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2章
后来游国恩等人在编写《中国文学史》时即采用此说。他们根据崔令钦《教坊记》和《旧唐书·音乐志》的有关记载，以及初盛唐出现的个别词调，如沈佺期的《回波乐》、唐玄宗的《好时光》等，认为词产生在初盛唐是比较可靠的。
稍后，阴法鲁在《关于词的起源问题》中指出，词起源于民间，已为敦煌曲子词所证明，其中有一些可能是盛唐作品，因此认定词"初盛唐产生，从中唐以后流行起来"，这基本上是合理的推断，具体地说，民间曲子词的出现大约在唐高宗时。
八十年代以后，赞成此说的学者还有施议对。他在《词与音乐关系研究》中说："词这一新兴诗体，和文学史上所出现的许多新兴文学样式一样，都必须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经过众多无名和有名作家的反覆实践，经过乐坛检验，才能逐渐在乐坛、诗坛上占据一定的地位。《泛龙舟》等七调，皆为隋曲，这是事实，而且，当时也可能兼带歌词。但是，应该说，这仅仅是偶然的尝试。以歌词之法代替歌诗之法，由歌诗到歌词的转变，这是我国诗歌史上的一个重大变革。在隋代的诗坛、乐坛上，尚未具备这一变革的条件。入唐以后，也尚未迅速出现这一变革。严格地讲，如果将我国诗歌史上重大变革，亦即词体产生的时代定于初盛唐之间，恐较为合适。"
词起于盛唐说 在本世纪较早提出词起源于盛唐的学者是吴梅。他在《词学通论》中说：词"实为乐府之遗，故曰'诗余'。惟齐梁以来，乐府音节已亡，而一时君臣，尤喜别翻新调，如梁武帝之《江南弄》，陈后主之《玉树后庭花》，沈约之《六忆诗》，已为此事之滥觞。唐人以诗为乐，七言律绝，皆付乐章，至玄、肃之间，词体始定。"
后来，宛敏灏在《从敦煌曲子词和花间集谈词的发展》也指出，词的兴起跟社会、音乐、文学三方面都有密切的关系：唐代商业经济的发展，使得市民阶层扩大并需要艺术活动，于是所谓合胡部的燕乐在民间广泛流行。其初仅以五、七言诗勉强和乐，接着就有乐工、伶人按乐谱的节拍试制长短句的曲子词，终于诗人也采用这种新的体制而大量创作起来。现在可以认为在盛唐民间已先有曲子词了。
吴熊和在其《唐宋词通论》中对词起于盛唐说也详加论证。他认为，谈论词的起源，必须从词乐入手。这是因为，有乐始有曲，有曲始有词。但是，乐、曲、词三者的迭兴是有渐进之序的，并非同时并进。具体来说，燕乐起于隋、唐之际，其曲始繁则在一个世纪之后的开元、天宝期间，而词体的成立，则比曲的流行还要晚些。在燕乐流行之际，既有以五、七言近体诗入乐的"声诗"，又有依曲拍为句的直接以长短句合乐的"词"，后者要比前者较为后起（但在后者盛行之后，前者也并未立即告退）。在词的兴起过程中，民间的乐工伶人又是最先作出贡献的，因而民间词应该早于文人所作之词。其最后的结论是：燕乐虽起于隋，而"词"则在盛唐时才于民间孕育生长起来，再经中、晚唐一些著名诗人的努力，终于逐步地成熟和定型了。
词起于中唐说 自本世纪初以来，持词起于中唐说者也不乏其人。如胡适在《词的起原》中曾明确提出："长短句的词起于中唐，至早不得过西历第八世纪的晚年。"其理论依据是：唐代的乐府歌词先是和乐曲分离的；诗人自作律绝诗，而乐工伶人谱为乐歌。中唐以后，歌词与乐曲渐渐接近，诗人取现成的乐曲，依其曲拍，作为歌词，遂成长短句。他认为，《调笑》和《忆江南》 是词最早的创体。胡适该文写成后曾呈王国维指正，王国维对胡适此说"甚为赞同"，但也指出盛唐时期的教坊中早有一些词调（如《菩萨蛮》等），有崔令钦的《教坊记》可证。对于王国维的疑问，胡适在查检《教坊记》所载曲调后认为，《教坊记》中的曲名表不能认为是开元教坊的曲目，他"疑心此表曾经后人随时添入新调"，所以他认为《教坊记》中的三百多曲名不可用来考证盛唐教坊有无某种曲调。王国维二次来信认为胡适此说"似非不可通"。胡适此文最后的结论是："我们绝对承认调早于词；但依现有的证据看来，我们很难知道有多少词调是盛唐教坊的旧物，我们只知道《忆江南》，《天仙子》，《菩萨蛮》，《倾盃乐》等调是九世纪中叶制作的。"
胡云翼在《中国词史大纲》对胡适此说也颇为赞同，并加以补充说明："唐代的新体乐府，在盛唐时候，还是诗人自作他们的律绝诗，乐工们自制他们的乐曲和依曲拍为句的长短句歌词，两方面的关系是分离的；不过乐工们的歌词做不好，乃取诗人现成的律绝诗谱为乐歌，以应燕乐的需要。因此，诗人与乐工伶妓们的关系逐渐接近。到了中唐，懂得音乐的诗人，他们看着拿律绝做诗歌词，实在是不十分协乐；同时又看乐工们做的长短句的歌词，音调和谐，体制新颖，乃亦依其歌词的曲拍，戏填为长短句的歌词。一个诗人偶然填了一首，又一个诗人起来效尤填一首，一再尝试成了功，渐渐地风行，于是长短句的词体便在文人的社会里确立起来。"
