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6章

                                    

            “不行呵，我不熟悉这方面的生活，怎么写呢？”茅盾真诚地说。

            “我们可以给你提供详细的材料。上海破获了许多重大反革命案件，你可以看全部所需要的卷宗，也可以找有关人员谈话。”罗瑞卿表示只要他愿意写，公安部门能够为他提供一切的帮助。

            茅盾见公安部长如此热情，大力支持文学创作，便答应试一试。

            几天后，他很高兴地到了上海。由周而复接他旅馆住下，很快和上海市公安局的负责同志联系上了。开始阅读卷宗，找人谈话，调查、询问，记下了许多材料。

            回到北京，有关部门的领导还指定赵明为他提供材料。

            赵明是他在新疆学院任教时教过的学生，爱好戏剧、文学，曾和几个同学一起学写作。

            在茅盾带领下，编写过话剧《新疆万岁》。茅盾为他主编的新疆学院校刊《，新芒》写过《五四运动之检讨》、《新新疆进行曲》等文章、诗歌。1951年，文化部电影局讨论赵明写的电影剧本《斩断魔爪》，茅盾又一次给了他热情的支持，尽心尽力帮助他的“沈老师”。

            茅盾日赶夜赶，不久便写出了这个电影剧本，交给文化部电影局。

            电影局和剧本创作所的几个负责人读了茅盾的剧本，认为写得好，只是有点小说化，对话多了一些，如果拍摄，需要分上、中、下三集。他们把本子还给茅盾，后来便拖了下去，不了了之。茅盾以后也没有再拿出来过，一直搁在家里。

            1958年春天，茅盾开始酝酿、构思一部新的长篇小说。并且在百忙中见缝插针地写了起来。

            这是一部以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为题材的作品。从题材来说，和《子夜》有比较密切的联系；就时代和人物的命运来说，也可说是《子夜》的续篇。据唐回忆，他曾听人说茅盾正在写《子夜》的续篇，书名叫《黎明》，有一天便匆匆去书店询问有没有《黎明》，书店回答他，还没有印出来呢。那么，茅盾此时写的这部新的长篇，书名是不是叫《黎明》？茅盾并没有向人透露，也没有人知道。

            1958年秋天，他在和《中国青年报》编辑部的一位同志谈话中，说起了他正在写的这部作品。此时，他才写了个开头，有十万多字。

            次年2月下旬，茅盾收到一封催稿信，是中国青年报编辑部文艺组写来的。3月2日，他复信道：“说起来非常惭愧，我的小说稿子还是去秋和你社一位同志说过的那种情况：搁在那里，未曾续写，也没有加以修改。原因是去年秋冬有些事（例如其中一件是出国），同时身体又不好。这样就搁笔了。本来，去秋和你社同志说：我这部东西，即使写起来，也会使人失望的，而且题材又不适合于青年，所以至多选一点登登，那是希望得到青年读者提意见，以便修改。但现在，则连这一点也拿不出来，真是惭愧而且十分抱歉。从去年秋季起，我一直闹病。神经衰弱，多用脑即失眠，天气稍有变动就感冒（而且感冒后一定患严重的失眠），等等，使我深以为苦。我现在是在半休状态。何时能续写，以了此文债，自己没有把握，同时也十分焦灼。不过，始终老想完成这个‘计划’的。以上都是我的情况。本来不想告诉外边，但既承你们这样的对我关心，不敢不实告耳。”

            从此以后，茅盾再也没有续写下去。

            茅盾去世以后，他的儿子、儿媳曾经寻找过这两部未发表的手稿，而且不止一次地寻找过，但是都没有发现。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毁了呢？还是藏在什么地方呢？或者是被什么人拿走了呢？有种种说法，莫衷一是。

            茅盾的学生，曾协助茅盾创作那部电影剧本的赵明在1981年写道：他“迟迟不见这部作品的发表。大约一年以后，一次我去沈老师家，谈到这部作品。孔德沚同志和我说：‘我读了这部原稿，我感到他（指茅盾）对大革命时代的青年较为熟悉，写出来逼真；对现代青年他不怎么熟悉，写出来的还和大革命时代的青年差不多。’可能就是由于这个原因吧，沈老师写就的这部作品，始终没有拿出来发表。前年我问沈霜同志，他说这部手稿没有找到，大概在文化大革命中烧掉了。”

            如果说是茅盾自己烧掉了电影剧本手稿，那么他为什么要烧掉呢？又是在什么时候烧掉的呢？

            赵明又写道：“由此可见沈老师对自己作品要求的严格，不成熟的东西绝不拿出来。他和鲁迅一样，拿给读者的东西，一定是最好的。”

