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6章
他认为，敦煌说唱文学的艺术成就主要体现在"瑰奇谲丽的想像"、"曲折引人的故事情节"、"丰满多样的人物形象"、"新鲜活泼的语言"等方面。
其《敦煌话本、词文、俗赋导论》则较为详细地讨论了敦煌话本、敦煌词文和敦煌俗赋的名称、渊源、著录情况、体制特点、艺术成就及其对后世俗文学的影响。在论述词文时，他指出，词文是不能归入"变文"一类的，因为第一，就渊源和时代而言，词文是从我国古代民间叙事歌谣发展而来；而变文却是以我国传统的叙事歌谣、讲故事为基础，又吸收佛教文学影响嬗变产生的。第二，就体制和演出而言，词文是只唱不说或少说的韵文唱本；而变文却是以散文说白与韵文唱辞并重、说唱结合的唱本。第三，就作品内容与风格而言，虽都具有清新、刚健而又朴拙的风格，但词文取材全为历史传说和民间故事之类；而变文还有宗教故事，浓厚的宗教宣传气息。所以词文和变文，既有相同点，又有相异处，不能混为一谈。他还指出，敦煌词文对宋元明戏曲和元明清的说唱文学具有深远的影响，"词文为演唱音乐的戏剧化，提供了丰富的艺术经验。演唱音乐的戏剧化，正是变革词文说唱艺术音乐结构的结果。具体说来，词文的演唱，对宋元以至明代戏曲中板式变化体的演唱，有一定的影响。"他还认为，元明的某些词话，清代的子弟书、大鼓、弹词的开篇和各种叙事唱本等，其最早的源头，以今所见，当为敦煌词文。
本世纪还产生了一些对敦煌说唱文学进行专门探讨的论文，如朱缘梅的《敦煌讲唱辞的音乐渊源》、何国栋的《讲唱文学的尝试和先导》、汪泛舟的《敦煌讲唱文学语言审美追求》等。
唐代话本和敦煌小说研究 "话本"是唐宋民间说唱伎艺之一的"说话"的底本，它曾和变文、诗话、词文、故事赋以及宗教性说唱故事类的讲经文、因缘一起，被笼统地称之为"变文"，后来，人们逐渐将它从"变文"中剥离出来，探讨它独特的体制特征和表演艺术。
在本世纪的唐代话本和敦煌小说研究领域中，李骞取得的成绩较大。他从五十年代就开始对敦煌话本和唐代的说话艺术进行研究，在三十多年间撰写了一系列论文，最后于八十年代后期辑成《敦煌变文话本研究》。他的这部书，既有对唐代话本和说话艺术的综合考论，也有对敦煌话本单篇作品的分析。他认为，唐代说话与话本的直接渊源是汉代以后优人在结合百戏演出中口诵的俳谐体故事"俳优小说"。其次则是由古优讽谏优语中发展出来的下层文人写的"俗赋"和由秦汉沿袭相传下来的图文结合的史传、神话故事。三者共同成为唐代说话与话本继承的丰富悠久的文化传统。他通过钩辑、排比一些材料，考证出唐代讲故事在前代说故事的基础上，已经有了根本的变化：（1）它逐渐和戏剧的表演分工成为一种独立的伎艺；（2）它的内容已经由笑话，即兴插科打浑的混杂内容发展成为以民间故事，历史故事，现实故事为主要题材了。（3）故事的听众已不限于贵族而普及于一般的"市人"，演唱的场所已由皇宫内院，贵族邸宅扩向一般的"斋会"和"市场"。这些特征说明了唐人"说话"不仅已由一般的说故事发展成为具有新内容和形式的独立技艺，而且成为一种群众喜闻乐见的技艺。故此，唐代"说话"成为宋元"说话"发展繁荣的基础和先河。他还较为细致地讨论了唐代话本的表现内容、艺术成就及其对后世小说的影响。
此外，林聪明的《敦煌俗文学研究》、张鸿勋的《敦煌话本、词文、俗赋导论》和颜廷亮主编的《敦煌文学概论》中都有对敦煌话本和小说的系统研究和分析。
其他学者的相关论文则主要有孙楷第的《俗讲、说话与白话小说》、路工的《唐代的说话与变文》、张锡厚的《试论敦煌话本小说及其成就》、《敦煌话本研究三题》、王庆菽的《宋代"话本"和唐代"说话"、"变文"、"传奇小说" 的关系》、王枝忠的《关于唐代传奇和话本的比较研究》、程毅中的《俗赋、词文、通俗小说》、张先堂的《佛教义理与小说艺术联姻的产儿――论敦煌写本佛教灵验记》、徐俊《〈庐山远公话〉的篇尾结诗》等。
第四节 敦煌诗歌的整理与研究
敦煌遗书中保存着相当多的唐五代诗歌，尤其是人们从中发现了一些失传已久的诗歌作品。就是《全唐诗》已收的诗歌，敦煌写本也具有不可忽视的校勘价值。所以从本世纪初开始，学界就对敦煌遗书中的这部分唐五代诗歌充满了浓厚的兴趣，进行了长期不懈的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本文下面将简要介绍学界对敦煌本唐五代文人诗、敦煌本唐诗选集和敦煌民间诗歌的研究情况。
