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0章

                                    此文还对《同崔邠宁登鹳鹊楼》、《送常曾侍御使西蕃寄题西川》二诗的系年，提出与卞、谭各不相同的看法。关眉的《李益从军经历考辨》认为，李益的首次从军入幕，当以"卞谱"所云"建中元年入崔宁幕"为是；建中二年七月崔宁被召回，李益罢幕；建中三年，李益入幽州节度使朱滔幕；贞元元年，李益入鄜坊节度使唐朝臣幕；李益贞元四年罢唐朝臣幕，入邠宁张献甫幕；贞元十二年张献甫卒，李益入幽州刘济幕。

            （六）、"客游扬州"的时间：卞孝萱、谭优学均定在公元800年夏赴扬州，次年春客居扬州。上引王军文则认为，"李益南行至迟当开始于贞元十年（794）夏，次年春与刘禹锡会于扬州水馆"，"李益客游扬州应在入幽州幕府之前"。至于李益离开江南归北的情况，卞孝萱认为"约在贞元末年返长安"；谭优学则以为"似是以贞元十八年或十九年离开扬州"，"乃北还洛阳而非长安"。王军文则指出，北归时间"至早在贞元十二年（796）以后。"

            二、诗歌研究：    六十年代以前，人们只是在文学史及一些唐诗论著中涉及到李益的诗歌，故所论皆较肤浅，缺少深度。李鼎文的《甘肃唐代诗人李益》是较早对李益的诗歌进行较详细分析的文章，他认为在中唐诗人中李益"可以说是最能继承盛唐边塞诗派的一位能手"，在他的边塞诗中，表现了爱国热情和民族自豪感，"也表现了征人思乡的哀愁"。

            二十年以后，华锋的《论李益的边塞诗》专论李益的边塞诗，认为李益的边塞诗"歌颂正义战争，就比以前高、岑等边塞诗歌颂战争，高出一筹。"他还将李益边塞诗分为三类，认为"李益的边塞诗及其用世思想，比盛唐的边塞诗人都有显著的超越"。

            卞孝萱、乔长阜等的《李益和他的诗歌》也将李益的边塞诗分为三类：一、叙写边塞战争的实际，赞扬广大将士的报国精神和英雄气概，反映并同情广大战士的不幸遭遇和痛苦心情，揭露并抨击唐政府守边失策和边将腐败无能；二、抒写诗人从军生活和壮烈情怀；三、描写边塞风光和日常生活。指出其中一、三两类具有较多的现实主义成分。又指出李益曾"从个人恩怨出发，站到藩镇一边，表示对中央的不满，从当时唐朝总的政治形势来看，这种态度是不足取的"，认为"这是李益政治立场的缺点"。

            此后，对李益边塞诗进行探讨的论文还有赵伯陶的《李益及其边塞诗略论》、罗时进的《王昌龄与李益边塞诗的比较探析》、祝德纯的《李益边塞诗格调新论》、吕庆端的《李益边塞诗独特的审美心理及其艺术表现》等。其中吕庆端文认为，受时代精神和诗人审美心理的影响，李益的边塞诗在写景抒情时已不像盛唐诗人那样着重总体感受的把握，而是偏于较精细深婉的心态描写，"诗人善于把握一时一地刹那间的感受，注重内心世界的倾诉，主观感受的描绘，在瞬间感受中捕捉诗意。"他还指出，李益的七言绝句具有清婉神秀的艺术风格，注重创造一种苍凉凄清的境界。龙建国的《浅论李益的七言绝句》从内容和风格两方面着眼，认为李益抒写离别之情的作品，写得深婉悱恻，韵味隽秀；写思恋之情的作品，写得含蓄雅丽，情景俱佳；咏古抒怀之作，无不沉著清丽。

            三、作品考证、整理和版本研究：    本世纪对李益作品所进行的考证，主要集中在其边塞诗的地名的注释和对《征人歌》、《早行》是的存佚的讨论。对于前一个问题，卞孝萱的《年谱稿》认为李益边塞诗中的"受降城"即为"中受降城"，"盐州"为（今内蒙）"五原"。谭优学《行年考》则认为"受降城"为"西受降城"，而不在一般唐诗注本多注的灵州回乐县（今宁夏灵武西南）。雷震华的《李益诗中的受降城在哪里？》指出，"受降城"既非唐708年所筑"三受降城"，也不是今灵武县，而是唐回乐县，在今灵武西南，今回乐县东北18公里处，唐代为灵州治所。王晓核的《李益诗中的盐州在哪里？》指出，"盐州"在今陕西定边县，这里从西魏起，时叫盐州，时叫五原。关于《征人歌》和《早行》诗，长期以来，一些有影响的论著都断言已佚。吴庚舜《李益〈征人歌〉〈早行〉诗并未佚失》一文指出，两诗即一般选本标为《暖川》、《度破讷沙》二诗，由于传抄臆改或同诗异题，造成了后来的误会。

