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0章

                                    这当然不是一个'自了汉'或'化俗梵法师'所能企及的，只有深入民间、接触现实、同人民的思想感情有着某些联系的民间诗人才能写下这些内容丰富的五言诗，而王梵志正是沿着这样一条道路在某些程度上唱出了人民的声音，成为初唐时期著名的民间通俗诗人。"

            项楚的《王梵志诗校注·前言》对王梵志及其诗歌中的思想的分析更为细致、深入。他以三卷本的《王梵志诗集》为根据分析了王梵志诗的思想。他认为：虽然王梵志常被说成是佛教诗人，可是王梵志诗的精华恰恰是那些世俗作品。王梵志诗表现出反映现实的强烈的自觉意识与批判精神。王梵志不但捕捉了广泛的社会矛盾，而且总是直截了当地把事实揭示出来，一语道破问题的实质。王梵志诗第一次集中地、大量地表现了社会下层的生活图景，而且它观察生活的角度也和后来关心民瘼的进步文人不同，他是从社会底层的内部观察人民的生活，并作为人民的一员来唱出自己的痛苦，因此它比文人诗更真实，更具体，更深刻。王梵志诗的许多作品打上了佛教的印记，佛教的世界观造成了王梵志诗对于人生的一种独特的态度。他把生与死，把人间世界和"彼岸"世界弄颠倒了，所以他在诗里反复表现了对生的厌倦和对死的渴望，对人世鄙弃和对天堂的追求。然而在这种对世界的荒谬颠倒之中，恰恰折射出那个颠倒的世界的某种深刻的真实，表达了那个社会下层人民的苦涩的心境和渺茫的憧憬。这就是王梵志诗中那些打上佛教印记的作品，仍然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和认识价值的原因。

            王梵志诗艺术分析  从三十年代开始，学界对王梵志诗歌的风格特点和表现艺术也进行过较为深入的分析。

            如郑振铎在《跋〈王梵志诗〉》中说："他是以口语似的诗体，格言式的韵文，博得民间的'众口相传'的。"日本学者内田泉之助《中国文学史》中认为王梵志是口语诗的先驱，对初唐诗风的革新是很值得重视的。他是能够更加自由地运用讽刺谐谑的手法，不务艰涩用典，力求平易的作家。

            相比较而言，日本学者入矢义高的《论王梵志》对王梵志诗的艺术分析得更为细入。他指出："王梵志的教化劝世诗频繁地使用俗谚，并不是单纯意味着修辞上的效果，也说明他进行教化的姿态和意识，同一般的职业僧人是趣意不同的。""王梵志那样的诗和通念上的唐诗很难相称，是一个特异的存在"，"只有我们常提到的寒山诗，尤其是从正面歌颂'至道'而且格调很高的诗，和王梵志之流的极其平俗鄙俚的歌颂并存着。"然而，"在王梵志诗中占支配地位的通俗性上，他所表现的则全是朴素无华；而寒山诗中的通俗性则常常伴随着一些意识。因此，寒山诗虽然有时比王梵志更多地使用鄙俚的语言，但在他的诗中几乎感觉不到王梵志那样的三家村的酸腐气，而寒山这一类诗，往往是谲诡的、难解的。"

            八十年代以后，我国学者开始对王梵志诗歌的艺术特色进行深入、系统的分析和评价，其中张锡厚和项楚成绩较为卓著。

            张锡厚在《王梵志诗校辑·前言》中指出：王梵志诗的主要艺术特征是丰富的民间性，他的每首诗作长短不拘，文白夹杂，只押一个韵脚，有时也沿用五言古体形式，但绝大多数都是以崭新的五言通俗诗出现的，完全不同于初唐浮靡繁缛的诗风。其特点是口语俚词，俗谚方音皆可入诗，既明白如话，往往又出乎意料，创造出惊世骇俗、奇崛跌宕的诗歌风格，于乖巧的调谑中表现出来深远的意旨，产生强烈的艺术效果。不过，王梵志诗的"怪"和唐诗中某些追求新奇，以致艰涩玄奥的诗篇是不相同的。王梵志诗怪而畅达，通俗易懂；怪而蕴藉，素朴无华；言近旨远，发人深省；质直清新，淡而有味。王梵志诗歌的艺术特色，首先表现在比较注意刻划唐初社会各类人物的形象，无论是穷汉富家、达官小吏、慵夫懒妇、道士女冠，还是市郭儿、罪过汉、浮逃人、愚痴君，往往通过捕捉人物形态某一方面的突出特点，加以适当的艺术夸张，运用简练概括的语言，着墨不多，人物形象便跃然纸上。他在一些诗里又善于运用含沙射影、讥刺嘲讽的艺术手法，在喜笑怒骂中揭露人们灵魂深处的黑暗与丑恶的东西，无情地鞭挞和谴责一切不公正的社会现象，透过深沉的戏谑和痛苦的调侃，试图唤醒人们弃恶从善，从而形成王梵志诗的独创性。就表现形式而言，王梵志的通俗诗还能从生活中选取贴切形象的比喻，利用设想奇巧的对比，丰富和开扩通俗诗的艺术境界，进一步增强作品的艺术感染力，虽然只是初步的尝试，也有值得称道的地方。

