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8章
三、姚合研究、皇甫湜研究
姚合研究 本世纪，姚合研究的成果很有限，且多是在七十年代末以后产生的，内容涉及姚合生平、诗歌创作和诗集整理等几个方面。
对姚合生平研究的成果主要有王达津的《姚合的诗和姚合生平》、吴企明的《〈全唐诗〉姚合传补订》、曹芳林《姚合在御史台时期及其交游考》、徐希平的《姚合杂考》、谢荣福《读姚合诗杂考三则》、郭文镐的《姚合佐魏博幕及贾岛东游魏博考》、信应举《关于姚合的籍贯问题――兼与吴企明先生商榷》、郭文镐《姚合仕履考略》、郭文镐《姚合从军夏绥辨》、尹占华《姚合系年考》、徐希平的《关于姚合生平若干问题的考索――向邝健行先生求教》等。
其中，王达津文考订出姚合当生于大历十四年（公元779年），和贾岛相同；很可能死于会昌六年（公元846年）三月武宗死后不久；文章还据《郡斋读书志》和同时人的赠诗简略排比了姚合的生平仕历，其中认为姚合当先任郎中，后出任杭州刺史，回朝后才任谏议大夫的，任陕虢观察使，在开成四年，此皆王文之发明。吴企明文对《全唐诗·姚合小传》进行了订补，认为姚合曾任谏议大夫，又曾任刑、户二部郎中，殿中侍御史，于元和十一年登第，《唐诗纪事》云"出荆、杭二州刺史"之"荆州"当为"金州"之误，姚合并不是宰相姚崇的曾孙、玄孙，卒赠礼部尚书，谥号曰懿，是吴兴人。曹芳林文考证出，姚合"从宝历元年（公元825年）初至大和元年（公元827年）初任监察御史"，"从军在边地夏州一带"，"在傅良弼军中作掌书记"，"从军一年多"，"大和元年秋回归洛阳"，"依然在御史台作官"。徐希平文考证出姚合曾以殿中侍御史分司东都，还考证出姚合早年曾隐居嵩山。谢荣福文对姚合生平的考证则多与徐希平文观点相左，他认为徐文说姚合曾分司东都无疑是正确的，但所任不是殿中侍御史，而是监察御史；本文还发现姚合早年曾寄家邺城。郭文镐《姚合佐魏博幕及贾岛东游魏博考》文考证出姚合于元和十一年及第后曾佐魏博幕，还对姚合任武功主簿的时间及其生年进行了考证，认为姚合任武功主簿在长庆间，三年时间，长庆四年谢职归故里，推其生年在建中元年（公元781年）。信应举文对吴企明认为姚合郡望吴兴、籍贯亦为吴兴的说法提出商榷，认为姚合世系所属为姚崇之曾孙，望出吴兴，籍为陕州。郭文镐《姚合仕履考略》文带有年谱性质，认为姚合生于建中二年（公元781年），卒于大中元年（公元847年），享年六十七岁；该文对姚合生平重大行事的考证也多新见。郭文镐《姚合从军夏绥辨》文则认为姚合并未从军夏绥，上引曹芳林文系误解姚诗及李频《送姚侍御充谓北掌书记》一诗，后诗中"姚侍御"非姚合。徐希平《关于姚合生平若干问题的考索》文对邝健行《中国诗歌丛稿·姚合考》一文诸多问题进行商榷：（一）、姚合是否曾"充渭北掌书记"，（二）姚合曾任侍御史之职，（三）姚合牧杭的时间，（四）姚合卒年。
对姚合诗歌进行分析的文章则有曹芳林的《姚合诗初探》、徐希平的《"武功体"价值新探――兼论姚贾诗派心理定势及内部差异》、张宏生的《姚贾诗派的界内流变和界外余响》等。其中徐希平文对姚合诗风的探讨颇为深入，且多新见。它首先探讨了"武功体"的潜在影响与传统评述之关系，认为"武功体"中除了闲散消沉的个人生活题材，反映现实、关心国运民疾的内容并不少见。文章认为， "武功体"有两种主要思想倾向：第一，积极进取精神与关注现实的责任感，第二，闲居遣怀、流连风物的独善情怀。姚合对后世产生重大影响乃至招惹非议，均多由于后者，但它是"当时士人真实际遇和特定心态的反映，有着艰难人生与丑恶社会留下的烙印，折射出时代的暗影，同样具有不可置疑的认识价值"，而且"时时透出其激荡难平的心底波澜，表明洁身自好的信念"。文章还指出，"武功体"重"天格"，其清峭的诗风有别于寻常的苦吟奇僻。张宏生文则讨论了姚贾之间的关系，姚贾诗风的异同以及姚贾与后世的关系等等，也有相当的深度。
对姚合诗歌作品进行整理的成果则有曹芳林的《姚合诗辩证》和刘衍的《姚合诗集校考》等。
皇甫湜研究 本世纪有关皇甫湜的研究成果就更少了，就目前所见，主要有梁孝翰的《韩门奇崛派皇甫湜文学之评价》、曹汛的《皇甫湜生卒年考证》、姚继舜的《皇甫湜生卒年诸说辩正》等。
第七节 中唐其他作家研究
一、李德裕研究
