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8章

                                    也有学者探讨了王维诗歌在域外的流传和影响，如雪田的《王维的诗有俄译本》、〖美〗于宝玲著、周发祥摘译的《王维研究与翻译近况》、周发祥、洪庭木的《王维研究在国外》、王丽娜的《王维研究在海外》、马歌东的《试论日本汉诗对王维五言绝句幽玄风格之受容》、〖韩〗柳晟俊的《王维诗对李朝诗人之影响考》等，都具有较大的参考价值。

            八、作品考辨及文集整理

            诗文的考辨  本世纪学界对王维诗文作品的考订和整理同样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陈贻焮的《王维诗选》是本世纪关于王维诗歌考订方面第一个具有较大规模的成果，该书对王维的许多诗作的作年进行了考订，并为之作了编年。

            本世纪专事王维诗文考订的文章主要有：程会昌的《王摩诘"送綦毋潜落第还乡诗"》、曹济平的《关于王维写作〈辋川集〉的年代问题》、陈贻焮的《〈关于王维写作《辋川集》的年代问题〉读后》、韩维钧的《王维现存诗歌质疑》、杨军《王维诗文系年》、陈铁民的《王维诗真伪考》、毕宝魁的《王维诗二考》、李浩的《王维孟浩然诗地名考辨》、杨军的《王维文校理札记》等。

            而谭优学的《王维生平事迹再探》、王达津的《王维生平及其诗》、陈铁民的《王维年谱》、杨军的《〈王维的生平和诗〉质疑》、张清华的《〈王维年谱〉证补》、《王维年谱》、陈铁民的《读张著〈王维年谱〉札记》等，在探讨王维生平事迹的同时，也做了不少王维诗文的考订工作。

            作品集的整理和版本研究  对王维作品集进行重新整理的的成果，主要有傅东华的《王维诗》、陈贻焮的《王维诗选》、陈铁民的《王维集校注》等。前面两书是选本，其中陈贻焮著因为考订精审、注释简明，从五十年代末开始在学术界一直具有很大的影响。陈铁民著是对王维现存作品重新进行校理、笺注、编年的成果，比较全面地体现了八、九十年代王维生平和诗文考订等方面所取得的实绩。清人赵殿成的《王右丞集笺注》也曾经过叶葱奇的勘校，被上海古籍出版社先后在六十年代、八十年代、九十年代三次排印出版，满足了王维研究界的需要。另外，陈杭编制的《全唐诗索引·王维卷》、陈铁民整理的《王维事迹资料汇录》、《（王维）画评》、《（王维）诗评》（均为《王维集校注》附录），对王维研究的进一步深入也有一定的帮助。

            对王维作品集的版本和流传情况的研究成果，则主要有万曼的《唐集叙录·王维文集》、陈耀东的《王维集知见录》、陈铁民的《王维集版本考》等。                                                              

        第八章    李白研究      

            李白，中国诗歌史上的天才、奇才，其诗不仅在当时引起了极大的轰动，而且具有持久的生命力和永恒的艺术魅力，以致流传到今天，仍能家喻户晓，脍炙人口。与此同时，历代诗评家也对李白的生平和创作进行了持续不断的品评和研究，到十九世纪末，已经积累了相当可观的成果。然而，在李白研究史上，二十世纪所取得的成绩和进展无疑最大。这一百年中，学界在传统的印象式的、琐碎的诗歌品评的基础上，开始运用较为现代的、科学的、系统的诗歌理论来研究李白及其诗歌艺术，取得的成就至深且巨；在李白诗文校注和文集的整理方面，更是硕果累累，佳作迭出。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从事李白研究的学者自发成立了李白研究会，定期召开全国性或国际性的李白研究学术研讨会，连续出版了多种专门刊载李白研究论文的刊物，极大地促进了李白诗歌的进一步普及和研究的进一步深入。为了比较全面、准确地反映本世纪李白研究所取得的巨大进展和成果，本文拟采取分阶段和分专题相结合的方法进行介绍。                                                              

        第一节    二十世纪李白研究概述      

            本世纪上半叶  严格说来，具有现代学术意义的李白研究，是从本世纪二十年代才开始的。伍非百的《诗界革命家李白作品的批评》，是本世纪较早运用现代诗歌理论对李白进行批评的文章，该文无论是行文的方式还是论述的角度，都与传统的点评、集说异趋，而是从人格特质和艺术形式两方面，高度评价了李白对当时诗歌革新的贡献。稍后，又陆续出现了相当数量的从思想、性格、情感和艺术特质等角度对李白进行较为细致研究的文章，如崔宪家的《浪漫主义的诗人李白》、陆渊的《情圣李白》、徐嘉瑞的《颓废之文人李白》、缕启愉的《李白个性的遗传及其儿童期生活》、李长之的《李白的文艺造诣与谢朓》、浩乘的《李白的佛教思想》、萧望卿的《李白的宇宙意义及人生观》等。同时，用类似理论和方法研究李白的专著也不少，如李守章的《李白研究》、汪炳焜的《李太白传》、李长之的《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戚维翰的《李白研究》等，其中李长之著视角尤为新颖、分析尤为独到，在学术界具有较大的影响。

