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3章

                                    

            杜晓勤在其《初盛唐诗歌的文化阐释》一书中对王绩诗歌也作了比较深入的研究。该书认为，"从诗歌创作实际和作品艺术风貌上说，王绩受卢思道、孙万寿等山东旧族诗人的影响比较大。""卢思道、薛道衡、杨素、贺若弼等人是王绩学习建安诗歌的重要艺术中介。因此，王绩诗歌中也多表现其建功立业的进取意识以及理想受挫的苦闷。"当然，王绩和卢思道等山东诗人也有不同之处，"他的诗是建安诗歌与正始诗歌的结合，言志抒怀中夹杂着玄学思辨，而这正是卢、薛等人诗歌中所没有的。""王绩将阮、陶、庾一脉发展下来的考察天人关系、探寻命运奥秘的理性思辨的创作方式同表现济世情怀、功名意识的受挫有机结合起来了，从而形成了既与阮、陶、庾相通，又与之不同的艺术旨趣。"也即"既慷慨激昂、又玄远高古的独特诗境"。该书还认为"王绩诗歌率真、自然的艺术风格，首先得益于他'以会意为功'的创作原则，而此创作原则又与他受道家纯任自然，以自然为美的艺术观影响有关"。该书最后指出，"我们如果将王绩放在初盛唐诗歌发展的大过程中进行考察，就会发现，在当时其他人都在一味地强调'复古明道'或激励提倡融合南北、文质彬彬却收效甚微的情况下，王绩以其更为切实可行、也十分有效的'以会意为功'的创作态度，写出了许多情真意切的作品。所以我们在强调唐初魏徵等人、初唐四杰、陈子昂等人对初盛唐诗歌健康发展所作的贡献的同时，似乎也不能忽视王绩这个更重实践的、寂寞的先行者的功绩。"                                                              

        第四节  初唐四杰研究      

            本世纪的初唐四杰研究成果很多，进展也较大，不但出现了一大批新见迭出的论文，还涌现出一些有较高学术价值的专著，现择要介绍如下。

            一、初唐四杰通论

            本世纪上半叶  本世纪上半叶，人们对初唐四杰的研究多散见于一些文学史、诗歌史及唐诗研究论著中  。

            胡小石的《中国文学史讲稿》认为初唐四杰"虽非律诗的倡始人，但在当时的名声，乃被盛唐时人所称述，更较沈、宋为高。......这四位不消说是齐、梁派中之健将，不惟作诗负盛名，即骈文亦华赡可观。他们大半是学庾子山的。"刘大白在其《中国文学史》中也认为"他们的诗文，虽然上承六朝底遗风，依然不脱绮错的习惯，然而却是比较地波澜老成了。"胡适在《白话文学史》中则着重论述了四杰的白话化倾向："四杰的诗，留传下来的很少，；但就现存的诗看来，其中也颇有白话化的倾向。短诗如王勃的绝句，长诗如卢照邻的歌行，都有白话化的趋势。"此书认为，王勃的《九日》、《普安建阴题壁》两诗"都有王绩的家风"，卢照邻的《行路难》"几乎全是白话的长歌了。又认为卢照邻的《长安古意》中的句子"都是俗歌的声口"。郑振铎也认为"'四杰'的起来，在初唐诗坛上是一个极重要的消息。'四杰'也是承袭了梁、陈的风格的。唯意境较为阔大、深沉，格律且更为精工、严密耳。他们是上承梁、陈而下起沈、宋（沈佺期、宋之问）的。"陆侃如、冯沅君编著的《中国诗史》也把初唐四杰划归"继承齐梁的诗人"，并说他们的诗有四种特点：

            一、七古的成立，"依我们观察，七古的正式成立之功，应该归之四杰。在他们以前，如王绩等，都没有七言诗留传下来，而四杰的杰作却大半是七言的。......这些虽不能算是第一流的诗，却可代表七言诗的成熟期。"

            二，五律的成立，"在四杰集中，五律多者占二分之一，少者亦在四分之一以上。格律之严与篇数之多，都可奠定五律的基础。"

            三，音调的婉媚，"四杰的诗的音节方面似乎更得力于六朝的新乐府。"

            四，字句的秀丽，"四杰的诗的字句的秀丽是人都知道的。其中尤以王勃为最。"

            最后，他们认为，四杰"在形式上继承齐梁新体诗而有所推进。在内容方面，也能够看出比宫体诗有所扩大。因此，他们成为初唐诗坛重要的作家。"苏雪林的《唐诗概论》也花费了相当多的笔墨论述四杰，她认为，"四杰于音节极为讲究，所以诗歌均富于音乐之美。""四杰作品对音节的讲究"，有如下的几项：一、隔句押韵，二、多用钩句，三、骈句，此外，则字句秀丽。

