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1章
虽然二十年代也有几篇文章论及温庭筠和韦庄的词，并作了一些比较研究，但是三四十年代，学界对韦庄、温庭筠及"花间词"的研究更为可观。
当时研究韦庄的成果主要有：平伯的《读词偶得（韦端己〈菩萨蛮〉五首）》、曲滢生的《韦庄年谱》、吴家桢的《韦庄诗词之研究》、金麓凉的《韦端己及词》。
研究温庭筠及其词的文章更多，如朱肇洛的《温庭筠评传》、彦修的《谈谈温飞卿》、浦江清的《温庭筠〈菩萨蛮〉笺释》、徐沁君的《温词蠡测》、顾学颉的《〈新、旧唐书温庭筠传〉订补》等。
此外，还出现了不少专门研究《花间词》及其他花间词人的文章和专著，如邹啸的《论〈花间集〉确有五百首》、《论〈花间集〉不仅秾丽一体》、李冰若的《花间集评注》、张公量的《〈花间集〉评注》、夏承焘的《冯正中年谱》、伊砧的《花间词人研究》、王信之的《冯延巳的词》、晶明的《读〈花间集〉注书后》、冒广生的《〈金奁集〉校记》、《〈花间集〉校记》等。
这些成果充分表明当时的唐五代词研究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和突破。
二、本世纪下半叶
五六十年代 五六十年代，唐五代词研究出现了新的研究趋势，即词学研究者大多开始学习运用马列主义的观点、方法来研究唐五代词，在探讨唐五代词的形成和发展时，注重从社会、文化状况和经济基础等外在背景进行分析和阐释；在分析和评价词人词作的思想和艺术成就时，也多从"古代作品的民主性"、"艺术上的人民性"、"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等新角度入手，并于五十年代中期，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过一次关于李煜词评价问题的大讨论。这次讨论是从1955年8月28日《光明日报》"文学遗产"专刊发表陈培治《对詹安泰先生关于李煜的〈虞美人〉看法的意见》和同期詹安泰的答复开始的。此后逐步展开，由对《虞美人》一词的分歧，扩展为对整个李煜词的评价问题。在讨论过程中，有的学者对李煜词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有的则认为李煜词有人民性，有的认为李煜怀念"故国"是爱国主义的表现，因此，这些怀念"故国"的词是爱国词。
五六十年代的唐五代词研究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对敦煌曲子词研究的全面展开。在敦煌曲子词的整理和校勘方面，则产生了王重民的《敦煌曲子词集》和任二北的《敦煌曲校录》。王著可谓是敦煌遗书发现后第一部较为详备的曲子词集本；任著是后出转精，体类更全，篇幅更广。理论探讨方面的著作则主要有任二北的《敦煌曲初探》，该书对敦煌曲的曲调及其来源、名称、写作时代、内容、作者、体裁、修辞等各方面进行了全面深入、细致的考证，对词的起源也提出了新的见解。
近二十年来 文革之中，学术荒芜，唐五代词学研究也是一片空白。从七十年代末开始，唐五代词研究从复苏逐渐走向全面繁荣。
近二十年来，无论是资料整理，还是理论研究，都取得了空前的成就。如在唐五代词集的整理、校勘方面，既产生了《全唐五代词》、任二北的《敦煌歌辞总编》这样集大成的总集，也相继出版了多部《花间集》和温庭筠、韦庄、冯延巳、李璟、李煜等人词集的新的校注本。在词史的研究方面，则有杨海明的《唐宋词史》、谢桃枋的《中国词学史》、方智范等人的《中国词学批评史》等。这一时期从理论方面综合探讨唐五代词的著作则有吴熊和的《唐宋词通论》、施议对的《词与音乐关系研究》、杨海明的《唐宋词风格论》、《唐宋词论稿》、缪钺、叶嘉莹合著的《灵溪词说》等。
而且，在这一时期，唐五代词的欣赏和普及工作也开展得如火如荼，除了一些词学名家如刘永济、夏承焘、唐圭璋、刘逸生等相继出版了不少唐宋词的选析、欣赏本，还出现了《唐宋词鉴赏集》、《唐宋词鉴赏辞典》、《唐宋词鉴赏辞典（唐五代、北宋卷）》等由众多词学专家合力撰写的鉴赏著作。
另外，这一时期还出版了一些词学工具书，如温广义的《唐宋词常用语释例》、施蛰存的《词学名词释义》、王洪主编的《唐宋词百科大辞典》、林焕文的《词学辞典》、吴相洲等《历代词人品鉴辞典》等。
第二节 唐五代词史的研究
