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2章
再如，陈贻焮在《论李贺的诗》一文中也认为，"李贺在诗歌艺术上的成就则更大。他想象丰富，构思精巧，表现新颖，风格奇殊，其中许多优长，尤其是他的那种严肃认真的创作态度，那种反对庸俗、追求完美的艺术表现的精神，对我们今天的诗歌创作来说，还是值得学习的。"当然，作者同时也指出："另外一面，由于他的生活窄狭、体验不深，在他的诗歌创作上也的确存在着过分追求所谓'美'的表现的不良倾向，这也是应该特别加以说明的。"
而李嘉言则强调李贺于词体产生所具有的积极作用，他先是在《词的起源与唐代政治》一文中说"李贺既亦以'天若有情天亦老'句得名，所以李贺诗体在'多情'方面便先与词有了不解的宿缘"，"两《唐书》都说李贺做过协律郎的官，如果可靠，则李贺就先合乎作词的第一个条件了。""纵令李贺不懂得音律，只凭他那'掾郁凄艳之巧'，亦足可与词结成总角之交。""言情的齐梁体到中晚唐又该抬头，碰巧李贺在这时又特加提倡，于是就促成了词的产生。"然后，他又在《李贺与晚唐》一文中认为，以作诗的态度论，李贺、贾岛虽然都和韩愈相近，但是以成就论，他却"早已偷偷的逃出了韩愈的门墙，各树一帜，并取得大众的拥护了。""二人在晚唐确都独立成立了诗派"，"惟贾岛一派多无名英雄，李贺一派都是名家，而且由于李贺诗的艳丽的外衣及伤感的内容，渐渐的发展，以至于词的成熟，使词的起源多一条路线可寻，所以李贺一派在晚唐确是不可忽视的。"
但是，到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学术界却展开了一场关于李贺诗歌成就评价的大讨论，双方一贬一褒，针锋相对。
这场讨论的起因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门化专业五五级学生在他们集体编写的《中国文学史》中对李贺诗歌从内容到艺术形式采取了全盘否定的态度，他们认为，"李贺是和新乐府运动相对立的。他继承了苦吟传统和险怪的风格而又向唯美主义方面发展。"又认为，"他的很多诗只是一些词藻和断句的堆砌，前后并不联贯，甚至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他是晚唐唯美主义诗风的开路人。"
这种观念很快得到了几所高校中文系所编《中国文学史》的认同。如吉林大学中文系编写的《中国文学史稿（唐宋部分）》也认为，"他无视现实生活，专门在诗的辞藻的秾艳上用功夫，是唐中期反现实主义流派中的唯美主义诗派，也为晚唐唯美主义诗风作了先导。"复旦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组学生集体编著的《中国文学史》也认为李贺诗歌是属于反现实主义一派的，并认为其"千锤百炼而成"诗句和"丰富的想象力"等艺术技巧，"更帮助他美化了那些悲观消极的情绪"，"他从幻想的鬼境里，取来了漆灯、土花、磷火、纸钱......取来了血、死、哭、泣、泪......组成一幅幅冷艳的图画，表现出一种歪曲的不健康的美。引导人去欣赏它，迷恋它，而忘怀了现实。"殷晋培《必须剔除李贺诗中的糟粕》一文更是认为，在李贺诗中，富有现实主义的作品究竟太少了，李贺的大部分诗歌的思想性是比较贫弱平庸的，而且还掺杂了大量的糟粕。如他对现实的揭露不够深刻，其反映是个人性质的，艺术上严重的形式主义和唯美主义亦是不容忽视的。
北京大学中文系五五级学生编著的《中国文学史》一发表，马上就引起了许多学者的关注，他们大多对这种全盘否定李贺诗歌成就的做法表示异议。
如何其芳在《文学史讨论中的几个问题》一文中就指出，该书忽视李贺诗歌艺术方面的独创性是不妥当的。方牧在《关于李贺的评价》中也认为北大中文系1955级同学编著的《中国文学史》"对李贺的评价是片面的，不公允的"，"因为李贺除了有严重的唯美主义倾向的一面以外，还有另一面，这恰恰被忽略了。"这另一面，"就是他的艰深浪漫主义的一面。"文章又进而论述道：首先，从一部分诗里，我们所看到的诗人李贺的形象，并不是一个花天酒地的纨绔形象，而是一个年轻英俊、奋发有为的少年形象。其次，从中我们看到诗人的创作倾向并不是唯美主义的，而是洋溢着积极的浪漫主义精神。再次，我们看到诗人的语言并不完全是一些看不懂和联贯不起来的词藻和断句的堆砌，有些诗篇是通俗易懂、琅琅上口的普通话，虽然他也用了一些典故。再次，我们看到的诗人的风格并不是跟新乐府运动相对立的，而是继承了杜甫、李白、白居易、岑参等的传统，接受了他们的良好影响。
皇甫春在《论晚唐诗歌的评价问题――对北京大学〈中国文学史〉第四编中的一些意见》中也认为，"对李贺的评价，没有指出他的诗歌中浪漫主义的精神，以及他对诗歌艺术上卓越的贡献，仅以'空虚而无聊'的结论向读者交代，这就十分不够。"
