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2章
研究罗隐诗歌的专论主要有郭君曼的《罗隐的讽刺诗》、谢明的《罗隐和他的咏物诗》、雍文华的《罗隐诗歌的现实主义》、蒋祖怡的《诗人罗隐的讽刺艺术》等。其中雍文华文力图纠正人们忽视罗隐自伤怀抱、感叹不遇的诗歌的意义。他说：这些诗抒发的"绝不仅仅是'卒不离乎一身'的个人情绪，与社会毫不相通的个人哀感"，而是倾吐了人们的痛苦和不平，对社会的不合理现象，"进行了揭发、批判和抗争"。蒋祖怡文指出，罗隐的讽刺诗中数量最多 ，揭露最深的是讽刺当时封建科举的诗篇，这无疑是因为他身临其境的缘故；罗隐诗的艺术特色，主要有两个：一，少用典或不用典，较为通俗，二是"含蓄"，他的诗常常用反话来表达，"婉而多讽"。
对罗隐散文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其《谗书》的分析和评价上，如雍文华的《〈谗书〉一部抗争和愤激之作》、龙连荣的《罗隐和他的〈谗书〉》邵传烈的《晚唐的抗争和愤激之谈――略论罗隐、皮日休、陆龟蒙的杂文》等，而且都是对鲁迅《小品文的危机》中有关论点的发挥。
另外，刘开扬的《罗隐评传》对罗隐的生平、思想和诗文创作进行了较为详细的介绍和评价，具有较大的参考价值。
对罗隐文集的整理的专著则有雍文华整理的《罗隐集》、蒋祖怡选注的《罗隐诗选》等。万曼的《唐集叙录·罗昭谏集》介绍了罗隐文集在历代的流传和版刻情况。文章则有李之亮的《〈罗隐集〉辑校补说》，该文据方志补罗隐诗三首，残句二。又对《罗隐集》的校勘提出辨正，对于罗隐的整理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陆龟蒙、聂夷中研究 本世纪关于陆、聂二人的研究成果就更少了。有关陆龟蒙的研究成果主要有：王立群的《陆龟蒙的文学思想――兼论陆龟蒙唱和诗与〈笠泽丛书〉成就差异的原因》、李锋的《唐诗与宋诗的桥梁――陆龟蒙诗歌艺术初探》、陈汉英的《点校〈陆龟蒙集〉所见〈全唐诗〉之误》、陈汉英的《此花端合在瑶池――评晚唐诗人陆龟蒙》、李锋的《陆龟蒙生卒年考》、李锋的《论陆龟蒙的文艺思想》等。其中王立群文指出，陆龟蒙的文论的核心是传统儒学的劝善惩恶观，以诗论入文论是其特色；他学文是为了"行道"，也就是强调辅时及物，匡救时弊；他提倡"道统"，重视六籍，都只是为了提高作家本人的修养，而不是要一一依经立事，宣扬经义，一味地"明道"，这就是陆龟蒙"道统"论的特殊性；他还崇尚真文，反对伪文，对文学有"尚真"的要求，但在一定程度上陷入了复古主义。文章还认为，《笠泽丛书》收录的小品文，乃是这种进步文艺观的写作实践，这就是《笠泽丛书》具有较高成就的重要原因之一；而他的唱和诗成就却不太高，因为他错误地把近乎文字游戏的诗作看成是诗歌发展的必然，并以善作此类诗为"多能"，所以它们又形成了一种新的形式主义文风。李锋《唐诗与宋诗的桥梁》一文认为，陆龟蒙接过杜、韩开辟的新表现手法，推而广之，把"诗言志"放到一个更阔大的范畴去理解；说理论事、应和唱酬、调笑谐谑无不可入于诗中；在写法上又是斗新奇，喜拗峭，押险韵，以突破格律为快事，从而使"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达到一个新高潮。这在客观上体现了诗歌变革的趋势，成为唐与宋诗歌之间的桥梁。陈汉英《此花端合在瑶池》文认为，陆龟蒙诗的思想性，除了真实地反映了经世治国的初衷始终不渝，以及凛凛清风世代有传以外，还具体表现为关心国事、体察民瘼、洁身自好等，并指出其最见功力的五古，占全部诗作的三分之一，动辄百韵数百言，且才思敏捷，成不移晷。李锋《论陆龟蒙的文艺思想》也提出了一些较为新颖的看法，他认为陆氏论文主功利性和其儒官家世影响有关；陆龟蒙是韩愈和欧阳修之间"穷而后工"思想的桥梁；趋奇骇俗是陆氏文论的一个特色，他认为"奇"是"真"的折射，是变态社会下的变态反映，把这一观点同"穷而后工"观联系起来了。李锋的《陆龟蒙生卒年考》认为陆氏必生于会昌四年（公元844年）以前，对于卒年则同意姜亮夫《历代人物年里碑传综表》的说法，即中和元年（公元881年）。另外，万曼的《唐集叙录·甫里先生文集》介绍了陆龟蒙文集在历代的流传和版刻情况。
