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6章
而当时新出版的一些文学史著作则对唐代古文运动作了更为充分的肯定，如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著的《中国文学史》（第二册）就指出："这次古文运动的胜利，不仅有力地打击了风靡三百年的绮丽柔弱的文风，而且直接启示了北宋的文学革新运动，开创了中国文学史上以唐宋八大家为代表的古文传统，对后世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游国恩等编著的《中国文学史》（第二册）也认为："唐代古文运动的胜利，是我国散文发展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它打垮了骈文的长期统治，开创了散文的新传统。......使散文在传统的著书立说之外，在日常生活中找到了表现自己的写景、抒情、言志的广阔园地。""古文运动的理论，特别是韩愈所提出的文道合一、气盛言宜、务去陈言、文从字顺等论点，指导了后来无数古文家的写作，直到今天，仍有借鉴意义。"
到文革期间尤其是文革后期的"评法批儒"运动中，出现了从"儒法斗争"角度对古文运动进行批判的观点，可以郭兰成的《批判文学史上的尊儒反法思潮――试论唐代古文运动》、刘大杰的《韩愈与古文运动》为代表。
七十年代末，学界又出现了对古文运动进行否定的观点，如徐寿凯的《我国的古文运动及其历史教训》就认为传统的或流行的肯定的评价"是大有商榷的余地的"，他的主要观点是韩愈提倡复古运动旗号复古，内容也是复古，而且是拖住了历史前进的后腿。这种对唐代古文运动进行全盘否定的观点并未得到多少学者的响应，此后持类似看法者只有陶新民的《唐代古文运动再审视》。
八十年代以后，学界对唐代古文运动的评价以肯定为主。如孙昌武在《唐代古文运动通论》中就认为，唐代古文运动有三个主要贡献：首先，古文运动的发展，一直与唐代统治阶级内部进步与反动、改革与保守的斗争相呼应；其次，它开创了中国古典散文的新时代，奠定了此后散文发展的方向和规模；第三，还造成了一种精炼畅达、富有表现力的新文体。当然，该书也指出唐代古文运动值得注意的教训，如它有时脱离了生活，受到儒学教条或其他错误思想的束缚，限制了它反映现实的深度和广度。
八十年代以后对唐代古文运动进行整体评价的论文不多，其中较具新意且论述较为深入者是罗宗强的《唐代古文运动的得与失》。该文指出，"韩柳古文的最大成就，就是从空言明道走向参预政治、参预现实生活。有了这一点，才使'古文'活起来了，走向了发展的更为广阔的天地；才使它与六朝骈文不仅在文体上，而且在文风上真正区别开来。"对于古文运动之失，他认为，从文学理论发展史上讲，六朝时区别"文"、"笔"，是文学观念正在发展的标志，但唐代古文家重新混文笔为一，中止了这种发展，从而使散文理论一直停留在文章学水平上。而且，仅就文章学而言，"明道说"也有很大局限，它常常是一种束缚，使散文成为一种宣传工具。这些观点可谓是发人所未发，切中肯綮。
第二节 韩愈研究
从本世纪初开始，随着现代学术观念和学术规范的建立，人们改变了以前多在学术笔记或诗话中论韩的单一格局，系统性、理论性的韩愈研究成果层出不穷。由于本世纪的韩愈研究在生平、思想、文学理论、诗歌创作、散文创作、作品考订和文集整理、韩学的建立等诸多方面都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所以，下面将分别加以介绍。
一、生平研究
自宋代至清末，已经产生了不少韩愈年表、年谱之类的著作，人们对韩愈一生的大致行事和一些作品的写作时间也已有了较明确的认识。在充分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世纪学界在韩愈生平研究方面，也取得了一些进展。
籍贯 本世纪上半叶对韩愈的籍贯问题进行重新检讨的文章主要有孙百急的《韩愈的籍贯问题》、赵毓英的《韩愈乡里辨略》等。其中赵毓英文经过细致的考证，认为传统旧说有三点不可信：（1）韩愈不是昌黎韩派，（2）邓州南阳之说无稽，（3）修武之说亦不可信，可能是受朱熹的影响而后世伪造的。他的新结论是："一、韩氏祖茔在河阳，韩愈亦葬在河阳。二、但韩愈却住在洛阳，而且有田在河阳对岸之河清（本属河阳）。三、韩愈家住洛阳，大约是从他父亲仲卿开始，而他本人自幼就住在洛阳。四、韩愈虽住洛阳而仍葬在河阳，所以仍定河阳是他的乡里。五、河阳与河南岸，当时有长桥架水，交通极便利，由原籍河阳，买田河南，再迁居洛阳，是很可能的事。"