王孟白在《李贺和他的诗》中明确指出，李贺诗的才华及其影响深远，是无可怀疑的；李贺诗的风格，乃是浪漫主义的风格；李贺短暂的一生，可以说是从事于艺术探索和创造的一生；"李贺的诗的艺术创造，有着独立不倚冲击传统的精神，并且在反映封建社会制度和有才能的诗人之间的不可调和的矛盾上，李贺的诗也具有深刻的悲剧性质。"文章最后说："笼统地把李贺、李义山乃至于温庭筠都称之为形式主义和颓废主义者，未必是恰当的。"
另外，当时有一些学者虽然并未直接参加这场讨论，但是也在李贺诗歌的评价方面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如叶葱奇在《〈李贺诗集〉后记》中虽然十分看重李贺在艺术上的创新之功，认为李贺的作品，"一方面戏曲了古诗骚的精英，一面创造出他独具的一种风格。对于当时轻滑、圆熟的一派，他极憎恶，对于一般应试的官体诗――律诗――尤其不屑一顾。"但是同时又指出，"我们读李贺的歌诗，只应当欣赏他的清新奇崛的字句，浓缛绚烂的词汇和愤郁激越的情感，而对于他的雕琢欠理纡僻晦涩和过于幽冷、凄苦颓废的地方，则应当予以分清而有所抉择。"马茂元在《李贺和他的作品》中也认为李贺的诗歌"基本上属于积极浪漫主义的范畴。但其中也还掺杂着若干消极的因素。"又如谭正璧、纪馥华在《试论李贺及其诗歌》一文中也认为："李贺的作品在过分追求美的表现方面无疑是有唯美主义倾向的，但从作品的内容，从创作方法来看则应该属于浪漫主义的范畴（我们这里所谈的烂漫主义当然与现在所谈的革命浪漫主义不同）。他的诗中驰骋着那种瑰丽奇异飞跃的想象，用多彩的笔触夸大地描写神秘梦幻似的气氛和离奇美丽的神话传说世界；用较自由的形式来抒写情感，都是具有浪漫主义特征的，这种浪漫主义特征是从屈原、李白那里继承下来的。"
游国恩、王起、肖涤飞、季镇淮、费振刚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大纲》持论也比较辩证，他们说，"李贺接受了韩愈'务去陈言'的影响，不屑蹈袭前人，不受格律束缚，艺术上富于革新创造精神，一方面他'呕心'为诗，另一方面，他又吸收了楚辞、汉魏古乐府和齐梁诗歌的一些特点，善于通过奇特的想象，比物征事的手法和色彩浓重的语言，表现其'哀愤孤激之思'，因而在诗歌的构思、造意、遣辞、设色等方面都表现出新奇独创的特色，形成了奇崛、秾丽、凄清的浪漫主义风格。在中唐诗坛，乃至在整个中国诗歌史上都可以说是异军突起，独树一帜的。李贺诗有独特成就，但也有严重缺点，由于生活狭窄和过分幽冷凄清和虚无颓废，表现了明显的消极浪漫主义，对晚唐诗歌有不良影响。"在第二年出版的《中国文学史》中，游国恩等人同样给予李贺的诗歌以比较辩证的评价，唯用语与前书稍有差异，他们更明确地指出："李贺诗一个很富于创造性的诗人。他在短促的生命中，为诗歌开辟了一个新的天地。"对李贺诗歌的缺点认识也改变了："由于生活狭窄和艺术上过分追求奇诡险怪，他的许多诗歌缺少思想而流于晦涩荒诞，不少诗歌仅有奇句，而缺乏完整的形象和连贯的情思脉络。有的诗甚至有南朝宫体的气味。"
在文革中，人们除了强调李贺诗歌中所反映的法家思想外，对李贺诗歌的艺术成就和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基本未作进一步的分析。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三十日，新华社公开发表了《毛主席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毛泽东主席在该信中写道："李贺诗很值得一读。"此后的两三年中，全国各地的报刊上涌现出一大批以"李贺诗很值得一读"为题的文章，这些文章对李贺诗歌的艺术成就及其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大都持全面肯定态度，只有很少的几位学者论及李贺诗歌艺术方面的缺点。
如周观武在《评姚文燮的〈昌谷集注〉――兼及当前李贺研究中的一些问题》中就对当时有些人对李贺成就极力拔高，缺点多方掩饰对做法大为不满，文章认为，"李贺是一个不平凡的诗人"，"他的诗大都奇想联翩，构思新巧，用词奇诡，设色浓丽，极善于借助翻飞的想象，大胆的夸张、优美的神话和奇特的比兴手法，来驰骋自己的形象思维，诡幻幽丽，别具一格，在绚丽多姿的唐诗苑中，确是标出篱外的一枝奇花。"但是作者又指出，和白居易比较，李贺的缺点却更重些：首先，李贺受梁代宫体影响较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