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6章

                                    

            文学理论  和柳宗元的哲学思想一样，其文学理论也一直是柳学界研究的重点。

            本世纪上半叶，专门研究柳宗元文学理论的论文，只有梁孝瀚的《柳宗元之文艺思潮及其影响》，该文认为，"宗元文艺实源于六经及诸子。彼既宗法经子，则排斥习俗浮华之文，而以复古明道，为其文艺之最高标准"；说宗元论文主"神"、"志"二要素，说"夫神者籍文艺以寄托者也；而志者藉文艺以表示者也"；又说宗元"疾当时文艺家从事模拟，剽窃前人字句，以矜奇炫博"，"又疾当世学者之于文艺舍本逐末，致六义之旨丧失殆尽。"文章还分析了柳宗元"论文之效用"的观点，探讨了其文艺思潮与时代环境、个人遭际之关系，并分感伤主义、讽刺主义、写实主义等三个方面阐述了柳宗元文艺思想对后世文学的影响。总之，这是本世纪上半叶唯一一篇全面系统且较为深入地探讨柳宗元文艺理论的文章。其他的相关研究多体现在各种"文学理论批评史"、柳宗元研究专著中。

            六十年代，专门研究柳宗元文艺思想的文章也不多，只有吴文治的《柳宗元的文学理论初探》、方扬的《柳宗元的文学思想》等几篇。方文从五个方面更为细致地剖析了柳宗元的论文观点的理论意义，指出"他强调文学的创作是为'道'服务，文学创作的目的是为了'明道'，反对在创作中追求形式主义的倾向。柳宗元不仅仅坚持文学创作必须'明道'，而且强调文学为'道'服务时应根据文学本身的特点和规律，发挥不同的社会作用。因而他在文学的创作方法上主张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方法，强调内容和形式的统一。柳宗元还对作家本身提出了严格的要求，认为作家除了具有进步的思想和道德品质外，还应向前人学习，不断提高艺术修养和技巧，只有具备这些条件，才能真正达到'明道'的目的。"

            较为奇怪的是，文革后期的"评法批儒"运动中，反而出现了好几篇论述柳宗元文艺观和文学思想的文章，当然它们的写作宗旨和内容多半是相同的。

            八十年代以后，论及柳宗元文学思想的成果更多、也更为细致、深入了。如高海夫在《人文杂志》1980年第1期发表的《柳宗元论"文"》一文，指出柳宗元提出的"文以明道"的命题的特点是：其"明道"并不要求墨守旧说，扶导圣教，而是要求发前人之所未发；强调"文有二道"，必须具有"辞令褒贬"和"导扬讽喻"的作用。殷慧中的《论柳宗元"以神志为主"的创作观》一文也指出，柳宗元所倡导的"文以明道"，只是指明创作方向，并不能代替创作的全过程，而"以神志为主"的创作理论，融"文、行、诚"于一体，将"文"与"道"联结起来，这在柳宗元的文论中是不容忽视的。周振甫在《文学遗产》1994年第2期发表《柳宗元的文章论》，指出柳宗元的文论讲究"求道及物"、"明道论文"。其"取道之原"是以严肃的态度，深入了解各种事物，掌握它们的本质，"旁推交通"，观察它们的变化，发表不同于前人的创见。1993年8月，广西柳州市召开了柳宗元国际学术讨论会，在会上香港学者王晋光发表了《关于柳宗元文论的三点意见》，他认为，文采论是柳宗元文论的主体，而所谓明道说，究其实，不过是作为一种定调的前提而已；柳宗元对于作家似有分别等级的观念；柳宗元教人写作，是因材施教，就学者本身的倾向而给予意见。1996年高林广发表了《柳宗元的诗歌理论及其诗学精神》一文，他说柳宗元的诗论涉及到了诗歌的性质、作用、诗人的品德、修养及诗歌形式几个方面，不仅具有科学性、合理性、进步性的倾向，同时富于切实的现实意义，是中国传统诗学中应当引起特别重视的、十分宝贵的财富。

            九十年代初，学界出现了一些从柳宗元诗文创作中总结其艺术审美情趣的文章，如高海夫的《悲剧生涯和悲剧美的创造――柳宗元审美意识研究之一》、尚永亮的《冷峭：柳宗元审美情趣和悲剧生命的结晶》、吴新生的《柳宗元对古代小说美学的理论贡献》等。其中，高海夫文认为柳宗元的诗歌和散文都表现出对悲剧美的审美趣味和追求，这是在长期的悲剧生涯中形成的，文章还总结了其四种形态。尚永亮文也认为，峭拔的骨力和清冷的色调紧相揉合，构成了柳氏游记诗文乃至其他众多作品的典型风格，这种风格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是柳宗元特别偏爱冷峭并着力追求的结果。首先，从艺术造境上看，柳宗元最为重视幽静深邃境界的创造和清冷凄迷氛围的渲染；其次，从遣词造语、用笔行文上看，柳宗元特重字词的精当选择，特重笔法的深刻锻炼，充分显示了他提出的"严"、"清"、"幽"、"洁"等为文标准。吴新生文对柳宗元关于古代小说的创作和欣赏活动所提出的"皆取乎有益于世"的命题进行阐述，文章指出，柳氏提出这个命题，从读者审美娱乐要求这一合理要求的必然性、合理性出发，说明小说具有适应、满足读者这一合理要求的独特艺术功能，从而肯定了小说的审美价值。文章还认为柳宗元对中国古代小说美学的贡献在于：一是他是唐代第一个著文大胆肯定小说"取乎有益于世"的人，也是中国小说批评史上第一个正确地揭示小说的文学特性、功能的人；二是他对作为小说审美主体的人的基本自由和权利的肯定，是对人的自身价值、自我本质的肯定。

