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4章
郭在贻等著则依据敦煌变文写本原卷，对《敦煌变文集》进行了系统的校勘研究，校录出不少错误，并对其他一些变文校勘论文的缺失进行评议，由于作者对俗字、俗语词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所以具有鲜明的特色。
黄征等著为目前收集数量最多的一部敦煌变文校注本，该书所收变文，包括《敦煌变文集》之大部，增辑了俄罗斯、台湾、日本等地所藏变文写本，凡86种。书中充分吸收了本世纪学界的在敦煌变文校勘、注释方面的诸多研究成果，又不乏己见，有集大成的意味。
敦煌变文单篇作品的校勘与研究 本世纪学界对敦煌变文中的一些重要作品也进行了深入的校勘、考证和理论分析，出现了不少对单篇作品进行专门探讨的论文，下面将择要进行介绍。
《维摩诘经》 本世纪对敦煌本《维摩诘经》进行研究的专题论文主要有胡适的《维摩诘经唱文的作者与时代》、陈寅恪的《敦煌本维摩诘经文殊师利问疾品演义跋》、《敦煌本维摩诘经问疾品演义书后》、杨雄的《〈维摩诘经讲经文〉（S .4581）补校》、郭在贻、张涌泉、黄征的《伯2292〈维摩诘经讲经文〉补校》等。
《降魔变文》、《破魔变文》 对敦煌本《降魔变文》、《破魔变文》进行研究的文章主要有青木正儿著、汪馥泉译的《关于敦煌遗书〈目连缘起〉、〈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及〈降魔变押座文〉》、傅芸子的《关于破魔变文--敦煌写本之发见》、关德栋的《降魔变押座文与目连缘起》、项楚的《〈降魔变文〉补校》、《〈破魔变文〉补校》、陈方的《〈降魔变文〉校议》、李润强的《〈降魔变文〉、〈破魔变文〉与〈西游记〉--谈敦煌变文和古代神话小说的渊源关系》等。
《目连变文》本世纪学界对敦煌写本《目连变文》也比较关注，产生了不少专题论文，如日本学者青木正儿著、汪馥泉译的《关于敦煌遗书〈目连缘起〉、〈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及〈降魔变押座文〉》、日本学者仓石武四郎著、汪馥泉译的《写在〈目连变文〉介绍之后》、郑振铎的《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并序》、关德栋的《降魔变押座文与目连缘起》、朱恒夫的《目连变文、目连戏与唐僧取经故事关系初探》、李玫的《目连戏的两种面貌--〈目连救母劝善戏文〉与〈劝善金科〉的比较研究》、颜廷亮的《〈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并图一卷并序〉的一个未见著录的节抄卷》等。
《季布骂阵词文》、《季布歌》 关于敦煌本《季布骂阵词文》、《季布歌》的论文主要有王国维的《唐写本季布歌孝子董永传跋》、王重民的《敦煌本捉季布传文》、吴世昌的《敦煌卷季布骂阵词文考释》、王庆菽的《季布歌考证》、冯沅君的《季布骂阵词文补校》、黄云眉、郑静远、冯沅君的《季布骂阵词文补校的讨论》、李骞的《谈谈〈季布骂阵词文〉》、赵逵夫的《〈捉季布传文〉校补》等。
《昭君变文》 专论《昭君变文》的文章主要有董康的《〈昭君变文〉跋》、容肇祖的《唐写本明妃传残卷跋》、张寿林的《王昭君故事演变的点点滴滴》、高国藩的《敦煌本昭君故事研究》等。
《董永变文》 专论《董永变文》的专题文章主要有王国维的《唐写本季布歌孝子董永传跋》、王重民的《敦煌本〈董永变文〉跋》、张乘健的《敦煌发现的〈董永变文〉浅探》、刘瑞明的《论〈董永变文〉和田昆仑故事的传承关系--中印文学交融说议误》等。
《李陵变文》 专论敦煌本《李陵变文》的文章则主要有俞敏来的《〈李陵变文〉初探》、刘瑞明的《〈李陵变文〉补校》、赵逵夫的《〈李陵变文〉校补拾遗》等。
《舜子至孝变文》 专论《舜子至孝变文》的文章主要有董康的《〈舜子至孝变文〉跋》、刘守华的《试论敦煌变文舜子至孝故事的形态演变》等。
《丑女缘起变文》 专论《丑女缘起变文》的文章则主要有傅芸子的《丑女缘起与贤愚经金刚品》、关德栋的《〈丑女缘起〉故事的根据》、伏俊连的《敦煌本〈丑女赋〉的审美价值和文化意蕴》、杨青的《〈丑女缘起〉变文及其佛经原型》等。