            相对说来，闻一多对初唐四杰的研究比较深入，他在《四杰》一文中首先认为，"四杰无论在人的方面或诗的方面，都天然形成两派"，从年龄上说，卢、骆与王、杨平均大了十岁；从性格上说，卢、骆比较"浮躁"，而王、杨比较"沈静"；从友谊的集团看，卢、骆与王、杨也是"属于两个壁垒，虽则是两个对立而仍不失为友军的壁垒"。再从诗歌方面来看，也是这样，"首先，卢骆擅长七言歌行，王、杨专工五律，这是两派选择形式的不同"，"卢骆与王杨选择形式的不同，是由于他们两派使命的不同。卢骆的歌行，是用铺张扬厉的赋法膨胀过了的乐府新曲，而乐府新曲又是宫体的一种发展，所以卢骆实际上是宫体诗的改造者。他们都曾经是两京和成都市中的轻薄子，他们的使命是以市井的放纵改造宫廷的堕落，以大胆代替羞怯，以自由代替局缩，所以他们的歌声需要大开大阖的节奏，他们必需以赋为诗。正如宫体诗在卢骆手里是由宫廷走到市井，五律到王杨的时代是从台阁移至江山与塞漠。台阁上只有仪式的应制，有'絺句绘章，揣合低昂'。到了江山与塞漠，才有低回与怅惘，严肃与激昂，例如王勃的《别薛升华》、《送杜少府之任蜀州》和杨的《从军行》、《紫骝马》一类的抒情诗。抒情的形式，本无须太长，五言八句似乎恰到好处。前乎王杨，尤其应制的作品，五言长律用的还相当多。这是应该注意的！五言八句的五律，到王杨才正式成为定型，同时完整真的正的唐音的抒情诗也是这时才出现的。"这一段论述进一步明确了初唐四杰在唐诗发展史上的地位，所以直到二十世纪末还经常被人们引用。

            五六十年代  到五六十年代，由于研究方法和研究观念的变化，人们对初唐四杰的认识也与前人不太一样了。三四十年代人们主要强调初唐四杰对前此宫廷诗歌艺术的继承和发展，然而从此时起人们开始将初唐四杰与南朝以来的宫廷诗人区分开来了，甚至把他们放在对立面的位置上，着重论述四杰对齐梁诗风的改造和革新。

            如周祖譔在其《隋唐五代文学史》中就认为，"王、杨、卢、骆的作品，在当时的确起了进步的作用，他们改造和转变了南朝宫体诗的淫靡遗风，他们抑制了'上官体'诗的泛滥，把诗歌引向健康的方向，杨炯在'王勃集序'里曾作了很好的说明。"游国恩等编写的《中国文学史》也给予四杰以新的评价："他们地位都比较低下，但在唐诗开创时期，都担负起时代的使命，努力摆脱齐梁诗风的影响，积极开拓诗歌的思想题材的领域，对诗的格律形式也有所探索。""总的来说，由于历史条件以及他们本身生活的限制，他们的诗都没有彻底洗净齐梁的习气。但是，后人所说的声律风骨兼备的唐诗，究竟是从他们才开始形成：他们开始把诗歌从宫廷移到了市井，从台阁移到江山和塞漠，题材扩大了，思想严肃了，五言八句的律诗形式也由他们开始有了初步的定型。他们'以文章齐名天下'，并不是偶然的。"

            在五十年代，对初唐四杰研究得较为深入的是刘开扬的《论初唐四杰及其诗》一文和马茂元的《唐诗札记之二──初唐四杰》。

            刘文认为，"'四杰'的称号能在文学史上成立，并为广大读者所同意，我以为首先是因为他们在唐代文学特别是唐诗发展史上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他们共同反对了上官仪之流的文风，在客观上和上官体形成了对立的局面，表现了改进齐梁诗的新的倾向。"文章还对闻一多将四杰分为两个集团的做法持异议，所以他是将四杰看作一个诗歌艺术比较统一的文学流派来论述的，"四杰诗和那以写应制诗或入朝诗见长的上官体诗不同的地方，即文风的纤细与否，是与其内容上的根本歧异有关的。上官体局限在描写大臣生活的狭小圈子里，限于单纯描写殿苑风光，用空虚的词藻歌颂皇帝和皇族，内容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它的'婉媚'，即卢照邻所反对的'以繁词为贵'，正是它所以能迷惑人，也即是它的毒素的所在。而四杰诗的题材范围相当宽广，它的表现力的深度和感情上的较为接近人民是应该得到重视的。"接着，文章分别从抒情诗、咏史诗、写景诗、咏物诗等四个方面论述了四杰在唐代文学史上的贡献和地位。

            马文则认为四杰仍未完全摆脱六朝形式主义的影响，"四杰词采华赡，以缘情绮丽为宗，在主观上仍然是继承前期余响。可是客观现实的生活感受，已经冲破艳情空洞的内容，使得他们的创作在不自觉中从语言风格到题材主题都起了一系列的变化。"

            马茂元在其另外一篇论文《论骆宾王及其在'四杰'中的地位》中也论及四杰在唐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和贡献："'四杰'虽不满于上官体，但旗帜并不像陈子昂那样鲜明；他们的制作，也未尽脱六朝余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