            三、散文创作研究

            整体评价  本世纪上半叶并未产生多少对柳宗元散文作通论研究、整体评价的文章和专著，仅有的几篇论及柳宗元散文的文章也是或着眼其山水游记、或专论其小说文学的。

            五六十年代，学界开始出现了一些从整体上分析和评价柳宗元散文成就的文章，如黄云眉的《柳宗元文学的评价》、刘大杰的《柳宗元及其散文》、振甫的《柳宗元的散文》、唐艮等的《试论柳宗元散文的思想性》等。这些文章大多从思想和艺术两方面肯定了柳宗元在唐代古文运动以及中国散文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其中黄云眉比较强调柳宗元散文作品中的战斗性，对现实的暴露，认为在唐代古文运动中柳宗元虽然起到了领导作用，但他的这种作用要比韩愈差一些。同样，刘大杰、周振甫也比较重视柳宗元散文内容上的的现实性，对柳宗元散文的艺术性则论述得不够。

            另外，游国恩等编著的《中国文学史》和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著的《中国文学史》也对柳宗元的散文的成就和历史地位作出了肯定，如前者认为柳宗元"从创作实践上发展了古文运动"，后者也认为"柳宗元在散文的文学成就上"，"有高出韩愈的地方"。

            八十年代以后，学界虽然较侧重对柳宗元散文的各个题材分别进行研究，但仍有一些综论柳宗元散文艺术和成就的文章，和五六十年代的同类文章相比，这些论文更重视柳宗元散文的艺术手法和艺术境界。如胡守仁的《柳宗元散文述评》、孙昌武的《试论柳宗元的散文艺术》、马积高的《论柳宗元对唐代古文运动的贡献――兼论唐代古文运动》、孙连琦的《柳文风格的演变及其原因初探》、吴莉莉的《柳文的悲剧美》、吴小林的《论柳宗元散文的幽美》、邓小军的《柳宗元散文的艺术境界》、张延中等的《试论柳宗元对文体的革新及其意义》等。

            其中孙昌武文从"吾文宜叙事"、"漱涤万物，牢笼百态"、"感激愤悱......形于文字"、"俳又非圣人之所弃"、"文益奇"、"意尽便止"等方面较详细的分析了柳宗元的散文艺术。马积高文从理论和创作两方面论述了柳宗元对唐代古文运动的贡献，他认为，古文家的贡献主要是"把传统文体分类中所谓杂记和赠序与今人所谓杂文都推进到了一个高峰"，其中韩柳各有成就、擅长，而柳宗元的这方面的成就尤著。吴小林认为柳宗元散文总的艺术风格是沉郁凝敛，冷峻峭拔，具有一种幽美，而且指出柳文的这种风格，不仅和他长期被谪受贬的遭遇经历、愤世嫉俗的思想感情、富有批判锋芒的作品内容有关，而且与具有凄幽、愤激、冷峻的色彩，浓郁的诗意，明显的讽喻性、象征性，屈曲峻峭的笔法诸艺术特色也是分不开的。邓小军文则指出，柳宗元散文最具原创性的艺术成就有二：第一，在传记散文方面，为普通百姓立传，从而突破了我国正史传记和非正史传记不为普通百姓立传的旧传统；第二，是在山水散文方面，创造天人合一的意境，从而开创了我国文学史上自然美与天人合一哲学相融合的山水散文意境的新局面。柳文两大艺术成就的根源，是柳宗元对人和自然的深刻体认，从而突破了自己早期性恶论和天人相分论的思想束缚，而转变到以信任人性和契合自然为特征的性善论、天人合一论的思想系统。柳宗元传记散文和山水散文的全幅艺术成就，与韩愈的抒情议论散文及传记散文，代表着中唐古文运动的最高艺术成就。

            另外，吴小林还著有《柳宗元散文艺术》一书，该书分别从柳宗元散文主张、杂文、传记散文、寓言散文、山水游记、辞赋的艺术特点、柳文艺术风格、结构艺术、寓言艺术、柳韩散文比较等十个方面较为全面、细致地分析了柳宗元散文的艺术成就。

            山水游记  柳宗元的山水游记尤其是永州八记在中国散文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所以一直受到学界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