此后相当长的时期内韩愈的籍贯问题未见有人涉及，直到七十年代末以后，这一问题才又被学界重新提起。如孙醒的《关于韩愈的籍贯问题》、宋海军的《韩文公家乡考》、洪流的《韩愈的籍贯考》、刘峰的《韩愈故里与韩愈墓》、李会典、和富兴的《韩文公河阳人辨》、彭功智的《韩愈籍贯考析》、傅全纯、纪思的《韩愈郡望考》等。但是，这些文章均无实质性的突破，且大都同意韩愈的籍贯应为河阳也即今河南孟县的说法。
生母问题 韩愈在他的作品中很少提到他的母亲，韩愈的生母到底是谁？为什么韩愈讳言其母呢？是学界一直讨论的问题。清人沈钦韩曾说："案祭文（《祭郑夫人文》）言父卒而不及其母，盖所出微，终丧已嫁，故鞠于兄舍。"近人胡适对沈氏此说作了进一步的发挥，认为："沈说虽无可据，于情理盖亦可通，退之或出于婢妾，伊产后即他适，故退之自叙不道之耳。"然而，陈寅恪却持不同的看法 ，他说："据白氏《长庆集》三十三《追赠韩愈二十九人亡母郡国太夫人制》，有'归于华族，生此哲人'等语，当即指退之生母。且恐非婢妾改嫁，似沈、胡先生皆无确证。"而黄天朋的《韩愈研究》也不同意韩愈的生母系婢妾改嫁的说法。
此后探讨这一问题的文章还有刘国盈的《韩愈生母考》、卞孝萱的《为什么韩文中未提出过母亲？》、《韩愈"生母"之谜》等。其中刘国盈文在对上述诸说辨析的基础上指出：韩愈的生母是"死"而不是"嫁"，其身分可能是嫁到"华族"的婢妾，至于生母的姓字，则不得而知。卞孝萱文则推测说，韩愈《乳母墓铭》中所说的"乳母李"，实为韩愈之生母。
贬阳山问题 本世纪撰专文探讨此事的文章有周长志的《韩愈为什么被贬阳山》、阎琦的《韩愈的"阳山之贬"析》。阎琦文认为韩愈刚任监察御史不久上疏言事被贬阳山的真正原因是王叔文、王伾和韦执谊等永贞党人的打击和迫害，而非京兆尹李实。
但是，刘国盈的《韩愈评传》则不同意说刘禹锡、柳宗元"传之落冤仇"的传统说法，认为根本原因是韩愈上了《御史台论天旱人饥状》，触怒了皇帝的幸臣李实。
交游 对于韩愈的交游问题，学界探讨得较多。在本世纪上半叶，人们由于对韩愈与佛教之关系比较关注，所以也分外注意韩愈与大颠的关系。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有董璠的《韩愈与大颠》、钱钟书的《昌黎与大颠交往事》等。
本世纪下半叶尤其是八十年代以后，学界对这一问题探讨的范围扩大了许多，相关的论文涉及到韩愈与白居易、柳宗元、刘禹锡、孟郊等人的关系。如卞孝萱的《刘禹锡与韩愈》、吴文治的《韩愈与白居易的交往》、路剑的《韩愈与白居易》、周勋初的《韩愈的〈永贞行〉以及他同刘禹锡的交谊始末》、尚永亮的《韩愈同二王刘柳的关系及其永贞革新的态度》、张金亮的《韩孟的交游和酬唱》、刘国盈的《韩愈柳宗元交游考》、《唐贞元、元和年间韩愈刘禹锡关系考辨》、《韩愈与僧人》、朱琦的《韩白关系考》等。
另外，陈克明的《韩愈述评》一书中还专门探讨了"韩愈师友关系"，分别论述了"韩愈同独孤及、梁肃、陆贽的关系"、"韩愈同柳宗元、刘禹锡的关系"、"韩愈同李观、欧阳詹、张籍、樊宗师的关系"、"韩愈同李贺、孟郊、李翱、皇甫湜、贾岛等的关系"。
服硫磺问题 对于韩愈是怎么死的，前人有认为是食丹而死的，理由是白居易在《思旧》诗中所说的"退之服硫磺，一病讫不痊"。但也有人认为，此说不过是"文人乐闻邪说，以诬谤前贤"。本世纪上半叶，林纾的《韩柳文研究法》和章太炎的《文录》卷一《思乡愿》也持此说。但是予同的《韩退之与卫退之》则重申了白诗中的"退之"系卫中立、卫退之，而非韩愈、韩退之的观点。
而陈寅恪在《元白诗笺证稿·附论·白乐天之思想行为与佛道关系》则认为："乐天之旧友至交，而见于此诗之诸人，如元稹崔群，皆当时宰相藩镇大臣，且为文学词科之高选，所谓第一流人物也。若卫中立则既非由进士出身，位止边帅幕僚之末职，复非当日文坛之健者，断无与微之诸人并述之理。然则此诗中之退之，固舍昌黎莫属矣。"
此后涉及这一问题的文章还有刘国盈的《韩愈非死于硫磺辨》、阎琦的《韩愈"服硫磺"考论》等。其中刘国盈文对陈寅恪先生的观点提出了反驳，他首先不同意说韩愈是服食硫磺而死，因为不但韩愈本人不曾说过有服食之好，而且韩愈的朋友也不曾说过韩愈有服食之事，张籍的《祭退之》诗中所写韩愈之死时的情形也非服食之状；其次，他也不同意说白居易诗中的"退之"就是"卫中立"，他认为很可能这两个字是"敦诗"之误，也即崔群，因为他既是白居易的好友，又是服丹而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