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3章
文章深入探讨了"风骨"论在初盛唐何以盛行、因何不为中、晚唐人常道的原因。
赵昌平文在对唐诗研究中现代语言学批评的评析中，结合创作，对六朝至唐有关意兴、意脉、意象的观念作清理阐发。文章由中外意象观之异同的辨析生发，指出意兴、意脉、意象是唐诗的核心，它将传统诗歌中的语言形式批评与主情意、重取势两种倾向融为一体，创造了新诗境。因而现代语言批评唐诗研究的成绩足可吸取；但以这一主要指向未来的"诗学"理论框架历史存在的唐诗，又不能不多所凿枘，甚至扭曲了唐诗的真精神。如何使传统与新潮结合互补，是作者思考的焦点。
美学思潮 还有一些文章则对唐人的某些审美倾向、美学论争进行了探讨，如葛晓音的《论南北朝隋唐文人对建安前后文风演变的不同评价――从李白〈古风〉其一谈起》、张碧波的《论唐代诗歌发展中的三次美学论争――兼及唐诗流派兴衰演变规律问题的探索》、吴功正的《唐代诗人审美心理研究》、陈炎的《唐代美学主潮在诗文中的体现――唐代审美理想的宗教、哲学背景》、刘朝谦的《试论隋唐反审美的文学思潮》、张明非的《儒家诗教说在唐代的兴衰》、张业敏的《略论唐人对齐梁诗风的批判》、陈良运的《论唐代诗选家的审美鉴赏批评》等。
其中葛晓音文指出，从南北朝到中唐文人们对楚骚和建安文风的演变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从李谔、王通到初唐四杰，都没有将楚骚和汉赋、建安与齐梁认真地区分开来。陈子昂虽然肯定了汉魏兴寄，但是以楚骚为哀怨之声的观念仍很流行，并一直延续到盛唐天宝以后。由此观点出发，她对李白《古风》其一的"正声何微茫，哀怨起骚人"，"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提出了与传统解释不同的看法，指出李白的本意是说骚人的哀怨意味着大雅正声的衰微，而不是说"骚人所继承的是那微茫了正声"，他将建安看作绮丽文风的源头，也只是兼收了未经消化的传统偏见。同时，她还据此解开了杜甫《戏为六绝句》中"纵使卢王操翰墨，劣于汉魏近风骚"这两句诗解的聚讼纠结，指出这一句是批评当时尊汉魏而贬风骚的一种倾向，由于盛唐人普遍推崇建安，而无人正式为"骚之哀怨"不合大雅正声这一点正名（这一问题的真正解决是在北宋），导致一些后生产生视风骚在汉魏之下的谬见。所以诗意是反驳时人认为四杰轻薄为文、近于楚骚而不如汉魏的论调。不能把"汉魏近风骚"五字连读释为"劣于"的宾语。
张碧波文通过对唐诗发展史上的初唐四杰之争、盛唐李杜之争、中唐元白之争这三次美学论争的考察和分析指出，初唐四杰之争属于唐诗开端期的美学思想论争，它表现了诗歌由魏晋南北朝的贵族王公的御用工具、自娱独吟式的狭小天地向世俗子弟的用事工具、发愤抒情的文学武器方面转化的一种理论表现，是古典诗歌由贵族化向民主化发展的一大飞跃。盛唐李杜之争属于唐诗发展到高峰阶段的审美思想论争，它表明古典浪漫主义从旁枝别系走向正统，从天上落到地上，从神化转向人间；古典现实主义从讽喻教化转向世俗生活的一大飞跃。中唐元白之争属于唐诗转折期的论争，它表明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向社会生活深层发展的一大飞跃。
吴功正文从"审美的历史必然"、"审美心理的特征"、"审美心理的外化方式"等三个方面探讨了唐代诗人的审美心理。他认为，唐代诗人的审美特征主要是：（1）顺应和同化的心理功能，（2）意识世界的直接发露和物质世界的间接反射；（3）直觉意识的寻求和确定；（4）审美感受上表现的二极性。唐代诗人审美心理的外化方式则有四个：（1）移入注射；（2）同构对应；（3）情绪位移；（4）间离设置。
张明非文考察了对儒家诗教说在唐代的推行及影响，认为倡导儒家诗教的高潮在初唐，中唐只是昙花一现，晚唐更呈衰落之势。所以，尽管它与唐诗相始终，逐渐衰落毕竟是它的总趋势。同时，这一情形，尤其是在诗歌高度繁荣的盛唐诗教说却相对沉寂的发人深思的现象，充分表明这一理论与唐诗发展的关系是复杂的、不平衡的。她还指出，儒家诗教说在唐代出现衰落的趋势和种种矛盾的现象不是偶然的，首先是诗教说自身局限性的反映，因为它既是政治与文学关系极为密切的中国封建体制的特殊产物，便不可避免会导致这样的倾向，即以政治干涉取代文学，要求文学变成功利的附庸和政教的工具，而使文学本身的特殊规律受到排斥，这对作为形象思维产物的文学的发展自然是不利的。其次，是由于处在封建社会鼎盛阶段的唐代强烈要求诗歌摆脱儒家思想的禁锢，以便充分地反映日益丰富发展的社会生活；同时，唐代这一各种思想兼容并包的开放型社会，也为这一要求的实现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而唐人对儒家诗教说局限的突破，无疑是使唐诗达到辉煌顶峰的一个重要原因。
