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5章
他据现有的七种写本，将之联缀成为全篇，且进行了综合校录。
在众多研究敦煌文人赋的专题论文中，周裕锴的《敦煌赋与初唐歌行》一文颇值得注意。该文通过对六篇敦煌赋的一一考察，认为从"格调"的意义上说，敦煌这六篇赋基本类似于七言歌行。但从其文体渊源、演化轨迹及其写作特点来看，这些赋只能称之为歌行化的骈赋，其赋的性质并未改变。因此，敦煌写本中凡是题名为赋的作品，我们都应审慎地将其归属于赋类，而不宜轻易地视为诗歌作品甚至臆改为组曲歌辞。
敦煌俗赋 敦煌赋中还有一些民间俗赋，它们的性质不同于一般的文人赋，而是类似于变文的一种说唱文学，所以在八十年代以前，很多学者把它们视同变文而编进《敦煌变文集》。后来，人们逐渐认识到它们既不同于敦煌文人赋，也不同于敦煌变文，而是另一种文学样式，对它们的研究才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1925年10月，刘复编辑刊印了《敦煌掇琐》，其中《韩朋赋》、两篇《燕子赋》据伯2653号写卷，《晏子赋》据伯2564号写卷，这是四篇敦煌俗赋最早的刊印本。1957年，王重民等六位学者编著的《敦煌变文集》，据六个写卷校录《韩朋赋》、据六个写卷校录《晏子赋》、据七个写卷校录《燕子赋》（甲）、据一个写卷校录了《燕子赋》（乙），这是四篇俗赋最完备的校录本。在《敦煌变文集》之后，还有张锡厚、李正宇、潘重规等学者补充了一些写卷，其中潘重规的《敦煌变文集新书》发现《敦煌变文集》误校漏校的地方很多，于是重加校订补充，四篇俗赋增加补充校记147条，是《敦煌变文集》之后在敦煌俗赋校勘方面最大的成果。
学界对敦煌俗赋的整理研究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原文的校理和词语的训释。一是体制考辨方面。在原文的整理和训释方面，《敦煌变文集》出版的次年，徐震堮就发表了《敦煌变文集校记补正·再补》，其中对四篇俗赋补正27条，多有卓见。稍后出版的蒋礼鸿的《敦煌变文字义通释》涉及敦煌俗赋85条，创获尤多。文革以后，对俗赋校勘训释成绩卓著者则有江蓝生、张锡厚、项楚、张鸿勋、郭在贻、黄征、张涌泉、伏俊连等。
在敦煌俗赋体制研究方面，最早的学者当推容肇祖。他于1935年发表了《敦煌本韩朋赋考》，从韩朋故事的最早记载、产生地域、流传，《韩朋赋》的韵律、创作时代、体制及对后世文学的影响等几方面全面、细致地考察了这篇俗赋。郑振铎的《中国俗文学史》，也涉及到俗赋的体制问题。他指出，《晏子赋》是民间颇为流行的游戏文章的一种，即幽默机警的小品赋，《韩朋赋》则是一篇包括着民间隐语的沉痛的叙事诗。在五六十年代，程毅中的《关于变文的几点探索》对俗赋的体制的研究比较深入。他认为，敦煌俗赋是继承秦汉以来杂赋的格局而来，它先于变文又影响变文，而后互相改造认同。这种观点在他后来发表的《敦煌俗赋的渊源及其与变文的关系》中又有所发展。稍后不久，周绍良在《谈唐代民间文学》一文中对敦煌赋的论述也沿用了程毅中的观点。八十年代以后，张鸿勋撰著的《敦煌讲唱文学的体制及类型初探》在论及敦煌俗赋体制时，从结构上将敦煌故事赋分为两类：《晏子赋》等开篇说明故事起因，中间主客问答、辩难，结尾几句议论，以寄托讽喻之意。是承袭汉大赋的典型形式。《韩朋赋》、《燕子赋》等纯是有头有尾的叙述故事。由于它们特殊的句式和韵式，类似现今曲艺中的快板或快书，是介于说唱之间的韵诵体。简涛的《敦煌燕子赋体制考辨》则吸收了程毅中、周绍良、张鸿勋等学者的观点，从民间文艺和讲唱伎艺的角度，具体讨论了《燕子赋》两篇在体制上的特征。伏俊连的《试谈敦煌俗赋的体制和审美价值--兼谈俗赋的起源》则在探讨敦煌俗赋的起源和审美价值等方面有所深入，他认为敦煌俗赋的渊源可以追溯到战国时代，俳谐的传统也可在战国以后的历代文人赋中找到。敦煌俗赋的审美价值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描写的极端化，二是它们大多保留了汉魏以来大赋调侃、诙谐的特色。
本世纪对敦煌赋进行理论探讨的专著则有陈世福的《敦煌赋研究》和张鸿勋的《敦煌话本、词文、俗赋导论》。其中张鸿勋著探讨了敦煌俗赋的渊源、思想内容和艺术，分析了敦煌俗赋与中国文学的关系，还叙录了他认定的现存的十九篇敦煌俗赋。
到世纪末，还出现了两部对敦煌赋进行全面整理的著作，即伏俊连的《敦煌赋校注》和张锡厚的《敦煌赋汇》。
二、敦煌其他讲唱文学研究
