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3章
三门峡市湖滨区法律援助中心主任律师李燕华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也指出，高铁钢肯定是严重超期羁押，超期羁押本身就是违法的行为。江建新和高铁钢被关押这600多天，如果是被诬陷的话，王金梅就是构成了刑事犯罪，恐怕要追究她的刑事责任的，所以公安机关应当找到她，公安机关寻找王金梅本身是一件很重要的事，不应该不了了之。2005年6月，高铁钢又一次来到北京通州找到我说，他的依法维权之路，还很漫长。因为，时至今日，案子真相还没有彻底揭开，涉案3个重要人物都相继失踪——“狗黑”是死是活都是个问号，卷款而逃的王金梅销声匿迹，扬言“两天后自焚”的江建新依然生死未卜；三门峡警方至今没有给他恢复名誉，赔礼道歉，消除影响；他损失的大部分财产尚未追回，被王金梅侵占的6万多元财产尚未返还；他监视居住期间被限制人身自由的损失补偿未有着落；特别是，那些对他超期羁押、那几个对他刑讯逼供的执法者，尚未被依法问责，至今仍逍遥法外……一天，我和高铁钢在北京通州一起买菜做饭，一人拿着一瓶啤酒对饮。他叹着气说，这样的饭菜对他而言也很奢侈，他现在可真是一无所有了，每次都是借钱来北京上访，连十多元钱一晚的招待所也住不起，只好在朋友的帮助下，每月花150元在丰台租了一间小平房，以便更好地上访。要知道，他以前也是百万富翁呀，他在灵宝拥有酒店、玩具厂、科技公司等多家产业，总资产200多万元人民币。可现在，他什么都没有了。他并不看重钱财，但令他最气愤的是，那些执法者竟敢如此办案！从冤狱到赔偿，高铁钢耗费了1500多天，路费、住宿、复印材料等花费了约20万元。由这宗神秘的高铁钢“杀人喂狗”案，我不由想起了曾引起社会普遍关注的湖北“佘祥林杀妻冤案”，以及这之前的云南“警察杜培武杀妻案”、黑龙江“史延生举家被抓案”等，透过这些早为社会各界和法学界所熟知的特大冤案，人们不由要问，为何类似这样的悲剧会在我们的文明社会不断地发生？到底是谁制造了这些荒唐冤屈？像高铁钢、佘祥林这些冤屈的当事人，他们那一颗颗备受摧残的心灵能用什么去慰藉？针对高铁钢的遭遇，王维忠代表怒不可遏地指出：“这是一宗典型的公安局侵犯人权案！三门峡公安局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毫无根据的情况下，那个负责刑侦的局长竟敢采取不正当手段对一位无辜的公民刑讯逼供，令人无法容忍！”他还说，“高铁钢现在四处上访，我认为是合法的，他这是在用法律维护公民的尊严，是合法的维权。”
2005年5月底，王维忠到北京开会。期间，我们在王府井的一家小酒店碰面。在聊天中，听到我正在整理高铁钢的案情材料，王维忠要求我好好调查这个案子。尽管《半月谈》等多家报刊早就披露过此案，但背后还有很多黑幕，特别是那些执法犯法者，目前还没有一个受到法办。他指出，高铁钢的维权精神很值得老百姓学习。高铁钢不但自己艰难维权，更热心帮助其他人用法律来维权。以前他是孤身一人，现在高铁钢身边有了一群追随者，他们有黄满星、卢某和杨新峡等人。2004年1月，黄满星被三门峡公安机关认定“涉嫌杀妻”被羁押8年后，才“因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被释放。2000年9月28日，卢某的妻子和女儿在家中被杀。刚好卢和妻子闹离婚，被锁定为犯罪嫌疑人，在湖滨分局审讯了18天。在刑讯逼供下，卢开始招供，但第二天，又翻供……高铁钢说，他和卢当年曾是同室好友，卢是个懦弱书生，每次被人殴打得浑身是血……就三门峡市来说，卷入错案的人不少，但真正拿到国家赔偿的，只有高铁钢等少数人。高铁钢认为，无论案件破不破，该放出来的人就得放，找不到证据就不能超期羁押。这是严重的违法行为。高铁钢告诉我，他本人被羁押677天，黄满星2741天，最长的是杨新峡，一共5547天。
监督河南神秘“杀人喂狗”案(6)
