成果。文章指出，商隐初习古文，后转习四六的个中因由有二：一是作者长期为幕，必须迎合时尚，捉刀代笔，身不由己；二是古文运动影响的减弱及商隐对儒道某些主张的怀疑。商隐四六，多代人立言，这是被人视为内容空洞从而备受冷落的一大原因。该文认为，商隐四六的价值首先在于丰富的史料性上。李文多代显要如令狐楚、王茂元、崔戎等而作，这些人与时政关系密切，状表呈启、酬赠往来，必然关涉时事并表达意见，这就使李文具有认识作用；其中的行状、祭文、遗表、碑铭等涉及一大批人物生平行事，所记或可与史载相印证，或可补史载之阙，或可纠史籍之误。其次，商隐四六在艺术上除了形式美之外，还有其特殊价值。一者，其中相当数量的应景文章，内容情感两皆空泛，用骈文可于隶事用典中掩饰空泛。二者，商隐四六在叙事抒情上也颇多值得总结的艺术经验。

            另外，一些散文史论著如郭预衡的《中国散文史》、马积高的《赋史》、姜书阁的《骈文史》也都涉及到李商隐的文，唯介绍较简略、论述稍浮浅。

            七、李商隐文艺观研究

            李义山诗中有一些论诗之作，而且他的创作中也体现出比较鲜明的创作观，但是长期以来，学界对义山文艺观的研究一直比较薄弱。

            早在三十年代，张振佩在其《李义山评传》"章十一"中就从四个方面初步论述了"义山的文学意见"：义山的文学生活、义山对创作内容方面的主张、对格律方面的意见、义山的文学功效论。当时和稍后出版的一些文学批评史、文学理论史也简单地提及义山的文学主张。

            吴调公《李商隐研究》是较详细论及李商隐的审美观的著作，他从李商隐的文学作品中抽绎出：一、婉约的优美感和坚韧不移的风骨，二、李商隐对悲剧性生涯的体验与探索，三、美的理想火焰永远在寂寞中燃烧等三点审美观。吴调公的《李商隐文艺观探微》》1983年第2期）则是较早出现的专论义山文艺思想的文章，该文认为，如果说中唐时代诗歌和散文这两个文艺运动的共同倾向是侧重于文学的思想性和较多地汲取儒家思想的进步方面，那么，李商隐的文艺思想恰恰是侧重于文学的艺术性和摆脱儒家的道统，要求解放个性。他的以发抒真情为内容和融各家之长作为形式因素的文学主张，既标志了晚唐初期对儒家思想的一次突破，也标志了他纠初唐四杰之偏。文章还从三个方面具体分析了李商隐的文艺观：不系今古，挥笔为文；流莺巧啭，比托遥深；博兼众体，不取"偏巧"。盖国梁的《李商隐诗歌创作的美学观点》一文则发挥了钱钟书、周振甫对李商隐诗歌艺术美的看法，文章援引周振甫先生在《李商隐选集》中所说的"商隐的诗，有摹写自然的，有润饰自然的，有通于自然的"的见解，并称周先生的识见"可谓精锐，洞中肯的"，特别是象商隐的无题诗，几乎可以说大都达到了钱钟书先生所说那种"通天"的完美境界。而周振甫先生指出：商隐在《献侍郎巨鹿公启》一文里论诗时所提出的"虑合玄机"，是已经看到了"造化之秘"，文章最后说，可见，"他的诗歌创作达到如此完美的艺术境界，是在其美学观点的指导下，有艺术的思维构成和创作的内在动机的。"

            另外，八九十年代新出版的几种文学批评史、文学思想史也对李商隐的文学观有比较详细的探讨。

            如罗宗强在其《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中认为，李商隐对诗歌艺术的独特探索，反映了唐代诗歌思想的又一次重要发展。他将李商隐的探索分为三个方面：一、追求朦胧情思与朦胧意境的美。"他在艺术上着意追求的，就是如何才能不把内心完全袒露无遗，而只到此为止。神龙见首不见尾，一个个意象，仿佛露出一鳞半爪，留下了许多原该衔接而不予衔接的空白。这些空白仿佛迷蒙云雾，其中隐隐约约，让人猜度。这样的艺术追求，应该说是李商隐的一个创造。"二、追求一种细约的美。三、感情的表达方式是多层次、细美幽约、迂回曲折，而感情基调则是凄艳而不轻佻。他在分析李商隐的文学理论时也认为："他追求朦胧情思与朦胧意境，追求细美幽约，所以他不重诗教，而重情感表达。"

            王运熙、杨明的《隋唐五代文学批评史》着重分析了李商隐对前代或同时诗人的批评，指出："李商隐的文学思想比较复杂多样"，"他既重视、钦佩李贺、杜牧的日常抒情写景之作，更推崇贾谊、李白、杜甫等关怀国事民生的篇章，还肯定了宋玉假托巫山神女寄托讽喻的辞赋。可见，在内容题材方面，他要求有裨于教化，但也重视抒发日常生活中的个人情怀，取径较为宽广。""在思想方面，他既肯定儒学，但有时又赞美老、庄自然之道，超越了儒家的思想规范，还认为道非周公、孔子所可独霸，因而对深受道家影响的元结作品备加赞美。在文章样式上，他兼长古文、骈文，既重视古文，推重古文家元结、韩愈；又爱写骈文，注意向南朝骈文名家任昉、庾信等人学习，并加以赞美，还慎重为自己的四六文编集作序。其诗特长律体（今体），但也有若干古雅峭劲的古体诗。他在理论批评方面的多样化表现和他创作方面的多种态势互相呼应。"

            张少康的《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发展史》则认为，李商隐在文学思想上，"大胆地突破了传统观念的束缚，明确反对文学创作上的师圣明道，而主张缘情体物、抒写性灵，更彻底，更自觉地使文学与儒家政教脱钩，而成为表现个人感情角落，心灵世界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