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2章
谭优学《唐诗人行年考·高适行年考》也认为定高适以今年（天宝八载）解褐为封丘尉，"似无可移矣"。刘开扬《高适年谱》亦主此说。
高适送兵蓟北的时间 关于高适送兵到蓟北范阳节度使安禄山辖区的青夷军的具体时间，学界也是众说纷纭：
1、王达津《诗人高适生平系诗》定于开元二十四年冬。
2、彭兰《高适系年考证》定为天宝七载冬。
3、孙钦善《高适年谱》、周勋初《高适年谱》、刘开扬《高适诗集编年笺注·高适年谱》均定为天宝九载冬。
4、徐无闻《高适诗文系年稿》认为高适于天宝八年冬，去青夷军送兵，但没有提出根据。
5、佘正松《辨高适自蓟北归宋中及再到蓟北的年代》在否定上述诸说的前提下，认为高适此次送兵再到蓟北，应确定在天宝十载冬由封丘县出发，十一载春由蓟北南返封丘，并详加论证。
高适入河西幕的时间 对于高适辞去封丘尉，赴西塞，入哥舒翰河西幕的时间，学界看法亦不一致：
1、王达津《诗人高适生平系诗》认为，高适入河西幕在天宝十三载。
2、彭兰《高适系年考证》谓，总览高适全集，考证前后行踪，辞封丘尉，客游河右，当在天宝九载。
3、陈铁民《高适何时入河西幕》对上引两说及孙钦善《高适年谱》均予以辩驳，认为高适于天宝十二年入河西幕。
4、徐无闻《高适诗文系年稿》认为高适在天宝九年辞封丘尉入河西幕。
5、刘乾《就高适问题同徐无闻同志商榷》则对徐无闻说提出商榷，同意陈铁民说。
6、傅璇琮在其《高适年谱中的几个问题》中根据现有材料认为，天宝十二年初夏，高适应哥舒翰之辟，为其幕中掌书记，随至河西，直至天宝十四载秋冬返朝，任左拾遗、监察御史，又佐哥舒翰守潼关，抵御安禄山军队。
7、孙钦善在其《高适年谱诸疑考辨》以及《高适集校注·高适年谱》中对其原《高适年谱》的旧说（认为高适天宝十载秋即已在哥舒翰幕）加以更正，谓高适赴西塞当在天宝十一年秋。
另外，周勋初《高适年谱》和傅璇琮《高适年谱中的几个问题》对高适父、祖相继作了较详细的考证；佘正松《高适研究》提出高适早年曾南游荆襄的问题，认为高适此次南游系与梁洽同行，时间在开元七年后，开元十八年前，即高适二十岁至三十岁之间这十年中。
二、高适的性格和思想研究
本世纪上半叶人们对高适的政治思想及其诗歌中的思想内容很少研究，只有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对高适的性格大加赞赏："他虽没有王维、孟浩然的澹远，李白的清丽奔放，却自有一种壮激致密的风度，为王、孟他们所没有的。"又云："他的诗也到处都显露出以功名自许的气概。他不谈苦空，不使酒骂座，不故为隐遁自放之言，不说什么上天下地，不落边际的话。他是一位'人世间'的诗人，......为的是一位慷慨自喜的人，又是一位屡次独当一方的大员，所以他的作风，于舒畅中又透着壮烈之致，于积极中更露着企勉之意。"
五十年代以后出现论文、文学史著作、唐诗研究之类的著作则较侧重于高适思想及其诗中所反映的思想内容：
刘开扬在其《论高适的诗》中首先称高适是"一个政治诗人和边塞诗人"，然后又从三个方面阐述了高适诗歌所反映的思想内容：第一，其在"浪游"时期所写的伤不遇诗，反映了盛唐时期人才仍是大批地得不到任用，特别是出身寒微的士人很难找到从政的出路，从而揭露了那些特权阶级的把持政柄，阻滞了当时社会和政治的发展。第二，也是他的诗的最可贵的方面，是他能注意到人民的疾苦，提出改善人民生活的主张，通过对良吏的称道，和对历史上的暴君贼臣的指责来表达他的关怀人民的思想。第三，他对于保卫边疆的战争，热烈地歌颂战功，但他对于战争给人民直接带来的痛苦也很早就心领神会，对战士寄寓了高度分同情；对于统治阶级的内战，是立于反对的立场的。
高文《试论高适》认为，高适慷慨有大志，尚节义，务功名，以王霸之略，经世之才自许，以社稷安危为己任。这是他的主要性格和基本思想。
游国恩等编著的《中国文学史》也论及高适的思想和性格，他们认为，他不肯"拜迎长官"，不能忍受小官吏的那种羁束和卑辱的生活，是受了嵇康、陶潜的影响。不愿意"鞭挞黎庶"，不作统治阶级直接压迫剥削人民的爪牙，则是他从切身体验中产生的宝贵的思想。另外，他们也指出了高适豪侠浪漫的性格以及在诗歌中的表现。