高铁钢花了数月时间和精力，通过调查取证，写了一份洋洋数万言的三门峡系列“冤案”调查，并汇集成一部《洗冤录》。2005年“两会”期间，他借钱印刷了700多本，通过一些记者设法送到人大代表下榻的宾馆，还委托人带进大会会场。河南省委副书记、省长、三门峡市市委书记都人手一本。高又以《洗冤录》向国家信访局陈情。在一一过问当事人后，国家信访局要求被访者签名，以确认调查属实。高还将《洗冤录》递交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有关部门批示，要求三门峡市限期解决问题。上级的批示，一下子在三门峡市炸开了！当地司法官员“倾巢出动”，揪着心赶来北京“救火”。用高铁钢的话说就是：“市里可能觉得要地震了，就把人都派来了。其实他们最主要的是冲着我手头这本《洗冤录》来的，因为那里面不只是我一个人的血泪控诉，还有更多的受害者。”2005年6月，蜗居在北京万寿路附近那间仅有7平方米半地下招待所里的高铁钢将记录着三门峡许多冤案的《洗冤录》交给了我，后来，我又得到了他在监狱中所写的《入狱纪实》、出来后维权时的日记以及他与多家新闻媒体打交道的大量记录，这些东西加在一起有30多万字。特别是有关维权日记，粗中有细的高铁钢特意放到两位老朋友家保存了起来。一周后，高铁钢又来通州看望我，当夜在我的出租房里，我们彻夜长谈。当我问及在他那长达13万字的《苦旅》最后一页上，为何是特意留给家人的遗书时，他长叹一声，说：“这几年，我为伸张正义，洗雪冤屈，触怒了一些人，特别是一些当权者，他们早对我恨之入骨。我身处险境，危机四伏，什么事情在我身上都可能发生。写遗书并不代表我对生活态度消极、对社会绝望，而是希望自己哪怕真的被人害死了，也要死个明白呀。”他说：“我这样执著，是因为我一想到那些屈辱日子就无法咽得下这口气呀！我不是为了金钱赔偿，我一定要让这案情背后的黑幕大白于天下，让社会正义扬眉吐气，让那些违法乱纪者受到法律惩罚……”但是，高铁钢却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四处为自己的案情奔波上访，他再也无法为疑窦重重的命案探明应有的真相，他的正义尚未得到伸张，又被三门峡有关部门置以三项罪名重新投入监狱之中……2005年7月中旬，我因要前往外地采访，高铁钢到北京站为我送行。他告诉我，丰台那间小房他打算长期租下去，因为他肯定离不开北京。现在他一无所有，所以在继续维权的同时，也想去挣钱了。他说，一位老乡劝他一起做灯饰生意，他近日也会去河南新乡，再去南方进货。临分别时，他紧拉着我的双手说：“兄弟，你在外面一定要注意安全，回京后我们再见。我今后不管到哪里，都会与你保持联系的。”我忧虑重重地说，你最好不要再回河南了，那些人肯定会找你的麻烦的，这些执法的人，他们既然能整你这么多年，现在要想找你的麻烦，还愁找不到借口吗？
一连两个多月没有高铁钢的消息，我打他的手机一直关机，而我又不知道他的家人联系方式，潜意识告诉我：他肯定是凶多吉少。2005年10月上旬，我突然收到几封电子邮件，发信者叫赵林慧，系河南新乡一位做灯饰生意的老板。她在信中告诉我，高铁钢已于一个月前被三门峡公安局从新乡带走，现在关押在三门峡看守所，希望我能帮忙。我立即将此情况通过电话向王维忠代表作了反映，他听后，十分震惊，说：“地方的某些官员胆子太大！你赶紧深入调查采访，再把有关情况告诉我，我一定履行一个人大代表的职责，依法向国家有关部门反映。”
十多天后，赵林慧利用去上海出差之机，特意转到北京，当面告知了我高铁钢的有关情况。原来，离开北京后，高铁钢即到了新乡，被赵招聘为业务经理。高铁钢的吃苦耐劳和多方面的才能，令赵很欣喜，她一直重用他。谁知，就在此时，三门峡警方却赶来将高带走。同时，警方还威胁赵交出有关高的所有物品，特别是笔记本里面的材料及相关文字资料。在这之前，高铁钢就预感到自己也许会出事。于是，他就叮嘱赵林慧：如果我万一出事，请你马上去北京找石野，还有《半月谈》（内部版）的执行主编周清印。只有这两个人对我的事最清楚，也只有他们才会真心帮助我。我曾见过一次周清印，他是首次披露高铁钢案的记者。后来三门峡警方多次派人来京找他，对他软硬兼施，企图让他不要再管高的事。但周清印等记者并没有被人吓倒。获知高又被三门峡警方抓走后，《半月谈》杂志又派了两位记者前往三门峡了解有关情况。由于三门峡检察院认为警方提供的证据不足，曾两次退回案卷，要求警方补充侦查。直到2006年5月，三门峡市人民检察院才将此案公诉到三门峡市中级人民法院。赵林慧和高铁钢的父亲多次打电话找我，要求我进一步关注此案的同时，更希望我能帮助在北京找一位有胆量、素质高的律师，因为本地的律师一般都不敢接这个案子。后来，我帮他们找到了北京国联律师事务所的徐灿律师。
监督河南神秘“杀人喂狗”案(7)
2006年7月，北京市国联律师事务所徐灿律师受本案被告高铁钢及其亲属的委托，担任其辩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