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4章
《史通》中的文艺观 本世纪的古典文学研究界则比较注意刘知几《史通》中所表现出来的文学思想，注重探讨刘知几对中国古代文论的贡献。
本世纪八十年代以前，专论刘知几《史通》中文学思想的文章只有宫廷璋的《刘知几史通之文学概论》、王家吉的《刘知几文学的我见》、白寿彝的《刘知几论文风》等。其中宫廷璋文研究刘知几的文学理论甚为全面和深入，该文分"普通原理"和"批评原理"一一援引原文以申述之，其中"普通原理"又厘为"文学与时代精神"、"文学与本国语言"、"文学与人生关系"、"文学与识力之关系"、"文学之形式"、"文学之内容"、"文学之目的"、"文学之功能"；于"批评原理"中谓刘知几喜探赜索隐并能诋诃，戒穿凿，戒虚妄。
人们大多是在中国文学批评史或隋唐五代文学批评史中论及刘知几的文学理论的。如郭绍虞在其1934年版《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分析了《史通》中所反映出来的史学家的文学观：既"不偏主藻饰"，"同时又不偏主质朴"。"一方面求其信实"，"一方面又求其应用"。"由其求信实者言，故重在真"，"由其求应用者言，故又重在善。"另外，郭著还指出，由于刘氏论文"偏重在'笔'的方面，当然不主纯美，而与古文家之论调为近"。"其关于文事之讨论，而为古文家之先声者，有两个较重要的问题。即是（1）繁简的问题，（2）模拟的问题。"
罗根泽在其《隋唐五代文学批评史》中也指出，刘知几的《史通》，其论史而及于史之文者，最重要的有四点：（1）繁简，即主张删繁就简，"以为史必藉于文，但止能'以文叙事'，不能'以事就文'"；（2）语文，"他不惟指出记当时口语用古文之过失，而且指出这种过失的原因是由于时代观念的错误"；（3）模拟；（4）虚实与曲直，"刘知几极力提倡直，反对虚"。
刘大杰主编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则认为刘知几《史通》中文学观可注意者有："重有用之文"、"反对华辞丽藻"、"叙事崇尚简要"、"主张采用当代语言"、"善于学习古人"，并指出刘知几的这些主张对后来古文家的文论有一定的启发和影响。
八十年代以后，不仅出现了不少分析和评述刘知几《史通》中文学观的文章，而且新出版的一些《中国文学理论史》和《隋唐五代文学批评史》对刘知几文学观的研究也有所深入。
这一时期论及刘知几文学观的专题文章主要有张锡厚的《刘知几的文学批评》、牟世金的《刘知几对古代文论的新贡献》、吴文治的《刘知几的史传文学理论》、邱世友的《刘知几〈史通〉的文学思想》、李少庸的《刘知几与古文运动》、蔡国相的《〈史通〉所体现的文论思想》、黄坤的《刘知几的"文德"说》等。其中牟世金文指出，刘知几对古代文论的贡献，主要就在他论写人叙事的方法。古与今、文与质的关系，他比前人处理得更为合理；人物语言问题，在刘知几以前的文论史上，几乎是一张白纸；概括性的叙事方法，他直接用于人物和社会现象的描写。这都是他的前辈所不及的。不能说刘知几比他的前辈都高明，他的独到之处，主要是他作为一个优秀的史学家特别注重史和真的观点造成的。李少庸文认为，《史通》在文学理论与批评方面的主要贡献之一，就在于他对骈文的猛烈抨击和深刻的批判。而古文运动的第一个斗争目标，也是反对骈文的统治，并以"古文"取而代之。文章在通过具体的分析和比较后还认定，韩、柳诸公对史学的兴趣，乃是刘氏遗风的反映，他们对《史通》其中包括有关骈文的论述和崇真尚质的观点是熟悉的。不仅如此，文章还从六个方面，分析了知几的文论论点对古文运动的沾溉。
八十年代以后出版的几部文学批评史、文学理论史在论述刘知几文学思想时也有所深入。如成复旺、黄保真、蔡钟翔等著《中国文学理论史》时，首先分析了《史通》的写作与当时文学思潮之间的关系，认为其现实的针对性就表现在批判六朝文风对史传文的浸染。他们还认为，刘知几的文学理论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即史学本体的文学观，史学本体的真实论，史学本体的言文说。同时指出刘知几关于史与小说的论述，也在中国古代文学观念的演化史上占有特殊地位。
