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1章
其中，王运熙在《〈二十四诗品〉真伪问题我见》一文中认为，陈、汪《辨伪》一文，提出许多《诗品》非司空图所作的证据，相当翔实，其中两条证据特别有力：一是证明苏轼没有提及《二十四诗品》，二是许学夷对司空图十分推崇，他不可能把司空图的著作斥为"卑浅"。因此，王运熙也颇倾向于《诗品》非司空图所作的说法，并指出，"今后，如果其它同志提不出强有力的反证，我准备放弃《诗品》为司空图所作的传统说法。至于《二十四诗品》究竟出于何人之手，目前很难下结论，尚须继续探讨。"
香港中文大学陈胜长《"流水今日，明月前身"――〈二十四诗品〉发隐兼论作者问题》也认为陈、汪论证《二十四诗品》非司空图作"确有见地"，但"至谓作伪者根据之原材料为《诗家一指》，则尚可商榷"，他通过对《诗品》所举诗例的初步考索，认为《诗品》确非司空图作。《诗家一指》成书于景泰（公元1450－1456年）前后，而《二十四诗品》谅必成于明景泰之前，元代的可能性较大。"自南宋以来，至于明初，历载数百，作《诗品》者其谁欤？殆未必全出一手，或由诸人分赋联章而成，则未可知也。"
蒋寅《关于〈诗家一指〉与〈二十四诗品〉》则云，《诗品》不是司空图作，除《辨伪》所举证据外，还可以再补充一个刘跃进发现的证据，即王应麟《必学绀珠》未收一条《二十四诗品》中的材料。作者认为，"看来号为淹博的王应麟也没见过《二十四诗品》，这只能说明《诗品》是南宋以后的产品"。蒋文还指出："既然从所见文献来看，《诗品》一直收在《诗家一指》、《虞侍书诗法》中，未曾单独流传，而《诗家一指》在明代是一本版刻甚多，颇为人重视的诗话，那么它在明末突然横空出世，冠以司空图之名出现在丛书中，为何没有引起任何怀疑？很令人费解。"
大山洁的《对〈二十四诗品〉怀悦说、虞集说的再考察》根据朝鲜本《诗家一指》、《木天禁语》，以及日本江户版《诗法源流》，在张健的论点基础上进行再探索，补充了否定怀悦为《诗家一指》作者的几点证据。同时再把史潜本《新编名贤诗法》与朝鲜本对勘后，指出史潜本存在严重的残缺和编集混乱的问题，《虞侍书诗法》之标题为后人伪造。她通过考察"集之一指"这句话"一指"的禅宗含义，认为"集"不是人名，而是指诗法论集，因而不同意张健推测《诗家一指》作者为虞集的说法。此说虽然也没有考出真正的作者，但分析细密，版本依据充分，因而也能自成一说，与张健文可参看。
另外还有一些学者进一步查检了宋、明史料，对《辨伪》考定《二十四诗品》托名司空图作，当在天启、崇祯年间的说法，给予了新的佐证。
维持"《二十四诗品》为司空图所作"论者 在这场讨论中，仍有不少学者坚持认为《二十四诗品》当为司空图所作，并对陈、汪《辨伪》一文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诘疑，其中有些学者的论述也有一定的道理，个别文章还纠正了陈、汪《辨伪》文中不够严密之处。
据陈良运、邹然《将古代文学理论研究推进到新阶段――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第九次年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记载，海南师院国学研究所黄保真教授从《诗品》产生的时代条件出发，认为元代产生《诗品》的可能性很小。因为元代对文化采取摧残的政策，元人的文化创造力难以发挥出来。另外，《诗品》与宋元诗风格格不入，"雄浑"一品开头四句充分表现了儒道释三家汇通的美学思想。只有唐代允许三家思想并存，而且司空图个人的学养也是汇通三家的。
江西师大陈良运、四川大学曹顺庆分别举亚里士多德《诗学》和汉代《焦氏易林》为例，说它们都是先未见史书记载而被后人发掘出来的；他们同时还指出，苏轼的那几句话不能贸然断定"二十四韵"就一定指那二十四联诗，以苏轼那样高的鉴赏力，说"恨当时不识其妙"，不太可信。有些学者还从司空图本人或其友人的诗文中寻找出其作《二十四诗品》的证据。如：（1）《诗品》中有"碧桃"等六个词语，也见于司空图诗文中；（2）司空图《诗赋赞》很可能是《二十四诗品》的序言，论诗见解与之有相通之处；（3）《诗品》中贯串道家思想，司空图诗文中亦有信道之言；（4）新加坡学者王润华《司空图新论》中还提出晚唐徐寅《寄华山司空侍郎》一诗，可能是读了《诗品》后写的。