一、敦煌文人诗研究
这里所说的"敦煌本唐五代文人诗"指的是敦煌遗书中保存的唐五代中原诗人创作的诗歌作品，其中既有全唐诗未收的佚诗，也有见于《全唐诗》者。
《全唐诗》未收诗歌 早在本世纪三十年代，王重民就开始了对敦煌遗书中不见于《全唐诗》的唐诗的整理。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他终于在六十年代发表了《补全唐诗》。他在该文中补出的诗凡九十七首，又残者三首，附者四首，共一百零四首。作者五十人，三十一人见《全唐诗》，十九人《全唐诗》未载。王重民在序言中还说，《补全唐诗》只是他所编《敦煌诗集》的第一卷，他指出："全稿凡三卷：卷一均有作者姓氏，专补《全唐诗》，卷二均失作者姓氏，凡残诗集依集编次，凡选诗（指单篇的）依诗编次；卷三为敦煌人作品（咏敦煌者如《敦煌廿咏》亦入此卷）。"王重民的另一部分成果则在他逝世后由刘修业整理，题为《〈补全唐诗〉拾遗》，发表于《中华文史论丛》1981年第4期，该文增补了《补全唐诗》遗漏的李翔的《涉道诗》（伯3866号）二十八首，伯2748《王昭君怨诸词人连句》，伯3445《褐法门寺真身》，斯5558《无题》，以及敦煌人作品《敦煌廿咏》、《敦煌》（三首）等。
同时，台湾学者潘重规也发表了《补全唐诗新校》。他在王重民整理的基础上，又发现不见《全唐诗》之作者殷济等人，"诗凡三十四首，增补约三分之一"，实则除去王重民补的马云奇诗13首外，增补21首，约占五分之一。
稍后，柴剑虹又发现伯2555卷中还有大量未录于世的唐诗，遂以《敦煌唐人诗文选集残卷（伯2555）补录》为题，刊布于《文学遗产》1983年第4期上。他指出："现藏巴黎的敦煌伯2555号卷子，是一个内容十分丰富的唐人写卷。该卷抄录的唐人诗作一百九十首，文二篇，除其中的十六首诗与一篇文章外，余皆不载于《全唐诗》、《全唐文》。因此，该卷实为我们今天研究唐代文学的珍贵资料。"本文将前人未发现的101首唐诗全部发表出来了，是继王重民文、潘重规文之后，从敦煌遗书中辑佚唐诗工作的又一个重大突破。
此后，从敦煌遗书中辑佚唐诗的工作还有一些进展，相关的成果主要有吴肃森的《敦煌残卷高适佚诗初探》、高国藩的《略论敦煌女诗人宋家娘子的诗》等。
见于《全唐诗》之诗歌 对于已见于《全唐诗》之唐诗零篇，自二十年代起，虽有学者陆续在整理，但并不系统。
1955年，文学古籍刊行社影印出版了敦煌本《白香山诗集》，附于宋本《白氏长庆集》之后，所据原本为伯5542号写卷。1958年，王重民的《敦煌古籍叙录》正式出版，其中也叙录了一些唐人诗集，如《李峤杂咏注》（张庭芳著，斯0555，伯3738）、《高适诗集》（两卷，伯3862，伯2552）。
六十年代，大陆学界在敦煌所见唐诗的研究方面未有大的进展，值得注意的倒是海外华裔学者巴宙（W . Pachow）编著的《敦煌韵文集》。这是作者在英国所抄敦煌写本一百余件的合集。分甲、乙、丙三篇及附录。甲篇诗词集收42题，内容包括时令、赠答、咏物、游宴、宫闱杂诗以及佛偈俚词等。乙篇赞颂集收43题，丙篇为佛门警训诗及少量世俗训世诗。
八十年代以后，学界开始对敦煌遗书中见于《全唐诗》的诗歌进行大规模的整理和研究，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展。其中成就较大的学者主要有黄永武、项楚、徐俊、张锡厚等。
1987年5月，台北洪范书店出版了黄永武的《敦煌的唐诗》一书。这是本世纪学界第一次对敦煌遗书中已见于《全唐诗》之唐诗作通盘的整理和校勘。和前人注重辑佚不同，这本书是以敦煌写卷为主，取诸家诗集的多种版本相对勘，不仅研究文字异同，更利用修辞学及句法习惯的观点，把文字改动后对诗意的牵连影响，作详细的说明，所以该书是讲异文是非的"活校"，用以证明敦煌诗卷的出现在唐诗研究方面的贡献。该书探讨了敦煌遗书中的43首李白诗、7首王昌龄诗、12首孟浩然诗、20首白居易诗、4首刘希夷诗，以及敦煌写本伯2567号中的3首李昂诗、1首荆冬倩诗、6首丘为诗、1首常建诗，伯2555卷子中的27首今存唐诗，伯3619号写卷中的41首唐诗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