本世纪唐五代词研究一个显著成就就是对"史"的探究。近百年来，人们不只是撰述了好几部词史著作，更重要的是在对词的起源、词与音乐之关系、词在唐五代的发展和演变以及唐五代词在整个词史上的地位等词史问题的研究方面，取得了远远超过前人的成就。
一、词的起源问题
词体的起源与形成是词史上一个十分重要而又聚讼纷纭的问题。自宋代以来，就有不少学者对此进行了探索，他们或是认为李白《菩萨蛮》及《忆秦娥》是"百代词曲之祖"；或是认为词系乐府，起源于六朝时梁武帝的《江南弄》、陈后主的《玉树后庭花》；或是认为词系长短句，起于《诗经》中的《殷雷》、《鱼丽》等长短句之什，甚至有人认为词的始祖可追溯到唐虞时代的《南风操》和《五子歌》了。进入二十世纪以后，学界渐渐认识到词不但具有长短句的形式，而且是合乐的、是"倚声填词"的，所以对这三种说法，大多持否定态度，又新提出了词起于隋代、初唐晚期、盛唐、中唐等说法。
词起源于隋代说 此说为龙沐勋提出，得到了唐圭璋等人的响应，是本世纪较有影响的一种说法。
龙沐勋在《词体之演进》中首先为"词体"正名，谓"词"乃"曲子词"之简称，而所依之声乃隋唐以来之燕乐新曲，所以该文在考定隋唐以来燕乐之渊源流变的基础上，提出"词体原于隋唐间所谓'近代曲'"、炀帝所作《纪辽东》四曲乃其滥觞的观点。
任二北在《敦煌曲初探》中也认为，词的起源，可考见的是隋仁寿元年（601）牛弘等所制的《上寿歌辞》和隋炀帝与王胄所作的《纪辽东》，并说《纪辽东》的分片、立格、叶韵、平仄，无一非后来长短句词之体；又说隋代既有如此之《纪辽东》于前，故唐初即有长孙无忌之《新曲》、王勃之《杂曲》、阎朝隐之《采莲女》种种杂言于后，一一皆作长短句词之体，确切无可否认。
二十年之后，唐圭璋、潘君昭在《论词的起源》中也从词的合乐特征来探讨其起源问题，认为："词的产生是不能脱离一定的历史条件和特定的音乐环境的"。他们也主要运用了唐《教坊记》和敦煌曲等资料，通过考证确认《泛龙舟》、《穆护子》、《安公子》、《斗百草》、《水调》、《杨柳枝》、《河传》等七调为隋曲，并指出"有乐曲就有歌辞（即'词'），这是'词'起源于隋代的具体依据"。但他们对隋炀帝的《纪辽东》是否为词深表怀疑。同时，他又将"民间词"和"文人词"分开进行考察，说文人词的"产生时代应是在隋代兴起的民间词广泛流传之后，即初唐晚期，较齐言诗入乐的时间要稍后一些"。
夏承焘的《读词常识》也认为，"词的产生最早是起于隋代"。他首先援引宋代王灼、郭茂倩等人之说为证，特别强调"词的产生最早还起于民间"，指出《河传》和《杨柳枝》两词调很可能就是隋代的民歌；敦煌曲子辞的发现给词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它以充分、坚实的证据证明民间创作是词的最早来源，中唐以后的文人词就是在民间词的基础上，吸取和运用了它们的成就而逐渐发展起来的。
叶嘉莹在《论词的起源》也力证词是自隋代以来伴随着新兴的燕乐之演变而兴起的、为配合此种音乐之曲调而填写的歌词。她采用任二北《唐声诗》的相关论点，证明唐代一般声诗歌唱之情形，既非如汉乐府之由辞以定声，亦非如长短句词由声以定辞，而形成另一种"选辞以配乐"之方式。至于长短句词，则是隋唐以来，为配合当时流行之乐曲而填写之歌辞，二者在唐代固曾并行一时，而并非先有声诗之吟唱而后演化为词。
此说响应者还有温广义、王兆鹏等人。
词起于初盛唐间说 此说以郑振铎、叶鼎彝、阴法鲁、施议对等人为代表，是本世纪关于词的起源问题影响最大的一种说法。
早在二十年代，郑振铎就在《词的启源》一文中将"词史"分为四期，说第一期是词的胚胎期，便是引入了胡夷里巷之曲而融冶为己有的一个，他认为这个时期约自唐初至开元天宝之时。在这一时期里，曲调虽甚繁衍，有三百二十五调之多，然依谱填词的作品却绝少，当时或仅流传其声而无其词，或间有其词，而因了时间的淘汰，到了今日，已只剩了寥寥的十几首。这十几首的词包括了唐初至开元、天宝的一个时期。以李景伯他们为首，而以李隆基（唐玄宗）他们为结束。
叶鼎彝在《唐五代词略述》也认为："词的起源根本不是某一人凭空创造出来的，也不是起源于某一篇词。它的起初只不过是民间的流行的乐府歌曲，因了音乐的关系，逐渐嬗变，后来被学士文人们所采用模仿，便渐渐地演进而成为现在的所谓'词'。这演进的开端大约在八世纪初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