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3章

                                    第二，他过分追求奇诡典雅，以至于雕章镂句，脂粉涂饰，把意思深藏在奥词僻典之中，晦涩难懂，带有唯美主义的痕迹。

            又如，朱世英《"神寒"未必"骨重"――试论李贺歌诗的思想核心和艺术特色》也对当时人们一味赞颂李贺之风不以为然，认为"这类文章的观点大多不是产生在学习研究全部作品之后，而是在开始阅读作品之前就已经有了的，它不是实践和独立思考的产物"，而且"这类文章的论证方法是不科学的。它们不是注意探讨那贯穿于全部作品之中的核心思想，而只是着眼于作品的个别部分"，所以该文在对李贺作品进行全面分析探讨后指出，"从整体上看，李贺歌诗内容比较琐屑，思想境界不高，艺术上也显得高下不等，有奇而美、奇而雅的，也有奇而俗、奇而陋的。远不是象某些人所宣传的那样，政治观点明确，表现了尊法反儒的立场，贯串着忧国忧民的思想，也不是象某些人所夸赞的那样艺术上非常精美，是所谓形象思维运用得最好的诗人，连李白、杜甫也望尘莫及。我们这样说，并不想全盘否定李贺，实际上李贺诗歌的成就和价值以及它在中国诗歌史上的地位和影响是任何人也抹杀不了的。"文章认为，"李贺诗歌的价值主要在于它的独创性和独立性"，"就这点来说，李贺诗歌是非常有价值的，甚至可以说是无可比拟的。"

            八十年代以后，学界单纯探讨李贺诗歌艺术成就和评价李贺在文学史上的地位的文章少了一些，而且这些文章的观点也不尽相同。其中较有新见者有刘知渐的《李贺评价问题》、钟元凯的《李贺在文学史上的地位》等。

            刘文虽然认为"李贺诗在艺术上是属于浪漫主义的"，但是又指出，"李贺作品的浪漫主义精神，不仅不及屈原，而且也不及李白"，因为"李贺作品低沉阴郁，读后使人颓丧"；而且其创作道路也有两大缺点：一是模拟和苦思，二是追求奇僻晦涩。文章最后认为，对李贺"不要否定太多，也不要把他说得太好。"

            钟文认为，李贺以其独特的艺术敏感和才能，为诗歌重新寻找出路。他的诗歌，对传统的内容有所偏离，对诗歌的艺术表现有全新的开拓，既接受了市民阶层的新鲜影响，又深入表现了文人的苦闷情绪。他正是以这种艺术典型的创造，成为晚唐诗人的先行者，激扬起新的诗潮来的。文章还认为，  "他的诗歌极主观内向的审美理想，对官能感受和情调的注重，以及回环往复的暗示方式，笔断势连、跳跃性极大的章法"，"在日后的词里""得到了充分的发展"，"成为文人词的奠基者"，而且"李贺的某些篇章，已经出现了向词境过渡的征象"。

            艺术渊源和影响研究  七十年代末以后，学界探讨李贺诗歌艺术渊源和影响的专题论文开始多了起来，甚至有人还将李贺与国外文学流派、文学家进行比较。

            对李贺诗歌的艺术渊源进行探讨的论文主要有：曹毓英的《李贺学习楚辞和古乐府的艺术成就》、许可权的《李贺与民歌》、吴企明的《李贺诗歌艺术渊源初探》、杜承仪的《李白、李贺艺术比较论》、房日晰的《李贺诗歌与屈原楚辞之比较》、房日晰的《杜甫诗歌对李贺诗风的影响》等。

            其中许可权文从内容、体裁、表现手法、诗歌形式、语言上等几个方面，论述了古代民歌对李贺诗歌的积极影响。吴企明文结合中唐时代的政治情况、李贺的生平、思想，探讨了李贺诗歌的艺术渊源和独特风格形成的原因。文章认为，李贺并不是简单地掇拾《楚辞》的字句，搬用现成的表现方法，而主要是从《楚辞》中汲取积极浪漫主义的精神，"意取幽奥，辞取瑰奇"；李贺还善于从汉魏南北朝乐府中汲取养料，融会古今，变化创新，不仅广泛运用乐府古题反映现实生活，同时还大量写作新题乐府，开拓、丰富并发展了乐府诗创作的领域。文章还指出，李贺学杜，有三个方面：一、李贺的乐府诗"即事名篇"从老杜来；二、李贺深得杜甫"语不惊人死不休"的精神，因此造意以及意境，取自杜诗；三、某些诗的构思、章法以及意境，取自杜诗。杜承仪文从浪漫主义诗歌的基本特征、艺术风格两个方面对二李的诗歌进行比较，分析同一表现手法在二人诗歌中的不同运用及由此产生的艺术效果。房日晰后文认为，"杜甫对李贺诗风形成的影响，不在人们常说的杜甫的现实主义诗歌对李贺诗歌创作的某些启示，也不在个别词句的脱胎或承袭，而在于杜甫诗歌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与情调，对李贺诗风的形成有着直接而深刻的影响，这个影响对李贺诗歌带有整体的根本的性质，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文章主要分析了杜诗对李贺诗歌两个方面的影响，认为李贺诗中谲诡的意境与情调，也导源于杜诗。