            本世纪李益作品的整理取得了较大的成就，八十年代以后就产生了三个新的整理本，即范之麟的《李益诗注》、王亦军、裴豫敏的《李益集注》、郝润华辑校的《李益诗歌集评》，三种本子各有千秋，为进一步研究李益及其诗歌创作作了必要的资料上的准备。

            除了万曼《唐集叙录·李君虞集》对李益集的流传情况作了较详细的考证，赵伯陶文和王亦军的《李益集注·附录》也有所涉及。

            刘长卿研究  本世纪学界无论是对刘长卿的生平还是诗歌创作的研究，都取得了不少成果。

            一、生平考证。关于刘长卿生平研究的成果主要有傅璇琮的《刘长卿事迹考辨》、郁贤皓的《刘长卿别李白事迹小辨》、房日晰的《刘长卿籍贯为洛阳补证》、张君宝的《刘长卿生年辩证――兼考其贬睦州之年》、邹志方《刘长卿与越中交游》、杨世明的《刘长卿行年考述》等。

            其中傅璇琮文首先考辨了刘长卿两次贬谪的时间和地点，认为第一次在肃宗时，至德三年（乾元元年，公元758年），因某事而由苏州长洲尉被贬为潘州南巴尉，时节在春天；第二次是在代宗时，大历八年至十二年间，公元733年――777年，因吴仲孺的诬害而由淮西鄂岳转运留后贬为睦州司马，时节在秋冬之际。其次，该文还考证了刘长卿任睦州司马时的交友情况，并考证出其任随州刺史很可能是在大历十四年五月，其离开随州大约在兴元元年（公元784年）、贞元元年（公元785年）间；而其卒年当在公元786年至公元791年之间，故刘长卿并非卒于随州刺史任上。再次，该文考证了刘长卿登进士第的时间，认为姚合《极玄集》所云刘开元二十一年进士之说难以成立，刘当在天宝中登第，至于具体在哪一年，不可考，据此，文章还否定了闻一多《唐诗大系》以及后来一些文学史所定刘生于公元709年的说法，认为其生年当在公元725年左右。文章最后还对籍贯、任长洲尉等几点作了补充研究，认为洛阳、襄阳一带可能是其早年的居住地。

            房日晰文以刘长卿诗为据，论证刘的故乡是洛阳。作者还认为，从刘的诗集不能得出他早期的实际居住地在襄阳一带的结论。张君宝文否定了刘生于公元725年左右的说法，他说刘《送薛据宰涉县》诗作于长安，而薛据去涉县在开元二十二年，因此如据公元725年之说，则是年刘长卿仅八、九岁，不可能与薛据有交往。文章又据刘至德元年至上元元年间所作《松江独宿》、《新年作》等诗所云"一官成白首"、"老至居人下"等诗句，认为如至德元年刘长卿已五十岁，那么其生年当在公元706年。刘贬睦州司马之年，作者认为也不是在大历八年至十二年之间，而只能在大历十年秋与十一年之间。杨世明文也对刘长卿一生的重要行事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也值得参考。

            二、诗歌研究。人们对刘长卿诗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其诗歌所反映的思想性的评价和艺术性的探讨。

            如卞孝萱、乔长阜《刘长卿诗初探》将刘长卿的生平和创作分为三个时期，并阐述了各个时期的特点，指出贬谪南巴是刘长卿创作的转折点，认为刘诗的内容"前期主要是抒写怀才不遇之感，反映边塞战争的现实，具有一定的现实主义精神，思想性比较强。后期嗟叹老迈，寄情山水，缺乏深刻的社会内容，思想性比较弱。中期则主要是抒发迁谪之怨和离别之情，内容比较广泛，思想比较复杂"。他们还提出对"刘中期诗的内容，是应该基本肯定的"。

            房日晰《刘长卿诗的思想评价》则着重强调了刘长卿诗歌的积极思想意义，认为它"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安史之乱给人民造成的深重灾难"，"反映了当时中国人民对此次正义战争的积极态度，表现了作者的爱国思想。"他也写了一些"反映安史之乱后农村荒凉残破景象的诗篇"，表现了对人民生活的关怀和同情。作者还认为，对刘"抒写自己对蒙诬受冤的激愤和抗争"的诗作，不能像过去一些评论家一样"不是视而不见，就是曲为之说"，认为它们具有"典型意义"，"不能仅仅看作是个人的愤怒与不平，它们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封建制度的揭露和批判"，认为刘长卿有一部分诗歌，写个人怀才不遇，恨无知音援引的苦闷，可以说它代表了当时广大的下层知识分子的呼声，有一定的社会意义。

            房日晰的《刘长卿诗的艺术特色》认为刘诗独特的艺术风格是"整赡流畅、淡净炼饰"，而他协调这一风格的方法有二：首先"充分利用诗歌结构和意象跳跃的特点，通过跳跃的诗句，使整赡的句子由于感情的迅速发展，读起来十分流畅"；其次"在一首诗中，既有极工的对偶句，又有结构自然，不讲字句对仗的流水对句，使整散协调、节奏流畅"。

            杨世明的《简论刘长卿和他的诗》则把刘的一生仕历和创作分为五个时期进行介绍，大致勾勒了其思想性格和创作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