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不一会儿，凯崧跟着沈家的佣人走来了。还未等陈爱珠开口，他就从衣袋里取出一张纸递过去。陈爱珠一看，原来也是一张同样的“除名通知”。她着急地问，这一对叔侄、同学究竟因为什么被学校开除呢？

            德鸿和凯崧便把他们被“除名”的原委说了出来：

            11月初，德鸿、凯崧同时接到学校通知：嘉兴已经“光复”，因学校临时放假返家的学生，着立即回校上课。他俩结伴返校后，才知道教员中的几个“革命党”（同盟会会员）

            已离开学校，或参加革命军，或到军政府工作。老校长方青箱已经出任嘉兴军政分司的官职，校务无暇顾及，目前的校务由一位新来的学监陈凤章负责。这位新学监一反方青箱的做法，把嘉兴府中学师生之间民主平等的校风抛到一边，按照旧的一套教育方法管理学校，只准学生埋头读书，不让学生过问政治。德鸿在后来回忆时写道：“这位学监说要整顿校风，巡视各自修室，自修时间不许学生往来和谈天。我觉得‘革命虽已成功’，而我们却失去了以前曾经有过的自由。”

            一天晚上，凯崧到德鸿的自修室来，拿着一张刊和革命军光复各地消息《申报》，指着对德鸿说：“你读读这一段！”德鸿接过报纸看了起来，几个同学闻声也围拢在他俩身旁。这时，猛然传来大声的喝斥：“自修时间不准谈天！你们知道吗？”

            他们往门口一看，学监陈凤章铁青着脸正举着手杖怒视着教室里的学生。几个围在一边的学生赶紧溜回到各自的座位上，只剩下德鸿和凯崧。陈凤章此时已站在两人面前，抓起课桌上的那张《申报》撕成破纸，扔在地上。

            “你怎么撕掉我们的报纸？”德鸿不服，起身问学监。

            “不准读报！”陈凤章想不到这个学生竟然敢质问他，便说：“自修时间要做功课！”

            “我们功课都做完了，看报不行吗？”凯崧问。

            “不行！我说不行，就是不行！”陈凤章专横地大声说。

            “方校长让我们读报的！”“也允许我们自修时间往来和谈天！”德鸿、凯崧不服，和陈凤章争吵起来。这时，不少学生围了过来，也帮他俩跟学监讲理。还有一个学生把陈凤章的手杖悄悄拿走藏了起来。陈凤章讲不过学生，又找不到手杖，气急败坏地说：

            “好！你们不服我学监管教，居然如此捣乱，看我不处理你们！”一边说一边离开了自修室。

            第天，陈凤章就挂出布告牌，对德鸿、凯崧等几个学生给予记过处分。

            德鸿、凯崧和其他被记过的学生都不服，他们认为自己并没有“捣乱校纪”，是陈凤章故意刁难他们。一个同学说，“他是拿我们开刀，杀鸡给猴看！”另一个同学说，“去找方校长，告他！”

            恰在这时，德鸿收到家里母亲的来信和汇款，嘱他好好复习功课，把期终的大考考好。

            又叮咛他：“一人在外，要处处谨言慎行。”汇来的钱作他寒假回家的路费。于是他对凯崧和另几个相好的同学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算了！”

            凯崧说：“等大考完了再跟他讲话！”

            紧张的大考考过以后，德鸿、凯崧和几个同学去郊游。他们在南湖划船、赏景，还在烟雨楼中喝酒，又谈起学监给他们记过处分的事情，都愤愤不平。德鸿没有喝酒，对于同学的气忿之情，也抱有同感。他们回校后，几个同学趁着酒兴就去找学监陈凤章，质问：

            “凭什么记我们过？”

            “你们捣乱校纪，目无学监！给你们记过处分，这是轻的。看你们还敢再捣乱！”陈凤章说完，“砰”一声关上门，不再理他们。

            有两个年岁大的学生，听了这话更加气愤，经过布告牌时，拾起两块石头，打碎了布牌。

            德鸿和凯崧看了，也说砸得好，也了一口气。

            回到宿舍后，他看到同学打死的一只老鼠，起了一个恶作剧的念头。他叫凯崧找来几张南货店糕点的草纸，把那只死老鼠包在里面，外面贴上一张红纸，象是一只礼品包。他抓起毛笔，在“礼包”的封套上写道：“南方有鸟，其名为雏。子知之乎？夫雏发于南海，而飞于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练食不食，非醴泉不饮。于是鸱得腐鼠。雏过之，仰而视之曰：‘赫！’今子欲以之梁国而吓我邪？”

            这是德鸿早已背得滚瓜烂熟的《庄子》中《秋水》里的句子。凯崧看了，拍手喊道：

            “妙！妙！德鸿，这个脑筋只有你动得出。”

            德鸿笑着抓起这个包着死老鼠的“礼包”，说道：“凯叔，走！我们给学监送礼去。”