张少康、刘三富著《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发展史（上册）》则指出，虽然把《史通》中的某些理论简单地作为文学理论来论述，是不妥当的，但是其中也涉及到某些文学观念问题，刘知几对史学著作写作的某些理论也对文学理论批评产生了影响：第一，他对文、史异同的分析，对后来文学批评，特别是历史演义小说理论有很深远的影响。第二，刘知几提倡的"实录"精神，对白居易的诗歌理论曾产生很深刻的影响。第三，刘知几在《史通》中关于写作方法的论述，对中国古代小说创作特征和理论批评的形成有较大的影响。作者最后认为，"刘知几的《史通》虽然和后来文学理论批评发展中的某些方面有较为密切的关系，但它毕竟不是文学理论批评著作，因此对初盛唐文学思想和文学理论批评的发展，并没有多少直接影响。"，比起有些学者过分夸大刘知几《史通》在文学理论批评发展史中的地位，该书的这个论断就显得十分客观、公允，具有很强的学术针对性。
再如王运熙、杨明在《隋唐五代文学批评史》在详细分析了刘知几《史通》中的文论观点的基础上，对其文学思想进行了评价。他们也认为，《史通》乃论史之作，并非泛论各体文章。对于诗赋等文学作品的审美作用，比较轻视，其看法显得保守。但是，关于史书的文学性，《史通》有不少好的见解。如要求叙事文辞精炼质实，要求充分运用细节，还言及人物语言个性化的某些方面等。在《史通》以前，史书著作的文学性极少有人言及，关于人物描写，更几乎无人谈到，故刘知几的意见弥足重视。从后来"古文"的兴起和发展看，《史通》所论也有其意义。首先，刘知几对骈俪文风浸染史传不满，指出其不便叙事，易于导致文辞繁冗、记载失实。虽然还只是就史书写作这一局部范围而言，并非反对在一切场合使用骈文，但也可说是为"古文"兴起作了一些理论上的准备。其次，自中唐韩、柳迄于清代，古文作者均取法于史传，揣摩其笔调和布局，学习其叙事和描写人物的方法，而《史通》则相当早便已论及这方面的问题。即此而言，也是值得重视的。
二、唐人选唐诗中体现的诗歌审美观
现存的唐人选唐诗不太多，而为学界所重视并加以研究的就更不多了，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和上海古籍出版社曾在五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先后两次出版了《唐人选唐诗（十种）》，九十年代中期，傅璇琮、陈尚君、徐俊又合作编撰了《唐人选唐诗新编》，收录唐人选唐诗十三种。其中，又以殷璠的《河岳英灵集》最为古代文论研究界所关注，其次是元结的《箧中集》、高仲武的《中兴间气集》。
殷璠及其《河岳英灵集》研究 罗根泽是本世纪较早论及殷璠《河岳英灵集》中诗学观点的学者，他在四十年代出版的《隋唐五代文学批评史》中就开始关注唐代"三位选家的意见"，对芮挺章的《国秀集》、殷璠的《河岳英灵集》和高仲武的《中兴间气集》中诗歌选录标准和评论方法一一进行了探讨。他认为，殷璠虽然主张"文质半取'，然实是卑薄声律；固不轻视诗之美，但尤重视诗之用；固不轻视诗的艺术价值，但尤重视诗的人生价值。
本世纪下半叶，尤其是八十年代以后，学界对殷璠的《河岳英灵集》尤为重视，不但出现了一些专题论文，而且还出现了专门研究《河岳英灵集》的论著。
在诸多专题论文中，王运熙的《释〈河岳英灵集序〉论盛唐诗歌》、《〈河岳英灵集〉的编集年代和选录标准》尤其重要。其中前文认为殷璠的《河岳英灵集序》说明了盛唐诗歌的成就是声律与风骨二者兼备，而所以能够具有这样的成就，乃是经过唐初以来长时期的努力，又经过唐玄宗大历提倡质朴之风而后达到的。文章主要结合盛唐诗坛的创作情况对此序中的"声律"、"风骨"两个概念进行了阐释，意思是说"盛唐诗歌一方面具有汉魏诗歌的风骨，另一方面又保持了六朝以至初唐时代的严格的声律"，但"殷璠于风骨、声律二者比较地更重视前者"。后文则通过对集中几首诗写作年代的考订，论证了该集的编撰年代；并对殷璠的选诗标准作了一些分析。他们认为，大约殷璠收诗虽止于天宝十二载，但仍以作于开元间及天宝前期者为主。集中未收杜甫诗，可能原因即在于此。而《河岳英灵集》的编选标准，主要是风骨与兴象二者。其《集论》中所云"气骨"，即"风骨"，是指作品思想感情表现得鲜明爽朗，语言质素而劲健有力，因而具有明朗遒劲的优良风格；所谓兴象，就是要求诗人能做到情景交融，能在描绘自然景物时真实地表现出自己的感受。除提倡风骨和兴象外，殷璠对于诗歌创作中立意构思的新颖、语言的独创也很重视。文章还指出，殷璠在选诗时更重视古体诗，其原因除了因为当时的新体诗在数量、质量上未能超过古体诗，更重要是因为他推崇风骨，而这又是和盛唐诗歌的崭新风貌相符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