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章

                                    最好请你先写一篇《鲁迅论》。”

            茅盾答应了下来。但第一篇写的是《王鲁彦论》。因为他感到评论界对王鲁彦的评论比较一致，不难写；而对鲁迅的作品，评论界往往有截然相反的意见，必须深思熟虑，才能使自己的论点站得住。所以，他第二篇才写《鲁迅论》。两篇评论写完以后，立即交给了叶圣陶。

            11月份的《小说月报》出版了。叶圣陶给他送来刊物。他看到上面印出的仍是《鲁迅论》。

            未等他发问，叶圣陶便向他说明，自己从编辑的角度考虑，认为还是用《鲁迅论》打头炮比较好，而且，鲁迅刚经香港来到上海，也有欢迎鲁迅的意思。

            这篇《鲁迅论》的署名为“方璧”，是从他过去的笔名“玄珠”演化来的。他没有署“茅盾”，他说：“署了‘茅盾’人家就容易猜到茅盾就是我了。”

            在这篇评论中，他论述了鲁迅的小说和杂文。认为鲁迅小说所写的，“正是中国现在百分之九十九的人们的思想和生活。”又认为鲁迅的杂文充满了反抗的呼声和无情的剥露，“反抗一切的压迫，剥露一切的虚伪！”“鲁迅之为鲁迅，在于他老实不客气的剥脱男男女女，同时他也老实不客气地剥脱自己。”

            对于这篇中国文坛上第一篇全面评论鲁迅的长文，茅盾在晚年写道：“这篇论文，现在看来，对于鲁迅作品的评价还很不够，分析也肤浅，但在当时却被人责为‘一味吹捧’。”

            然而，八十年代中期，鲁迅研究的专家和学者已一致认为：茅盾，是鲁迅作品最早和知音。

        二一、亡命日本

            茅盾写完《追求》，已是1928年6月底。有一天，陈望道来看他。闲谈中，发现他久困斗室，精神上很苦闷，身体也不好，就说：“雁冰，天气这么热，你闷居小楼，是要弄出病来的。既然你对外放空气说已去日本，何不真到日本去一下，换换环境，呼吸点新鲜空气。”

            茅盾觉得这话有道理，而且他也知道，去日本很方便。（当时，中国人去日本，日本人来中国，都不用护照。）他说：“我怕不懂日语，到那边有困难。”

            “这没关系，我的女友吴庶五已在东京半年，她可以招呼你。”陈望道又说，“秦德君现在化名徐舫，在我家已住了几天，她也要到日本去。”

            “哦，那我路上就有伴了。”

            秦德君是四川人，1922年在党办的平民女校高级班读书悍，茅盾教过她英文。他还记得，秦德君那时平民女校工作部部长，恽代英称她是“黄毛丫头部长”。

            第天，茅盾去见了秦德君。她拿出二十五日元，托他买船票。

            7月初，他叫了出租汽车，去陈望道家接秦德君。秦德君看到他换了一身灰色西装，黄色鞋擦得亮亮的，剃去了八字胡，显得很精神。就笑着招呼：“沈……”茅盾止住她，悄悄说：“记住，我现在的名字是方保宗。”

            “我的化名是徐舫。”她也低声茅盾说。

            来到码头，他们乘上了开往神户的一条日本小商轮。经过三昼夜漂泊，船抵神户。宪兵挨个检查旅客。

            他们两人站得很近，行李也靠在一起。日本宪兵把他俩当成了夫妻。秦德君心想：“我们都是亡命客，‘同是天涯沦落人’，何必多说呢。”茅盾和秦德君又乘上从神户驶往东京的火车。开车不久，一个穿西装的人过来同茅盾攀谈。见他不懂日语，就改说英语，询问他的姓名。

            茅盾把预先印好的“方保宗”的名片给他看。他又问茅盾在东京有没有朋友，打算游玩哪些地方。茅盾懒得同他周旋，只简单地回答“是”或“不”。而他却表示得十分亲热。

            车抵东京。吴庶五带茅盾住进“本乡馆”，把秦德君安排在“中华女生寄宿舍”。

            吴庶五和秦德君刚走不久，在火车上和茅盾攀谈的那个穿西装的日本人又来了。仍用英语，表示愿意帮忙。茅盾觉得这人奇怪、可疑：他到底是干什么的？

            这时有一个穿和服的人走进房间，用中国话和茅盾打招呼。他一看，原来是熟人，武汉时期《中央日报》的总编辑陈启修。未等茅盾开口，他用日语向那个穿西装的日本人说了几句，那人笑笑，恭敬地向茅盾说了声“打拢”，便走了。

            “这个古怪的日本人是干什么的？”茅盾问。

            “他是特高科的便衣。”陈启修答道。

            茅盾知道，日本警视厅特高科是搞情报工作的，便说：“他们怎么找到我头上来了？”