八十年代以后，学界对高适思想性格和其诗中所反映的思想内容的认识又更加深刻了。如傅璇琮在其《高适年谱中的几个问题》一文中在肯定高适早期诗歌关心人民疾苦的同时，也指出，"作为封建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高适思想中是存在着矛盾的，在所谓追求功名、事业的努力中，有着强烈的挤入封建统治集团上层的欲望，......因此在天宝后期政治极其腐败的情况下，他可以向当时执政的官僚集团表示合作，并写了一些歌颂他们的诗篇。"相比较而言，前此的一些研究者，往往只注意他的《封丘县》诗中"鞭挞黎庶令人悲"的一方面，而忽视了高适对天宝后期重大政治事件的态度。
萧涤非、佘正松编著的《高适》中首先指出其"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其次肯定其"对民生疾苦的深切关心和同情"，最后和郑振铎一样，也强调他"对理想和抱负的不懈追求"，认为"他基本不受当时盛行的佛道思想的影响"，"失望、挫折、压抑、冷落，并没有动摇高适为时贤自己的主张和抱负而积极追求的决心"，"在他送别，同时也是自己真实感情抒发的许多作品中，都洋溢着一股雄健昂扬、热情奔放的乐观情绪。"
此外，八九十年代出版的两本有关高适研究的专著，也对高适的思想作了较多的剖析。左云霖《高适传论》在论述了高适边塞诗的思想内容和其诗中的人民性之后，还花费较多笔墨，谈其入仕目的。他认为，"高适不但功名欲强烈，对富贵的向往也是强烈的。"取得富贵，是他除了实现政治理想和经世济民的愿望之外所谓另一目的。"由于长期困苦生活的折磨和世人鄙薄贫贱对他的刺激，使他对富贵向往由来已久。这种思想，固然是庸俗的，但又是难免的，既不足多非，也无须为之辩护。"而且，"正因为他汲汲于个人名利，所以他才不惜屈己干人，自堕名节。"同时，该书还突出了高适"政治上的远见卓识"，认为这"特别表现在谏阻玄宗以诸王分镇天下和断言李璘必败上"，而同时代的著名诗人李白、王维、杜甫"对政治形势的观察、剖析、应付的能力，与高适相比，却相差甚远，他们在安史之乱中的遭遇和经历就是明证。"当然，该书最后指出了高适思想中的一些弱点，如他对李唐与周围少数民族战争和他对劳动人民的态度上，以及他身上牢固的"王权思想"、"封建正统思想"等等。
佘正松的《高适研究》一书在涉及高适思想时侧重于对其政治思想的透视，该书认为，高适政治思想的核心或纲领，就是他作于开元年间的《淇上酬薛三据兼寄郭少府》诗中明确宣布的："永愿拯刍荛，孰云干鼎镬！"即永远为拯救人民的苦难而尽力，就是因此得罪被处以煮烹的酷刑也在所不辞。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他提出了一系列纠正时弊的具体措施：第一，他反对过度的剥削，主张统治阶级对人民要进行"安抚"，及时解决他们的痛苦；第二，要求整顿吏治，选贤任能，打击豪强权贵；第三，要求"将军"对广大士卒要体贴爱护；第四，反对侵略别人，但主张抵御外来的侵略，使人民过上和平生活。它既说明高适为挽救时弊而提出的政治措施不是大而无当的泛泛之论，同时，也集中表现了高适"政治家"的气质和他爱国忧民的"王霸大略"。
三、高适诗歌研究
本世纪上半叶，虽然没有专文论述高适诗歌的艺术成就，但是一些文学史、诗歌史以及唐诗研究著作中也有所涉及。
如胡适《白话文学史》比较注重其在乐府诗方面的成就，他说，"高适的诗似最得力于鲍照"，"高适是个有经验，有魄力的诗人，故能运用这种解放的诗体来抬高当日的乐府歌词"他认为高适的乐府诗是"从乐府出来的新体诗：五言也可，七言也可，五七杂言也可，大体都是朝着解放自由的路上走，而文字近于白话或竟全用白话。"并对时人称之为"古诗"、"五古"、"七古"大为不满。
再如，郑宾于《中国文学流变史》（第二册）认为高适的诗风是岑参的一派，而且高适"体气狭小"，"终于不及岑参的高歌激昂"。在分析高适的诗作时，他又认为，"高适的长篇很少警惕，往往不如其绝句的浑厚可爱"，并谓"这是他与岑参不同的地方"。
和郑宾于一样，陆侃如、冯沅君《中国诗史》也认为高适是属于岑参一派的，而且其诗歌成就明显不及岑参，谓"他一切都迫近岑参"，"他们都不以五言诗和律诗见长，高适在这一方面的确是不高明，但是岑参在这方面却还有相当的成就"，并通过将高、岑的律诗进行对比，得出结论："岑的方面较高多，才气也较高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