其他变文作品 还有一些文章论及其他变文作品，如陈寅恪的《〈有相夫人生天因缘〉曲跋》、《〈须达起精舍因缘曲〉跋》、《〈莲花色尼出家因缘跋〉》、傅芸子的《敦煌本温室经讲唱押座文跋》、徐调孚的《讲唱文学的远祖--〈八相变文〉及其他》、金启综的《唐末沙州（敦煌）张议潮的起义（敦煌写本张议潮变文）》、任半塘的《〈双恩记〉变文简介》、杨雄的《金刚经、金刚经变及金刚经变文的比较研究》、刘瑞明的《〈唐太宗入冥记〉缺文补意与校释》、苏联学者Л·H·孟西科夫著、徐东琴译的《中国文学古文献〈莲花经变文〉》、李明伟的《〈长兴四年中兴殿应圣节讲经文〉研究》、李正宇的《试论敦煌所藏〈禅师卫士遇逢因缘〉--兼谈诸宫调的起源》、郭在贻的《〈欢喜国王缘〉等三种补校》、孙悦春的《〈伍子胥变文〉校释补正》、杨雄的《〈长兴四年中兴殿应圣节讲经文〉研究》、陈兰村的《〈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的文学价值》、黄武松的《〈太子成道变文〉（伯3096）疑难点校释补遗》、郑炳林的《敦煌本〈张淮深变文〉研究》、马国强的《敦煌变文〈双恩记〉校注商补》等。
第三节 敦煌赋和其他讲唱艺术研究
一、敦煌赋研究
由于敦煌写卷中存在着不少赋，随着敦煌文学研究的深入，学界逐渐认识到它们在版本、校勘上的价值，越来越多的学者致力于敦煌赋的研究，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下面将在参考伏俊连《敦煌赋研究八十年》一文的基础上，对本世纪敦煌本唐赋的研究情况进行简要的介绍。
敦煌本唐代文人赋 敦煌赋中有一些唐代文人赋，如王绩的《游北山赋》、《元正赋》、《三月三日赋》、刘希夷的《死马赋》、高适的《双六头赋》、白行简的《天地阴阳交换大乐赋》等，学界对这些作品进行过一些有益的探讨。
伯2819号中所抄王绩三篇赋，最早由王重民考订和整理。他在1935年9月写了《东皋子集跋》，肯定该卷为初唐吕才所编五卷本《东皋子集》的原帙，还从卷内出现的武则天所制新字，考定该卷为武则天时期的抄本，并对《游北山赋》、《元正赋》分别进行了校勘和移录。1983年，张锡厚作《敦煌写本王绩集残卷考释》，首次将清同治四年陈氏晚晴轩抄《王无功集》五卷本、东武李氏研录山房校抄《王无功文集》五卷本同敦煌本进行校勘。1987年，韩理洲著《五卷本会校王无功集》，据三种清人抄五卷本王绩集（陈本、李本，再加上大兴朱筠家藏抄本），又校以各三卷本、其他唐人诗文集版本及敦煌本，是目前最完备的校本。
刘希夷的《死马赋》由王重民整理刊布后，蒋礼鸿、项楚、张锡厚、黄永武等人也曾加以校理。
高适的《双六头赋》最早也是由王重民1936年在巴黎读伯希和所劫敦煌卷子时发现并移录的，后经过俞平伯、刘盼遂、游国恩等学者的校勘，收入《补全唐诗》。刘开扬的《高适诗集编年笺注》、孙钦善的《高适集校注》皆据以作注，项楚亦校及此赋，多有发明。1985年，吴肃森作《敦煌残卷高适诗初探》也对这篇赋进行了详尽的分析，但误读、误解之处较多。
白行简的《天地阴阳交欢大乐赋》最早是由叶德辉于1914年刻入《双梅影丛书》，并写有校记和跋语。这是该赋最早的校勘本。以后学者引用此赋，皆据叶氏刊本，然叶本误校、漏校者尚多。1989年，高国藩著《敦煌民俗学》，几乎全文引用并解说此赋，但点破的句子也有不少。
1983年，柴剑虹作《敦煌唐人诗文选集残卷（伯2555）补录》，内有《酒赋》录文，题名"高兴歌"，这是大陆学者对此赋最早的校录本。他又著《研究唐代文学的珍贵资料--敦煌P .2555号唐人写卷分析》一文，其中对《酒赋》的作者，伯2555号写卷的年代进行了精密的考证，他认为《高兴歌》（即《酒赋》）的作者刘长卿"恐非那位被人们称为'五言长城'的诗人刘随州"，而是另一刘长卿，"元遂子，工部员外"。此诗当作于天宝元年之后。1984年，任二北编《敦煌歌辞总编》，《酒赋》收入"补遗·组词类"，他把该赋分为21章，其中有11首作"三三七七七"型杂言体，而"三三七七七"为唐代杂言歌辞中最普遍最重要的一种调式。1987年，王小盾作《敦煌高兴歌及其文化意蕴》对《酒赋》的写作时代与写本时间、文学性质与伎艺性质作了阐述。他认为，最初，《高兴歌》是作为一篇依民间歌调创作的歌辞作品记录的，以后，逐渐被人们熟悉和喜爱，当作文学读物抄录下来，这时它有了"酒赋"这样一个稳定的名称。而其由21首成组，正反映了民歌反复歌唱的特色。但他对此赋的歌调和意趣均极贬抑。后来，项楚在其《敦煌诗歌导论》中认为它既不是"赋"，也不是"杂言歌辞"，而是一篇七言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