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1章

                                    他认为，刘长卿的诗歌风格是"清婉苍秀"。这一风格，"代表着大历诗歌的普遍倾向。"

            相比较而言，陈顺智《刘长卿诗歌意境的审美特征》对刘长卿诗歌艺术的研究更深入一些。文章认为，真正能代表刘长卿个性特征、反映大历时代审美风尚变化的，主要有三类意境：第一，为萧疏阔大的意境。"在这类意境中明显存在着盛唐诗境的痕迹，它保留沿袭了那阔大的外形轮廓，而抽掉其中热情感人的意绪、省级勃勃的自信和诚恳执著的人生态度，代之以冷落、寂寞、犹疑与苦闷，阔大的境界中失去昔日浑沌的气象、充实的内容，给人以淡薄、空疏之感。"第二，为氤氲缭绕的意境。"此种意境则因氤氲缭绕的气象而给人以隔膜之感。这种隔膜正是诗人对于社会环境的隔膜心理和孤独心理在力求与大化同体时的自然表现。"第三，为精细尖新的意境。这是他刻意精深地创造出来的巧句。"如果说刘诗尖新精细的意境打开了通向中唐诗风的门户，那么他的刻意精深则逗露出中晚唐诗歌主流的意脉。创造出来的巧句。"文章还进一步论述了刘诗上述三种意境在更为深层的结构上又有着共同的审美特征。最后文章指出"刘诗意境的三种类型恰好揭示了盛唐向中唐的转变、收敛的内在趋势和逻辑过程"。

            三、作品考订与文集研究。储仲君的《刘长卿诗歌名篇系年质疑》对前人所作刘诗系年多有辩证。佟培基的《刘长卿诗重出甄辨》对刘长卿诗集中与他人尤其是与皇甫冉诗重出的情况作了较细致的考辨。

            赵万里的《刘随州集》，对刘长卿集的版本源流作了回顾，谓明抄本可存"宋本之涯略"，且将之与正德刊本对照，进行校勘，作了校记。日本国高桥良行的《刘长卿集传本考》追溯了刘长卿集自唐      至清各个朝代的编集、刊刻、流传情况，详述收藏于日本、中国大陆和台湾省的各种刘集版本，对研究刘长卿其人其诗都很有参考价值。对刘长卿诗集进行系统整理的新成果则有《刘长卿诗集编年笺注》，中华书局，1996年版。

            钱起研究  本世纪的钱起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对钱起生平研究方面，而人们对钱起生平的研究又主要集中在一生重要行事和交游考辨上。

            一、生平研究。傅璇琮《钱起考》是较早对钱起生平重要行事进行考辨的论文，该文首先对闻一多《唐诗大系》定钱起生于公元722年的说法表示怀疑，认为钱起当生于公元710年左右；其次纠正了钱起于天宝十载登进士第的旧说，认为在天宝九载，而且座主是李暐而非李麟；文章还考知钱起曾为蓝田尉，曾与毕曜、苏端、戴叔伦、韩翃、卢纶、秦系、刘弯等人有交游。

            陈庆惠《钱起和他的诗》一文否定了钱生于公元710年和722年两说，根据其《秋夜作》诗的情调认定此时诗人已经是三十五岁上下了，因而将钱的生年定在公元715年左右。至于其卒年，闻一多《唐诗大系》曾定在公元780年左右，但作者认为"应在公元780年以后，具体年份尚不能确定"。

            王勋成《钱起尉蓝田年月考辨》认为钱起任蓝田尉在乾元二年（公元859年）九月，罢尉在广德元年（公元763年）二三月间。

            罗忼烈的《关于钱起〈湘灵鼓瑟〉诗的一些问题》通过对天宝九载、天宝十载进士第诗赋题和同年进士的考证，断定钱起于天宝十载登进士第，座主为李麟，而且还辩证了《旧唐书》关于此时创作过程的一些错误记载。

            稍后发表的马斗全《关于钱起的登第时间与座主》也认为傅璇琮《钱起考》中所说钱起天宝九载登第的说法仍须商榷，其结论是钱起天宝九载虽曾应试，但并未登第；次年即天宝十年再试，始及第；其座主亦非李暐，而是十年之主考官李麟。

            王定璋《钱起交游考》、《钱起交游续考》两文对钱起诗中酬唱送别之作中的人名刘校书、李大夫、杜相公等人进行考证；其《钱起简谱》对钱起一生重要行事作了排比。

            二、诗歌研究。陈庆惠的《钱起和他的诗》是较早对钱起及其诗歌进行全面探讨的文章，该文认为钱起"也有热切的功名心，但在擢第之前的为数不多的诗篇中，流露的几乎十有八九是不遇的哀叹和失望"，"性格软弱，安于天命是钱起思想的基本方面，钱起思想的另一方面是追慕隐逸"。文章还认为钱起的山水田园诗与王维有一些相似之处，有"怡淡自然的风致"；就诸体而言，擅长近体，尤精七律，其晚年诗歌在数量上是多产的，然成就却不如前期。王定璋的《钱起诗歌艺术风格初探》认为钱起诗歌"幽深婉转，清赡流丽"、"圆润精雅，工于造句"、"新奇研练、简淡自然"。