            陈启修笑道：“你还不算有名的么？中山舰事件时你在广州，去年你在武汉，都是被人注意的目标之一。日本人的情报人员怎么不找到你！他们一定有你的相片，大概你到神户时，他们就知道了。不过，不用担心，你来日本，如果是避难，没有其他活动，他们对你还是客气的。”

            “你怎么认识他？”茅盾问。

            “哈哈，我来时，他就来拜访我，当然他知道我是什么人。我猜他是特高科的便衣，一语点破，他也只好承认了。”陈启修大笑道，又说，“我是辞掉《中央日报》总编辑之后，直接到日本的。”

            茅盾把自己的情形也对他简略地说了一下。他邀茅盾到他房间里去坐坐。茅盾拉上门，就跟他过去。陈启修的房间里堆着许多日文书籍，也有中国杂志。他拿出一本书送给茅盾，书名是《酱色的心》，作者陈豹隐。

            茅盾猜想这是他新和笔名。翻开一看，是短篇站说集，第一篇即名《酱色的心》。这使他大为惊异，想不到这位法科教授也来写小说了。他指着书说：“这《酱色的心》是……

            陈启修说：“不瞒你说，‘酱色的心’是比喻我在武汉时期，共产党说我是顾孟余的走狗，是投降了国民党，这样，我的心就是黑的；但地国民党方面，仍把我看成忠实的共产党，我的心是红的。唉，你看，我介于红黑之间，岂不成了酱色？”接着又说：“蒋介石仍看我是共产党，说不定哪一天对我下毒手，到那时，顾孟余一定还要打我这人条落水狗，所以我还是到日本来做亡命客。”

            茅盾问：“豹隐二字，何所取义？君子豹变，何不取豹变呢？”

            “我是豹变以后就隐居了，所以用豹隐。”

            茅盾心想，这言外之意岂不是说，他不做共产党员了，当然更不愿意做国民党员，所以要隐居吗？当他拿了《酱色的心》要走时，陈启修又说：“你不懂日本话，如果有事要我帮忙，请不要见外，尽管来找我。”

            回到自己的房间，茅盾坐在灯下读《酱色的心》。可是陈启修刚才的话还在耳边响，心想，这个陈启修跟武汉时期所见的，似乎有点变了。现在他坦然地自称为“酱色的人”，这不仅是自我解嘲，也含有对共产党和国民党的藐视呵！

            7月上旬，他盘腿坐在铺席上，完成了东渡日本后的第一个短篇小说《自杀》。写环小组与一个革命男性恋爱并发生了关系，在他离她前去作战后，她孤寂、怅惘，不被人理解，无法解脱厄运，最后自杀。

            这是一篇与他的第一个短篇《创造》很不相同的小说。茅盾说，“五四”以来的思想解放运动，唤醒了许多向来不知“人生为什么”的青年，但是被唤醒了的青年们此后所走的道路却又各自不同。他写道：“象娴娴那样的性格刚强的女性，比较属于少数；而和娴娴相反，性格软弱的女子，却比较地属于多数。写这些‘平凡’者的悲剧或暗淡的结剧，使大家猛省，也不是无意义的。”他在异国陌生的环境和孤寂的心情下，创作了《一个女性》、《色盲》、《昙》、《泥泞》、《诗与散文》、《陀螺》等短篇小说。

            后来分别收入短篇小说集《野蔷薇》和《宿莽》之中。

            从7月上旬到11月底，茅盾在东京一边写作，一边向陈启修学习日语。学会了问路、买东西等日常生活中的简单语句。

            12月初，住在京都的杨贤江夫妇给茅盾回信，劝他到京都去，说那里的生活费用比东京便宜，而且他们住的高原町远离市蔚蓝色，环境幽静，尚有余屋可以代他租下。于是茅盾决定前往京都。与他同行的有秦德君。异国寂寞的生活，使他们相互接近，又相互爱恋，又同居了。

            在开往京都的火车上，一个穿西装的日本人前来和茅盾攀谈。原来是初抵日本时那个警视厅特高科的便衣。茅盾想，难道为了我，他也转移到京都么？后来才知道，这人是为了将他“护送”到京都，移交给京都的另一个便衣。

            来到京都高原町之后，他先住在杨贤江家里。不久，便和秦群搬进一排独门独户的“贷家住宅”，与高尔柏、高尔松兄弟夫妇为邻。他俩住的是四号门牌三间。这里距贤江的家仅一箭之遥。屋前有个小池，池边种了一排队樱花树。透过屋子的后窗，看得见远处的山峰。山并不高，并排五六个山峰，“最西的一峰上有一簇房子，晚间，这一簇房子的灯火，共三层，在苍翠的群峰中，便象钻石装成的宝冕。”

            1929年的春天来了。茅盾门前小池旁的那排樱花树，缀满了淡红色的蓓蕾，先开的一株已经浓艳得似一片绯红的云霞。茅盾想，在樱花成片开放的地方赏樱花，一定是异常的赏心悦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