            项楚在《王梵志诗校注·前言》中也认为，和文人诗的创作传统不同，王梵志诗"不以抒情见长，也不流连风景，压根儿也没有打算去创造什么'意境'"，"它主要是白描、叙述和议论的方法去表现生活、评价生活。这就形成了王梵志诗的质朴和明快的特点。"  "王梵志诗正好是在文人诗歌里最薄弱的环节，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艺术成就。它好像是出色的肖像画家，非常善于描摹生活中各类人物的形象，并且常用对比或对照的方法构成组诗，以突出主题。""至于王梵志诗运用俗语的典范性成就，开创了唐代白话诗派，下启寒山、拾得等的诗歌创作；王梵志诗的机智幽默的理趣，在宋代诗歌中更加得到继承和发扬，这些都是容易理解的，勿须多加阐释。王梵志诗粗糙和稚拙的一面，也是一目了然的。"

            另外，八十年代以后还出现了一些探讨王梵志诗艺术的专题论文，如张锡厚的《论王梵志诗的口语化倾向》、匡扶的《王梵志诗与宋诗的散文化、议论化》、都兴宙的《王梵志诗用韵考》、刘瑞明的《王梵志诗歌宗旨探求――王梵志诗论之一》、高国藩的《论王梵志诗的艺术性》、刘冠才的《王梵志诗用韵研究》等。                                                              

        第十四章    唐五代词研究                                                                      

        第一节    二十世纪唐五代词研究概述      

            具有现代学术意义上的唐五代词学研究是从本世纪二十年代开始的。八十年间，人们在兼采传统词学研究和现代西方文学理论之长的基础上，对唐五代词学的诸多问题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讨，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一、本世纪上半叶

            二十年代  此时，学界对唐五代词研究的重点是词的起源和李后主词研究。胡适、郑振铎等学者首次以现代学术眼光对词的起源问题，作了与传统词学研究者截然不同的研究。他们抛弃了词起源于诗，是"诗之余"的传统观念，将词当作一个独立文体来追本溯源；而且也不同意把词的产生时间无限上推；而是结合燕乐的形成和发展来考定词的产生时代。

            此时，学界对于李后主及其词的研究虽然简略，然已初具规模。此时专论后主词的文章有西谛的《李后主词》、豫戡的《论南唐后主李重光词》、天行的《南唐后主词》；兼论生平及其词的文章也有不少，如姜华的《李后主及其词》、新的《李煜的生平及其作品》等；还有探讨李煜著述版本的，如曹雨群的《李后主的著述及其版本》。

            三四十年代  三四十年代，唐五代词学研究向纵深发展。此时学界对词的起源问题，研究得更全面、细致，角度也更新颖、多样了。如姜亮夫的《"词"的原始与形成》就较仔细地分别了"词"与"诗"及"胡乐"的关系。刘尧民的《词与音乐》更是从词与音乐的关系入手，重点突破，追溯到词的源流演变。

            类似的文章还有胡云翼的《词的起源》、霍世休的《词调的来历与佛教经唱》、田子贞的《词调的来源与佛教舞曲》、卢季野的《词是怎样发生和发展起来的》、陈能群的《论燕乐四声二十八调》、萧涤非的《论词之起源》、杨宪益的《论词的起源》、李嘉言的《词之起源与唐代政治》等。

            此时学界对李煜及其词的研究也更为深入，生平研究方面出现了一些考订细入的年谱和分析精到的评传，如衣虹的《南唐后主李煜年谱》、章崇文的《李后主诗词年谱》、唐圭璋的《李后主评传》、夏承焘的《南唐二主年谱》、杨荫深的《李后主》等。

            三四十年代唐五代词学研究的新成就主要是词籍的校勘和全面整理、"史"的研究的开展，及在继续深入探讨李煜词的基础上对唐五代其他词人词作的广泛探讨。

            本世纪之前，除了明吴讷《唐宋名贤百家词》，唐五代词作总集未见有人进行全面整理。进入20世纪以来，学者们明确地意识到这一工作的重要性，先后有王国维的《唐五代二十一家词》、林大椿的《唐五代词》、刘毓盘的《唐五代宋辽金元名家词》等总集问世。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本世纪初在敦煌石室发现的《云谣集》和其他唐代民间曲子词作品的整理和校勘工作，也在三四十年代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

            三十年代，出版了几部重要的词史著作，如刘毓盘的《词史》、胡云翼的《中国词史大纲》等。它们均对词的起源问题及唐五代词的发展进行了较为细致、深入的分析。

            此外，从"史"的角度研究唐五代词的文章也有不少，如吴其作的《唐代词坛的鸟瞰》、龙沐勋的《词体之演进》、郑师许的《论乐工之词而为文学家之词》、梁之盘的《五代的词人》、张振珮的《词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李冰若的《中世纪我国的新文学》、叶鼎彝的《唐五代词略述》、叶梦雨的《唐五代歌词四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