            两人悄悄地把这个“礼包”放到陈凤章的办公室里，看看没有人瞧见，就回到宿舍。

            他们给学监送了这份特殊的“年礼”之后，第二天就回到乌镇度寒假了。两人哪里想得到，这下会闯了祸──被学校开除了。

            陈爱珠听了儿子和凯崧的叙述，感到学监太专横，德鸿他们因为反对学监的专制而被除名，也情有可原。她看看两份同样的“除名通知”，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说：“看来学监对你们还算客气，居然给你们寄来了大考成绩单。”待凯崧走后，她望了望儿子说：

            “德鸿，你今后到哪里去读书呢？是不是还回湖州？”

            德鸿表示不想回湖州。陈爱珠安慰儿子说：“到何处去，一时不忙，只是年份上不能吃亏，你得考上四年级下学期的插班生。”

            后来，经过反复考虑，陈爱珠决定让德鸿到杭州读书。而凯崧由决定到湖州中学去。直到两年后，这一对叔侄与同窗好友才在北京会面。

        六、学作对联

            1912年初春的一天下午，沈德鸿乘坐的“乌杭班”客轮抵达杭州卖鱼桥码头。他提着一只小皮箱，夹着一个铺盖卷，登上岸来。叫了一辆黄包车，拉他到了位于葵巷的安定中学，很快办好了入学手续，成了这所四年级的正式学生。

            他是一个月前来杭参加插班考试而被录取的。当时他住在一家与他这“泰兴昌纸店”有业务来往的纸行里，曾听纸行老板说过，创办安定中学的是一个姓胡的大商人，住宅有花园，花园里有四座楼，每座楼住一个姨太太。他办这安定中学是要洗一洗被人说成铜臭的耻辱。

            其实，创办安定中学的大实业家胡趾祥，并不是一个满身铜臭的奸商，而是一位具有爱国心的有远见的富商兼学者。在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后，“举国上下力图复兴，多以科学足以救国，大兴办学之风。”胡趾祥的好友胡适、邵伯炯、陈叔通，都力劝他创办学校。

            《杭州文史资料》载：“胡趾祥即手示二子焕、彬，拨八千元为开办费，六万元储息为学堂经常费，并请陈叔通来杭筹建。”他的治学精神是：“学唯诚意正心四字，教育经义治学两斋。”为了办好学校，与公立中学竞争，凡是杭州的好教员，他都千方百计聘请来。如当时被称为浙江才子的张相（献之）、举人俞康侯就被聘请担任国文教员，其他的数理化和史地教员，也多为知名学者和外国留学生。这些教员熏陶、培育了一大批优秀人才。与德鸿先后在安定中学毕业或肄业的有：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的林尹民，及范文澜、钱学森、潘洁兹、蔡振华、华君武、冯亦代等人。

            新的校园，新的师长，新的同学，这里的一切都使沈德鸿感到新鲜。杭州人说话差不多每句话都带着个“儿”，也是他闻所未闻的。教员上课没有通用的固定课本，每个教员爱教什么就教什么，不受任何约束。因此，学生上课的兴趣很浓厚。

            德鸿上的第一堂国文课，是张相（献之）教的。他对同学们说：“我要教你们作诗、填词。但是，学人选对子是作诗、词的基本功夫，所以我要先教你们作对子。什么是对子？

            你们知道？……”

            对子，德鸿当然知道，这就是对联嘛。虽然他还不会作对联，却接触过不少对联。他的祖父沈砚耕擅长书法，常用楷书为乌镇的商店、人家书写对联。他常站在一旁观看。他舅父陈粟香也是一个喜欢作对联的人。前年暑假，他跟母亲到外婆家“歇夏”，曾听陈粟香舅父和母亲谈话。舅父说：“北面一箭之远，前年失火，烧掉了十多间市房，其中有我的两间。今年我家在这废墟上新造了两间。附近人家就议论纷纷，说是我既来带头，市面必将振兴。可是谁不知道，‘乌镇北栅头，有天没日头’，北栅头多有是小偷、私贩、盐枭，如何有把握振兴市面呢？上梁的日子，我写了一副对联贴在梁上。上联是：

            岂冀市将兴，忙里偷闲，免白地荒芜而已。”德鸿母亲问：“那下联呢？”“下联是：

            诚知机难测，暗中摸索，看苍天变换何如？”德鸿母亲笑道：“你这是实话。对联作得好，白地对苍天尤其妙。”至于母亲写在父亲遗像两旁的那副对联，他更是历历在目。

            德鸿竖起耳朵聆听张献之讲解对联的特点和写作方法：撰写对联，看来虽似小道，却最能看出一个人的学问见识和文字功夫，例如区分平仄，要懂音韵；别词类和句子结构，要懂文法；遣辞造句，须善修辞；用典使事，须熟文史……这使得他懂得作对子是诗词的真功夫，不是什么雕虫小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