李德裕是中唐著名的政治家和文学家，一直受到历代史学家、诗评家的关注。本世纪初以来，学界不但对其生平和思想有进一步的探讨，而且对其诗歌创作也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
生平和思想研究 本世纪学界对李德裕生平和思想的探讨主要集中在三十年代和八十年代。1935年，陈寅恪发表了《李德裕贬死年月及归葬传说考辨》，该文意在指明《资治通鉴》纪事之脱误，及清代学者检书之疏忽，文章通过对史书、笔记所载李德裕贬死年月和归葬传说的辩证，引证当时新出土墓志数方，得出结论：（1）李德裕大中三年十二月卒于崖州；（2）其柩于大中六年夏由其子烨护送北归，葬于洛阳。此文发表后不久，张尔田提出商榷，他在《与吴雨生论陈寅恪李德裕归葬辨正书》中说陈文"合之论理，有不能成立者数端"，认为"此文有大功于义山者，乃在证明卫公归葬在大中六年，实为异日补注玉溪生集者最重要之贡献。其他诸说，则尚非今日所能论定。"至于李德裕贬死海南何地，在海南是否有后裔存留？对此问题，后来郭沫若曾提出自己的看法，认为李德裕贬死在崖城，而且在海南有后裔。1985年，卢业时通过实地考察，发表了《李德裕在海南贬地考》一文，提出了与郭沫若不同的看法：（1）李德裕的真正贬地在海南北部的琼山县境内；（2）望阙亭在琼山县灵山区大林乡多吕村；（3）李德裕在海南没有后人留下，崖州多港峒李姓黎人只是在黎族社会不断汉化过程中采用汉族姓氏而尊奉李德裕为其祖，并不真正是李德裕的后裔；（4）郭沫若及历代主张李德裕贬地为崖城之说多属传闻和附会，不足为证。
相当长的时间内，李德裕生平和思想研究没有取得多大进展。八十年代以后，学界又出现了研究李德裕的高潮，发表了一大批探讨李德裕与牛李党争、李德裕与会昌灭佛之关系的论文，如田廷柱《李德裕与会昌灭佛》、傅璇琮的《略谈唐代的牛李党争》、《李德裕年谱》、赵吕甫《牛僧孺、李德裕史事辨误》、周建国《关于唐代牛李党争的几个问题》、袁刚的《会昌毁佛与李德裕的政治改革》、田廷柱《晚唐政治家李德裕》、曹旅宁的《论李德裕与会昌灭佛之关系――读〈隋唐佛教史稿〉札记》、王炎平《辨李德裕无党及其与牛党之关系》、陈建梁《李德裕政风二题》等。其中田廷柱《李德裕与会昌灭佛》一文强调了李德裕在会昌禁佛中的作用，认为在禁佛的过程中，李德裕出谋划策，奉制力行，指挥若定，成果卓著；其反佛思想尤为可贵，其力主禁佛的行动，无疑符合社会进步的要求，符合人民的愿望，因而有积极作用。曹旅宁文则对汤用彤《隋唐佛教史稿》中所说李德裕之所以积极主张灭佛，根源在于他不喜欢释民，进而推论出李德裕因与道教相关联而力斥佛教的见解进行商榷，认为会昌灭佛的发生具有深刻的社会政治、经济等根源，也具有历史必然性，李德裕的所作所为不过是一个封建社会政治家顺应时代、挽救封建国家危机的自觉行动。傅璇琮的《李德裕年谱》从分析社会政治、经济等矛盾入手，依据牛李党魁对待这些矛盾的不同态度，指出党争是历史条件的产物，是两种不同政治集团的原则分歧，并对李德裕力挽狂澜的改革图治精神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而且由于本书对元和至大和政治的详尽叙述，可以称得上一部齐备的牛李党争史，同时由于该书对中晚唐时期诗人们的交往和创作活动考察甚细，又可以说是中晚唐牛李党争背景下的一部文学编年史。
诗歌成就研究 对李德裕诗歌进行研究的论文，主要有郑宪春的《论李德裕及其诗歌创作》、董乃斌的《〈会昌一品集〉及李德裕的思想和创作》、《李德裕的诗和诗中的李德裕》、周建国的《富有文才的名相李德裕》等。其中董乃斌两文所探索的中心题旨是一个，那就是要通过对李德裕诗文思想艺术的分析揭示出这位政治家内心世界的更深层面，从而建立起对他的比较全面的认识和理解。文章认为李德裕是一个政治化了的封建文人，一生在政治斗争的漩涡中浮沉。他的写作活动一大部分属于封建王朝政治、军事措置的性质，这些作品构成了《会昌一品集》的主体，反映的主要是晚唐的政治状况和他的相业。另一部分属于文学创作范围，如赋、诗、和一些杂文。这些作品则较能反映他的思想、气质、性格和内心活动的历程，通过这些作品我们也能看到其内心的矛盾和苦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