            茅盾的好友周而复在一篇文章里则说是：“茅公自己不满意这个电影剧本，干脆把原稿撕了，一张张垫在他用的吐痰杯子里，然后倒掉。这个电影剧本一个字也没有留下来，十分可惜，是新文学和电影事业的一个重大损失，即使不拍电影，要是茅公改写小说，至少我们可以读到另一部《腐蚀》。”

            这是又一种说法。但是有没有人亲眼见他撕毁呢？或者竟是没有撕毁，而是失落的呢？

            那部已写下十万多字的长篇小说手稿，真实的情况又是怎样呢？

            茅盾研究专家、孙中田教授在《漫话〈子夜〉续篇》中写道：“这部长篇已经开手，而且已得十万字的开头，可见是一部洋洋大观的巨著。关于这部巨著的情况，曾引起许多人的注目。周而复在《〈永不殒落的巨星〉中》中说：‘有一次德止夫人告诉我，茅公写好一部长篇，可是他不愿意出来。’陈白尘在回忆中也说：‘茅公同志解放后所写的一部长篇小说，在沈师母口中透露过，却从来未将原稿示人过，究竟是被抄去还是被毁掉，或者藏在何处，也无人知道。’那么开头的部分，是否保留下来呢？笔者为此曾请教茅盾的家属，好像直到目前为止，已动手的部分或者构思的纲要，都还未有下落。”

            被称为《子夜》续篇的这部作品又成了一个谜。

        六十、退还稿酬

            粉碎“四人帮”后，全国各地纷纷创办和复刊文学杂志。一本一本刊物、一封一封信，不断寄到茅盾手中。请他题词或题写刊名、书名，甚至单位的牌子。

            茅盾看到新时期的文化事业欣欣向荣，心里高兴，因而有求必应，即使是地区或县一级的小刊物，他也乐意为之。他故乡的“桐乡文艺”、“乌镇中学”、“屠甸中学”、“乌镇电影院”、“桐乡中学生习作选”等等都是他写的。

            他为曾就读过的湖州中学题写了“科学馆”。给湖州师专的《教与学》题写了刊名并寄赠《一剪梅》词。给杭州的《东海》、《文化娱乐》，湖州的《南湖》、德清的《莫干山》等杂志题写了刊头。为京、津、沪和其它省、市甚至地、县办的各种刊物题签，多达一百多种。

            他为作家茹志鹃的《百合花》题写书名并写序文，给白族作家那家伦的散文集《放歌春潮间》题签，为《北方文学》增刊题写《文艺天地》，等等。

            作家冯骥才写道：“我和李定兴同志所著的长篇小说《义和拳》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定稿待发。茅公从他亲属那里得知这部《义和拳》是出自两个青年人之手的处女作，欣然给我们题了书名。初题时所用的是繁体字，而出版社根据一般常规要用简体。我觉得为了一个字（‘义’字）再去麻烦老人很不合适。总编辑韦君宜同志便出面去请茅公改写。没有几天，负责封面的编辑来找我，给我一张纸，上面写了十多条‘义和拳’三字，都用了简体，字迹清劲，俊逸洒脱，笔笔又着意不苟，一望而知，这是茅公的手迹。这位编辑说：‘茅盾同志说，多写了几条，叫你们看哪条好，用哪条，随你们挑。’我听罢深受感动……茅公于三十年代就在文坛享有盛名，而我们都默默无闻的文学青年；据我知道，茅公右眼患眼疾，写这样的核桃大小的字颇为吃力的。他何以这样认真和尊重我们？我于此间感受到的，除去老前辈的爱护与鼓励之外，还有一种伟大的文学家都具有的平等待人的高尚品德，如同璀璨的光照透我的心灵，使我学到了对于一个人民的作家来说比知识更为重要的东西。”

            白族作家晓雪也曾写道，茅盾甚至为一张县级文化站办的八开小报《洱海》题写刊头，并应约为《洱海》编辑部书赠《题白杨图》一诗的条幅。

            收到茅盾题签、题字、作序的单位和个人，无不如获至宝，裱装珍藏。他们将稿费给茅盾寄来，一张张汇款单由邮递员送到茅盾的家里。

            然而，茅盾却分文不收。他给儿子、儿媳讲：童年时他常在一旁看祖父给人家写匾额、堂名、对联，都不署名，说是“我之为人写字，聊以自娱，非以求名。”乌镇有一家富商嫁女儿，要写一本嫁妆清册，要求凡嫁妆中一切物品，都要写成四字一句的对联。祖父为此花了两天工夫。富商送来纹银十两。祖父不受。他说：“我为人撰写什么，聊以自娱，非以求利。”

            茅盾嘱咐家里人把汇来的钱，按汇款人的地址一一退回。

            他的儿子韦韬、儿媳陈小曼理解老人的心情，于是不怕麻烦地一次又一次地跑邮局，复信、退款。

            八十年代第一春。3月7日下午，来自茅盾故乡浙江省的一位编辑，叩开了沈寓的朱红大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