            吴企明《钱起、钱珝诗考辨》继岑仲勉《唐史余沈》卷二"钱起诗"条、郭绍虞《宋诗话辑佚·诗史》按语、傅璇琮《唐代诗人丛考·钱起考》之后对钱珝混入钱起集中的诗作作了进一步的考辨，并指出了确为钱起的诗，对其中某些作品还作了系年。王定璋《〈钱考功集〉考辨》则将混入钱起诗集中的储光羲、韩翃、赵起、严维、白居易、杨居源等人的作品甄别出一些。颜邦逸的《〈钱考功集〉作者考辨》则对前引吴企明文提出商榷，吴文认为今存《钱考功集》中真正属于钱起的诗只有89首，其余80％以上都是钱珝等人之诗。本文则从《诗式》与《文镜秘府论》中所引钱起诗、钱起交游、钱氏家讳等方面重新进行考证，发现可确定为钱起作的诗歌共有201首之多，并从创作风格、习用手法等方面进一步考察，确定《钱考功集》基本上是钱起诗集。文章还根据钱起《送沈仲》诗，纠正了《唐五代人物传记资料综合索引》疑《全唐文》作者之一沈仲为沈仲昌的错误。另外，王定璋的《钱起部分诗歌系年考证》、《钱起部分诗歌系年》、《钱起诗歌系年续考》、《钱起诗歌系年考补》等都对钱起作品进行了系年。

            戴叔伦研究  在八十年代以前，只有一篇简单介绍戴叔伦为官期间政治清明的小文章――莫乃群的《清明仁恕的戴叔伦》。八十年代以后学界才开始对戴叔伦其人、其诗进行较为全面的研究。

            一、生平与思想研究。傅璇琮的《戴叔伦的事迹系年及作品真伪考辨》是较早一篇全面研究和系统介绍戴叔伦生平事迹的论文，文章认为，戴叔伦生于开元二十年（公元732年），卒于贞元五年（公元789年）五月，将戴叔伦一生重要行事作了系年，还纠正了过去一些记载的错误，如《唐才子传》卷五记载，戴叔伦是"贞元十六年陈权榜进士"，徐松《登科记考》延之，傅文则指出，其时戴已卒11年；文章还对张继、皇甫曾、陈羽等人与戴的交往作了一些考证。孔英的《唐代诗人戴叔伦小议》也对戴贞元十六年进士的旧说进行了辩驳，认为戴叔伦根本不是进士出身。

            蒋寅的《戴叔伦任东阳令考――兼谈〈唐东阳令戴公去思颂〉的新发现》，发现道光十二年刊《东阳县志》中有陆长源撰的《唐东阳令戴公去思颂》，为研究戴叔伦生平提供了直接的材料；作者还据此认为傅文定戴建中二年离东阳任不确，应在建中三年冬，离任则在四年初；此外本文还据此对戴在东阳令任上的政绩作了介绍。蒋寅的《戴叔伦生平几个问题的考证》，则主要考察了戴叔伦的"家世与家风"、"师事萧颖士"、"避地寓饶州"、"未任新城令"、"牧抚州年月"、"抚州推问始末"等六个问题，都有助于对戴叔伦生平行事的进一步认识。

            此后，蒋寅的《戴叔伦两居江西辩证》、熊飞的《戴叔伦交游考》、熊飞的《戴叔伦年谱简编》等也对戴叔伦生平及交游作了一定的探讨。

            二、抚州推问诗的真伪问题。八十年代中前期，学界曾对戴叔伦集中一组抚州推问诗的真伪问题进行过讨论。

            上引傅璇琮文认为，这一组诗为伪作，理由是：一、有关戴叔伦事迹的材料对此没有记载；二、戴在抚州政绩受到朝廷褒扬，不可能有被追赴抚州推问之事；三、诗中说作者三十年来一直淹留鄱阳，与戴叔伦的经历不符。

            此文发表后不久，相继出现了好几篇持不同看法的文章，如陶敏的《戴叔伦抚州推问诗的真伪问题及其他》、张赋生的《戴叔伦抚州对事及其辨对诗》、赵昌平的《戴叔伦作品真伪及有关行事商榷》以及上引蒋寅的《戴叔伦生平几个问题的考证》。

            这几篇文章都引用了权德舆的《同陆太祝鸿渐崔法曹载华见萧侍御留后说得卫抚州报推事使张侍御回前刺史戴员外无事喜而有作三首》，指出其时确有戴抚州被推问一事。由于此戴抚州的行事、交游与戴叔伦相同，被推问者不可能是另一抚州刺史，只能是戴叔伦。蒋文还从这些诗作被《文苑英华》、《唐百家诗选》、《万首唐人绝句》选录的情况说明这些诗不可能是伪作。对于戴叔伦被推问的原因，陶、张、蒋三文均认为很可能是由于戴在抚州作"均水法"，得罪了当地的豪强。《新唐书》及《墓志》未载此事是"为贤者讳"、"略而不书"，不足为怪。这几篇文章通过对抚州推问诗的的考辨，还纠正傅文中的一些错误，如关于戴任抚州刺史的时间，傅文原定在贞元元年至四年秋，陶、赵二文则考定其推问事发生在贞元三年岁末至四年春，而将其离任时间改定于贞元三年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