敦煌文献中的讲唱文学除了变文和俗赋，还有词文和话本，这些文学样式大多和当时的民间说唱艺术密切相关，所以从本世纪二十年代开始，学界就对这些文学样式背后的说唱艺术的仪式、轨范及其对后世说唱文学的影响进行了长期的、卓有成效的研究。八十年代以后，还出现了《敦煌变文话本研究》、《敦煌说唱文学概论》、《敦煌话本、词文、俗赋导论》等专著。
唐代俗讲研究 在本世纪三四十年代，学界掀起了一次研究唐代俗讲艺术的高潮，其中向达和孙楷第成绩尤著。
向达在《唐代俗讲考》从"唐代寺院中之俗讲"、"俗讲之仪式"、"俗讲之话本问题"、"俗讲文学起源问题试探"、"俗讲文学之演变"五个方面较为全面系统地探讨了唐代俗讲问题，他在分析"唐代俗讲之仪式"时，除了引宋元照《四分律行事抄资持记》卷三《释导俗篇》记载唐宋寺院讲经仪式、日本和尚圆仁《行记》卷三"赤山院新罗僧讲经仪式"及卷二"新罗一日讲仪式"、"新罗诵经仪式"诸条，更主要的是引用了伯3489好卷子后纸背一段文字"俗讲仪式"，来说明当时寺院中俗讲的仪式。
差不多与向达同时，孙楷第也对俗讲的仪式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究。按他原来的计划，关于俗讲问题曾准备撰写四篇系列论文，后因故只完成了第一篇《讲唱经文》。从他的《唐代俗讲轨范与其本之体裁》的《序》中，我们可以得知另外的三篇为：《变文》、《唱导文》、《俗讲与后世伎乐之关系》。他在《讲唱经文》前有"俗讲"程序之简略概括："讲唱经文之本，其体与名德之讲同，而颂赞频繁，述事而不述义。其节次：讲前赞呗，今所见押座文是。次唱经题名目。次就经题诠解，谓之'开题'。亦作'发题'（ 发，开同义）。次入文正说。正说时先摘诵经文，谓之'唱经'。次就经文解说。又次吟词偈。如是摘诵一次经文，即继以说解吟词各一段，至讲毕为止。讲毕，又赞呗。"文章在《讲唱经文》的总题下，分列五门详论：（1）唱经，（2）吟词，（3）吟唱与说解之人，（4）押座文与开题，（5）表白。总之，这篇文章是继向达《唐代俗讲考》之后俗讲专题研究的又一重要成果。在细密详赡上，本文有不少超越向文之处。尤其是关于讲唱的程式（轨范）和职掌，是前人未及的独到之论，关于俗讲程式的内部诸种关系，孙氏的研究既大大超过前贤，后继者也还寥寥。至于"讲唱经文"中结构、仪式与职掌的条分缕析，更见出作者深厚的功力与缜密的逻辑眼光。而且，他对俗讲仪式中某些术语，如关于"吟词"的标注、吟唱与说解之人的鉴别，以及"押座"、"表白"乃至"法师"、"都讲"等人事的释名考定，都是十分精要的。
本世纪研究唐代俗讲的成果还有：傅芸子的《俗讲新考》、周一良的《读〈唐代俗讲考〉》、关德栋的《读〈唐代俗讲考〉的商榷》、向达的《补说唐代俗讲二三事兼答周一良、关德栋两先生》、周一良的《关于俗讲考再说几句话》、阎万章的《说诸宫调与俗讲的关系》、孙楷第的《俗讲、说话与白话小说》、李骞的《唐变文的形成及其与俗讲的关系》、王文才的《俗讲仪式考》、白话文的《对〈双恩记〉讲经文的一些推断》（同前）、《变文与俗讲》、谭蝉雪的《念卷与俗讲》、程毅中的《唐代俗讲文体制补说》等。
敦煌说唱文学研究 八十年代以后，学界对敦煌说唱文学及其体制、搬演仪式再次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其中张鸿勋取得的成就尤为显著。
从1980年开始，张鸿勋就以"敦煌说唱文学研究"作为自己的主攻方向，对敦煌文学的类型、体制、渊源、流变、影响、搬演以及思想与艺术进行全面的探索，写下了一批较有新见和深入的系列论文，并在此基础上完成了一部敦煌讲唱文学选本――《敦煌讲唱文学作品选注》和两部论著――《敦煌说唱文学概论》、《敦煌话本、词文、俗赋导论》。
他的《敦煌说唱文学概论》共分七章，分别论述了"唐五代的敦煌社会和文化"、"敦煌说唱文学的类型与渊源"、"敦煌说唱文学的体制――散韵组合 说唱兼行"、"敦煌说唱伎艺的搬演"、"广阔的历史生活画卷――敦煌说唱文学的艺术成就"、"敦煌说唱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等问题，其中对敦煌说唱文学的体制和演出情况考述尤为精细，如他在论"敦煌说唱文学的体制"时分"散说的特点"、"唱辞的特点"；论"敦煌说唱伎艺的搬演"则分"演出场所"、"演出艺人"、"演出底本"、"转变配合图画"、"演唱声腔"、"俗讲仪式"诸点，一一加以阐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