安徽师大祖保泉、陶礼天的《〈诗家一指〉与〈二十四诗品〉作者问题》则认为苏轼所说的"二十四韵"，是指各用一个韵部的字押韵而成的二十四首组诗。所以，"把'二十四韵'解作实指《二十四诗品》是正常的；如解作《与李生论诗书》中的'二十四联'，那是经不住推敲、站不住脚的。"主要证据即古近体诗题中"二韵"至"百韵"等"韵字"，通常指"韵脚"，有时也指"韵部"（ 亦称韵目）。张伯青的《从〈二十四诗品〉用韵看它的作者》则通过用韵情况来鉴定《诗品》的产生年代。他考察了《诗品》的用韵特点，并与唐诗、司空图诗、虞集诗的用韵情况进行了比较，得出结论："《诗品》用韵不同于宋词、元曲，而与唐诗、司空图诗的用韵相合；从同一韵系来看，《诗品》用韵不同于按'平水韵'用韵的虞集诗，而与按《切韵》韵部用韵的唐诗、司空图诗完全相合。因此，世传司空图作《诗品》当为定论，毋庸置疑。"
持存疑态度者 北京大学张少康《司空图〈二十四诗品〉真伪问题之我见》再次申说了他在《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发展史》中的看法，即关于司空图《诗品》的真伪问题，根据现有的材料目前还只能存疑。全文从四个方面进行了细密的阐述：（1）苏轼《书黄子思诗集后》所说"二十四韵"究竟指什么？（2）关于司空图《诗品》明末以前无人称引问题；（3）关于司空图《诗品》真伪的内证问题；（4）关于《诗品》的用语问题。作者认为，这四个问题都不足以定论，都有种种可能，因此，"《诗品》是否司空图所作，确实还无法下一个肯定的结论。"
尽管，人们对《诗品》作者问题，目前尚存在各种不同的看法，陈、汪二人引起的这个讨论，至少说明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的真伪是值得怀疑的。至于，这个问题能否有一个为学界所普遍接受的定论，还取决于新的材料的发现和更为细致、深入的考辨。
第四节 《文镜秘府论》的整理和研究
日僧遍照金刚编撰的《文镜秘府论》， 收录了中国南北朝直至中唐时期诸多诗歌作法、诗歌理论著作，而其中许多材料已不见于中土，所以在本世纪初转抄回国之后，一直受到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者尤其是魏晋南北朝隋唐文学理论研究者的重视。
本世纪上半叶 我国较早对该书进行著录和介绍的是清代学者杨守敬，他在《日本访书志》中曾论及《文镜秘府论》，他说："此书盖为诗文声病而作，汇集沈隐侯、刘善经、刘滔、僧皎然、元兢及王氏、崔氏之说。今传世唯皎然之书，余皆泯灭。按《宋书》虽有平头、上尾、蜂腰、鹤膝诸说，近代已不得其详。此篇中所列二十八种病，皆一一引诗，证佐分明。"这是我国学者首次认识到此书的研究价值。
正由于有关的诗文材料在中国早已失传，所以本世纪上半叶的学者们也主要是从中辑录出南北朝之中唐时期各家的诗学著作，以供研究批评史之需。如1930年，储皖峰就根据杨守敬之说，专取《文镜秘府论》中论病部分校印问世，名《文二十八种病》，其中列述六朝至唐诗文中的二十八种声病。卷首有校者的引论和杨守敬的《文镜秘府论提要》，末附校者的《校勘记》和日本铃木虎雄作、校者译《文镜秘府论校勘记》。在当时颇受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者的重视。
在本世纪上半叶，要数罗根泽最善利用《文镜秘府论》，所以他撰著的中国文学批评史运用的新材料、探讨的新问题也最多。他除了从《文镜秘府论》中钩辑出佚名的《文笔式》，撰写了《文笔式甄微》，推断出此书为隋时人所作。还在《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史》中第五章中大量引用《文镜秘府论》中有关"声律"材料，详细论述齐梁时期人们对新体诗"音律"的理论探讨。在《隋唐文学批评史》中更是用两章的篇幅，深入分析隋唐人对"诗的对偶及作法"的讨论，其中"上官仪的六种对及八种对"、"元兢的六种对"、"崔融的三种对"、"皎然的八种对"，以及"元兢的调声三术"、"佚名的调声术"、"元兢古今诗人秀句"、"李峤评诗格"、"王昌龄诗格"、"佚名的诗文作法"等部分，材料均采自《文镜秘府论》。
另外，郭绍虞的诸多探讨中国文学史上声病问题的系列论文，如《永明声病说》、《从永明体到律体》、《再论永明声病说》、《声律说考辨》、《蜂腰鹤膝解》的撰著，也无不是建立在《文镜秘府论》的材料基础上的。
七十年代以后 从五十年代直至七十年代中期，由于受当时思想意识形态的影响，人们大多不敢、不愿过多评述中国诗歌理论史上有关诗歌形式、作法的材料，对《文镜秘府论》自然就很少论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