            对李贺诗歌在文学史上的影响进行研究的论文主要有：尤振中的《昌谷诗影响概述》、吴企明的《长吉诗与词曲――李贺诗歌影响论之一》、杨鸿雁的《李贺的创作与词》、房日晰的《李贺李商隐诗的朦胧美比较》等。其中尤振中文认为，李贺诗歌中的艳词丽藻、奇情幻语，影响到宋词婉约一派，李贺诗歌对宋诗也有影响；在元代，学李贺成为一种风气；明初，昌谷诗不为所重，但有明一代，昌谷诗仍然受到重视，并为某些诗人所取法；清代，昌谷诗受到众多诗人的爱好；近现代诗人的诗词也多学昌谷。

            另外，还有一些论文将李贺与国外文学流派和文学家进行了比较研究，如陈伯海的《李贺与印象派》、葛雷的《李贺与韩波》、吴伏生的《李贺与济慈》、郑松锟的《"非美为美"与"恶之花"及其他――李贺与波特莱尔诗歌美学比较谈》、徐志啸的《两个天才而又短命的诗人――李贺与济慈》等。其中陈伯海文认为，李贺的诗歌更胜过了印象派的绘画，因为它不仅有浓厚的色彩感和明快感，还有高昂与低沉的音响感，有秋气与严霜的寒冷感，甚至有沉重感。它们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诗篇的苍凉悲壮的意境，赢得触动人心的效果。这种类似于印象派的作风正是李贺诗歌特殊魅力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构成"长吉体"奇诡风格的必要组成部分。葛雷文从"时代美学的造反者"、"绝望中的追求者"、"理外有理的强者"等方面将李贺与韩波进行了比较。郑松锟文则将李贺的诗歌与十九世纪法国著名诗人波特莱尔的诗歌进行了比较，着重探讨了二人美学趣味的共同点：首先，两人的诗歌都以忧郁为主导，以非美为美，虽开一路先锋，却与当时审美习俗相悖；其次，他们都能以意象的升腾，造成巨大的时空差，以超然的审美哲理来观照人生，从中引出生活的真谛，悟出"永恒"从而摆脱"忧郁"的苦痛，使丑转化为美。

            五、作品整理、版本研究和研究资料汇辑

            作品整理  本世纪学界对李贺的诗歌作品重新整理的成果不多，1908年田北湖发表《校订昌谷集余谈》，谓其曾遍访李贺歌诗，收集到十四种版本，且其中有宋刻本和金刻本，进行校订。1922年吴闿生又刻印了吴汝纶的《评注李长吉诗集》。1959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重排出版了《三家评注李长吉歌诗》，以适应当时学术界分析、批判李贺诗歌之需，齐甘有一篇评介文章《〈三家评注李长吉歌诗〉评介》。

            本世纪第一个正式出版的真正意义上的李贺诗集新整理本是叶葱奇疏注的《李贺诗集》，该书在旧注的基础上用白话文作了疏注，其中"疏解"部分，对全篇的主旨、意趣，以及运笔、造句的精妙，或有关的历史背景等均有较为简明的交代，大大方便了读者对诗作的理解。

            从六十年代开始，林同济就断断续续地校阅了二十余种李贺诗歌集的古今版本（包括宋、金古本），发现其中互异之字甚多，再加上未经注意的错字和疑字，统共不下五百多条，遂于1978年和1979年相继发表了《李贺诗歌集需要校勘》、《两字之差――再论李贺诗歌需要校勘》两文，一再说明此问题的严重性并提出了一些解决的办法。后来因为林先生逝世了，其部分整理成果《李长吉歌诗研究》刊布在《中华文史论丛》1982年第1期上，该文对李贺的许多诗作从命意到词句校勘、注释均有独到的看法。

            1990年，刘衍出版了《李贺诗校笺证异》，该书本着"以期与李贺自编集原貌较为接近"的宗旨，根据北宋鲍钦止所云"李长吉外诗（即外集）二十三篇"之语，分别将这些诗编入四卷中，各卷之中次序淆乱的篇目，则依国内图书馆所藏、今存最早的宋刻四卷本进行调整。该书的"证异"以王琦《汇解》为底本，广取李贺集宋元善本、明清刊本及其他文献资料研究勘正，在文字上做了许多发疑正误的工作。

            1992年徐传武又出版了《李贺诗集译注》，该书对李贺诗作进行了翻译，并加以简明的注释，有一定的普及作用。书后附有历代李贺研究资料，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八十年代以后，还有一些学者对李贺诗作的注解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如尤振中就先后发表了《王琦〈李长吉歌诗汇解〉拾补》、《昌谷诗札丛》、《昌谷诗札丛（续）》等成果，吴企明也发表了《〈李长吉诗歌王琦汇解〉补笺辨正》、《长吉诗注质疑录》，杨其群则有《李贺诗疑点辨析》、《李贺咏昌谷诗中专名考》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