关于聂夷中的成果则主要有：丁力的《聂夷中和他的诗》、单寿年的《关于〈聂夷中和他的诗〉的一些问题――与丁力同志商榷》、单寿年的《聂夷中五题》、王从仁的《聂夷中评传》、黄新亮的《唐末诗人聂夷中略论》、宋尔康的《聂夷中诗歌浅论》等。其中王从仁著介绍聂夷中生平、创作较为详细。另外，1959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出版的《聂夷中诗》（与《杜荀鹤诗》合为一册）收诗36首。
第五节 晚唐其他中小诗人和五代十国文学研究
一、晚唐其他中小诗人研究
许浑研究 许浑是晚唐时期较有影响的诗人，在本世纪下半叶受到了学界较为广泛的关注，人们从生平、思想和诗歌创作等多方面对他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和探讨，并有专著《许浑研究》出版。
关于其生平方面的成果主要有：董乃斌的《唐诗人许浑考索》、谭优学的《许浑行年考》、郭文镐的《许浑北游考》、罗时进的《许浑生年考》、王远彦的《许浑生卒年考》、郭文镐的《许浑南海之行考》、郭文镐的《许浑刺郢及卒年考》、王远彦的《关于许浑的家世与籍贯》、郭文镐的《许浑弃官东归考》、罗时进的《晚唐诗人许浑宦游宣州考》、罗时进的《晚唐诗人许浑初莅察院考》、王光汉的《许浑里籍长笺》等。
其中董乃斌文根据许浑诗作和有关史、志首次对许浑的生平进行了考索，他认为：（1）许浑并不是丹阳人，其郡望湖北安陆，籍贯实为洛阳，早年曾迁居湖南，约生于元和末，长庆初定居江南。（2）许浑与接近牛党的靖恭、新昌二杨及李钰等人关系较好，而与李党较疏，但他并非党人。（3）会昌四年至六年，许浑曾在岭南幕府从事，大中初北归。（4）大中三年许浑辞去监察御史之职，任润州司马，不久再次离家赴京洛求职。大中六年被任郢州刺史，直到大中十一年。（5）此后许浑改刺睦州，可能于次年即卒于住所。（6）许浑享年应为65年。谭优学文按年编事系诗，特详于元和十五年（公元820年）许浑30岁至大中十二年（公元858年）68岁之间。篇末附《许浑新传》。郭文镐《许浑北游考》首先纠正许浑北游在元和长庆际说之误，考其事在长庆四年（公元824年）秋至宝历二年（公元826年）秋；其《许浑南海之行考》文，主要探讨了五个问题：（1）许浑南海之行非会昌四年至六年之反证，（2）许浑从事南海幕之幕主，（3）卢贞镇南海之时间，（4）许浑赴南海之行踪，（5）许浑生于贞元十二年（公元796年）；其《许浑刺郢及卒年考》则认为许浑于大中五年秋至六年秋分司洛阳，春以员外郎自京出刺郢州，与于兴宗大中七年先后出守，官终郢州刺史，大中八年在郢州任，秋卧病三月，卒于大中九年初。王远彦前文认为，许浑应生于贞元十六年（公元800年），其依据主要是张祜的《访许用晦》诗；其卒年虽不能确定，但只能在咸通六年以后不久；其后文则认为许浑的祖籍既非安陆亦非丹阳，其祖籍应为平舆，为新安许氏敬宗之后，后由祖籍平舆迁居新籍丹阳的。
罗时进的《许浑生年考》则认为许浑应生于德宗贞元四年（公元788年）；其《晚唐诗人许浑宦游宣州考》就许浑仕宣州的时间、任职、交游等问题与董乃斌的《唐诗人许浑生平考索》进行了商榷；又指出许浑在宣州广交方外之人和隐士，透露出其佞佛尊道的思想倾向以及出与入之间的矛盾。
论及其诗歌创作的论文则有：罗时进的《许浑千首湿与他的佛教思想》、罗时进的《试论"许浑千首湿"》、许永璋的《略论许浑诗在唐诗发展中的地位》、房日晰的《试论许浑的诗》、徐俊的《试论"许浑千首湿"》、卞孝萱等《晚唐诗人许浑的生平和创作》、李丹的《试论许浑七言律诗的艺术价值》、周蓉的《许浑律诗论略》等。
罗时进前文认为，许浑皈依的是禅宗南宗，认为这是"许浑在毫无力量与黑暗抗争"，更不愿"与之同流合污的尖锐矛盾中产生的消极厌世思想"的结果；又认为"水在佛教，尤其是禅宗被视为清净无瑕，湛然恒静的最高境界、普渡众生的圣物。这些理念对他的诗歌影响很深。"其后文也对许浑思想作了探讨，他认为"诗人本是积极入世，要求建功立业的"，并且具有"强烈的正义感和对人民疾苦的同情心"，但在内忧外患下，他"无法挽救那个行将灭亡的社会，更不愿意在统治者面前摧眉折腰"，萌发厌世思想，并很快与佛教"苦"、"空"一拍即合，他因而皈依佛教。"他一生中虽然时宦时隐，但总是披着天竺式的袈裟，以释迦之表，行老庄之实。"
许永璋文将许浑的诗作评为"上承盛唐的高华，下启晚唐的绮丽"，"标志唐代律诗发展到纯熟阶段"，他"在唐代新体律诗的发展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实不应等闲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