陈良运文通过对现存十种唐人选唐诗的考察，指出唐代诗选家（除元结《箧中集》外）的审美态度是比较一致的，杜甫早期诗"三吏"、"三别"等无人选，元白的"新乐府"无人选，为杜甫所赞赏的元结未进入他身后任何一个选本，倒不是这些选家拒绝任何政治色彩、有一定现实意义的诗篇，而是它们首先以有无高度的审美价值来取舍这类诗篇，以"风骨"、"声律"为最高审美尺度，以"清词丽句"为他们的主观爱好，合则取，不合则舍。唐代选家的审美态度，是反映唐代诗学以美学批评为主流的一个重要侧面。
发展规律和特征 另外一些文章则对唐代文学思想发展过程本身的一些特征、形态作了有益的分析，如罗宗强的《唐代文学思想发展中的几个理论问题》、陈华昌的《唐代诗论与画论的互相渗透》、毕万忱的《略论唐代诗歌理论批评的发展》、陈本杰的《唐代诗话理论概观》等。
其中罗宗强文分析了隋唐五代文学思想的发展过程中几个带有规律性的问题：首先，唐代三百年间文学思想的发展变化，表现为一缓慢的过程。在这个缓慢的过程中，一种文学思想发展到另一种文学思想，是通过逐渐的、漫长的演变完成的。其次，一种文学思想发展到另一种文学思想，中间常常有一些短促的过渡期。再次，不同文学思想之间存在着复杂的衔接现象。任何一种文学思想，都不是绝对的"纯净"的，不接受其它文学思想的影响。第四，唐代文学思想的发展提出的另一个问题，便是理论主张和创作实践之间的关系问题。一种理论主张的提出，是否能推动创作的发展，对创作的繁荣起指导作用，主要取决于这种理论主张是否正确地反映了它的时代的创作风貌，是否具有实践性的品格和根据这种理论主张进行的创作实践是否取得了实际的成就。第五，唐代文学思想的发展变化，与政局有关。但是它与政局的关系，主要是通过士人的心理状态表现出来的。政局影响士人的心理状态，士人的心理状态直接影响文学思想的发展变化。
陈华昌文指出，唐代的画论影响诗论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即在诗歌创作中反对形似、追求神似和在诗歌创作中追求"象外之意"；诗论对画论的影响则表现在，一是使画论研究的中心从客体开始转向主体，这种倾向体现在对画家身分、资质、才能的强调和突出"意"在创作中的地位和作用，二是唐代画论开始了对创作最佳心理状态的探讨。
第二节 隋唐五代著名文论家和文论名著研究
隋唐五代虽然不是文学理论发展的顶峰期，而且也没有产生很多具有较强理论性和系统性的文论著作。但是，也出现了像刘知几、皎然和司空图等较有影响的文论家，加上唐五代诗选较多，从中也可看出唐人的诗学审美标准，所以本世纪学界还是在这些文论家及其文论著作上倾注了不少精力，推出了不少研究成果。
一、刘知几及其《史通》中的文艺观点
生平和思想研究 刘知几是初唐重要的史学家，本世纪有不少研究其生平行事和史学思想的成果。其中年谱类的著作主要有：刘汉的《刘子玄年谱》、傅振伦的《刘知几之生平（刘子玄先生年谱后记）》、《刘知几年谱》、周品瑛的《刘知几年谱》、张知珮的《刘知几学年编年简表》等。
本世纪还出版一些对刘知几生平和思想进行评述的评传，如许凌云的《刘知几评传》、赵俊、任宝菊的《刘知几评传：史学批评第一人》。其中前者系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中一种，所以侧重评述其哲学思想和史学思想；后者系中国史学家评传丛书之一种，认为刘知几为中国史学批评之第一人。
本世纪还有一些著作对刘知几的思想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单篇论文主要有白寿彝的《刘知几的进步的史学思想》、侯外庐的《刘知几的哲学和史学思想――纪念刘知几诞生一千三百周年》、《论刘知几的学术思想――纪念刘知几诞生一千三百周年》、卢南乔的《刘知几的史学思想和他对于传统正统史学的斗争――刘知几诞生一千三百周年》、王玉哲《试论刘知几是有神论者――兼与侯外庐、白寿彝两先生商榷》、任继愈的《刘知几的进步的历史观》、骆啸声的《从〈史通〉看刘知几的历史哲学思想》等；专著除了上述的两部《评传》外，还有许冠三的《刘知几的实录史学》，该书循古典史络探求刘知几史学思想的渊源, 并以世界眼光衡量《史通》的贡献，说明刘知几既是唐朝的中国的史家，也是近代的世界的史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