            就具体问题而言，关于李白氏族和籍贯问题的讨论，无疑是本世纪上半叶李白研究领域中最引人注目的风景。这次讨论是从李宜琛的《李白的籍贯与生地》开始的，他在该文中提出李白应生于西域的说法。此后陈寅恪在《李太白氏族之疑问》中又详细考证，亦断定李白"生于西域，不生于中国"。而与之异说的文章则有王立中的《〈李太白国籍问题〉之商榷》。

            五六十年代      从五十年代开始，学界又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来分析和评价李白的思想和诗歌，学界还展开了关于李白的人民性和进步意义的讨论。这次讨论是从林庚发表《诗人李白》一文开始的。林庚在该文中指出，李白并非像过去有些人想像的那样脱离现实，相反，他对政治，对祖国，对人民是很关心的；他的作品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的某些情况，同时也表现了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对于这些看法，当时许多学者都表示赞同。而他们对林庚提出的李白歌颂"太平盛世"是反映了人民的愿望、李白的布衣感是与农民起义"一而二二而一"的的观点，则发表了不同的看法。

            五六十年代李白的生平研究，除了对李白的家世和出生地继续进行讨论，又提出了一个新问题，即李白的经济来源。这一问题是由麦朝枢的《李白的经济来源――读李漫笔之一》引起的，他认为李白和他的父亲都是贩运铜铁的商人而李白则"兼涉采冶"之业。该文发表以后，立即引起了学界的注意，相继出现了耿元瑞的《李白是靠经商过活吗？――对〈李白的经济来源〉一文的质疑》、慕荣华的《李白是做生意的？》、李廷先的《为李白一辨――读麦朝枢〈李白的经济来源〉一文后》等商榷文章。

            这一时期的李白诗歌艺术研究的新  势是学界开始普遍用浪漫主义的理论来分析其诗。林庚在其《诗人李白》中说"李白从市民阶级萌芽中所得到的主要是独往独来的自由生活，个性解放的要求，自由意志与浪漫主义的精神"，后来专论李白诗歌浪漫主义的文章一下子多了起来，如胡国瑞的《李白诗歌的浪漫主义精神及艺术特点》、孙殊青的《论李白诗歌的积极浪漫主义》、谢善继的《李白诗歌的浪漫主义精神》、黄海章的《试论构成李白诗歌积极浪漫主义的因素》等。

            文革期间  从1967年到1976年，李白并没有被人冷落，其中最可注意的就是郭沫若在《李白与杜甫》提出的李白生于中亚碎叶说，他在该书中认为李白当生于中央亚细亚的碎叶城，其位置在今哈萨克斯坦境内的托克马克。此说一出，马上得到了学界众多的响应，如余恕诚的《李白出生于中亚碎叶的又一确证》、殷孟伦的《试论唐代碎叶城的地理位置》等。就是到八十年代以后，也还有人响应此说。

            文革后期，李白研究最引人注目的现象是当时有些人用"评法批儒"的观点来分析和评价李白，普遍认为李白是法家，说李白具有强烈的尊法反儒的思想倾向和战斗精神，而且他们还将之与杜甫进行比较，扬李抑杜。

            八十年代以后  本世纪最后二十年，可以说是李白研究的复苏期和高潮期。从七十年代末开始，学界又重新用学术批评和科学研究的眼光来对待李白及其文学创作，再加上有相当多的学者在文革虽然被剥夺了撰写李白研究论文的权利，但是他们一直没有停止对李白研究的思考，所以在文革结束到八十年代中期，就出版了将近二十部李白研究专著，论文更是难计其数。

            当然，八九十年代李白研究的兴盛局面不只体现在发表成果的数量上，更体现在空前的深度和广度上，此时人们发现和讨论的问题较之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多。

            就李白生平研究而言，人们除了对李白的出生地、家世问题和李白的经济来源等问题继续探讨外，还就李白一生入京的次数和时间、寄家东鲁、长流夜郎等问题展开了广泛的讨论。

            李白思想研究方面，学界则拓宽思路，多角度、分层次地研究李白的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乃至盛唐文化之关系，对李白与宗教之关系的研究也更为深入和全面。

            在李白诗歌的现实性的研究方面，人们对李白诗歌是否反映了"盛唐气象"的讨论较之五六十年代更为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