刘大杰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中册）中也认为，虽然"填词的萌芽确起于齐、梁间"，"依曲拍为句"的这种工作，"在隋、唐初年已经萌芽了"，"不过当时那种作品，虽有音乐的效能，但还缺少文学价值。因此，一定要等到刘禹锡、白居易各家的作品出来（一面是音乐的，一面又是诗的），词体才正式成立，词才在韵文史上占有地位。"
八十年代以后坚持此说的学者则有高梦林，他在《词当起于中唐》中 认为，从盛唐诗人中确实找不出一首地道的词来，故充分肯定陆游之言："大中以后诗衰而倚声作。"（《花间集》陆游跋之二）
词起于六朝或六朝以前说 本世纪也有一些学者坚持认为词起于六朝或六朝以前。如梁启超在《词之起源》一文中就以梁武帝（萧衍）的《江南弄》为例，证实词起源于六朝。浦江清在《词曲探源》中亦云："探词曲之源，起于乐府。乐府之名，始于汉初，但词曲之于汉乐府，关涉已远，其中密切关系者，为南朝之新乐府，郭茂倩《乐府诗集》中，清商曲辞部分，所谓吴声西曲歌者......此即唐宋大曲小词之源。"后来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著的《中国文学史》也认为，远在梁代沈约、萧衍等所写的《江南弄》就已经具有了词的雏形，但是，到了中晚唐词才渐渐定型。
八十年代以后，李伯敬又发表了《关于燕乐的商榷--兼及词的起源》，重新提出词起源于六朝或六朝以前说。他认为燕乐不始于隋代，而是在六朝以前早就有了，隋唐用以配合歌词的燕乐杂曲，直接从六朝燕乐杂曲中继承过来的。他在经过考察后发现，魏晋六朝已经存在着相当多倚声填词的事实，又有与之相配的燕乐杂曲，那么就有充分的理由说：词起源于魏晋六朝。
二、词与音乐之关系
由于词在南宋以后和音乐逐渐脱节，成为一种"渐于字句间凝练求工"的独立的抒情诗体，所以明清的词学家对词与音乐之关系未给予足够的重视。到本世纪初，学界始又认识到词不只是"诗之余"、也不只是形式上的"长短句"，而是一种与新兴的燕乐密切结合、可以歌唱的长短句抒情诗体，所以人们遂从各个角度探讨词与音乐之关系。
燕乐的来源 燕乐的来源是研究词的起源问题的一个关键，所以倍受关注。但是人们对于燕乐的构成，究竟是以中原音乐为主，还是以胡乐为主，存在着明显的分歧。
大多数学者认为燕乐是以隋唐之际从西域传入中原的胡乐为主的新的音乐系统。如夏承焘在《读词常识》中指出，词是"胡夷、里巷之曲"，它所配合的音乐主要就是燕乐。燕乐是隋唐之际以大量传入的胡乐为主体的新乐，其中自然也包含有一部分民族音乐的成分，但主要成分是西域音乐，是中国西部各兄弟民族的音乐，以及中亚细亚和印度的音乐。吴熊和的《唐宋词通论》也认为，燕乐的主要成分，是西凉乐和龟兹乐。黄进德的《唐五代词》也指出，燕乐的主要成分是裔乐，也就是我国西南部甘肃、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一带个兄弟民族的音乐。其中影响较大的当推西凉乐和龟兹乐，尤以龟兹乐为最。隋唐燕乐乐调大抵是借用以龟兹乐调为主的胡乐稍加汉化而成的，燕乐之源，实际上出于龟兹琵琶。隋唐燕乐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合胡部"，也就是所谓胡化。
在本世纪下半叶较有影响的两部《中国文学史》也都认为配合词调的音乐主要是周、隋以来从西北各民族传入的燕乐，同时包含有魏晋南北朝以来流行的清商乐。
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配合词调的燕乐实际上是以中原固有的音乐为主体。如阴法鲁在《关于词的起源问题》中就明确反对夸大西域音乐的影响。他认为，不能征引隋代的"九部乐"和"十部乐"来证明西域音乐占了主要地位，因为实际上这些都是宫廷宴乐时乐舞表演的节目次序单，目的在炫耀皇帝的"威德"，不能反映当时整个新音乐的内容。唐代音乐是中原地区的民间音乐、传统音乐和传进来的西域音乐等因素融合而成的，其中以中原民间音乐为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