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9章
另外，日本学者松浦友久的《李白乐府论考――以艺术表现功能完成为中心》从艺术表现功能的角度对李白的乐府诗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究。作者认为，首先，李白乐府体现了因起源不同而在乐曲性联想方面存在的一定程度的差异，结果是在其乐府诗作中产生一种飘逸、富于韵律的动感。这种动感通常由于音律数的自由化（非拘束性）所致。而其杂言作品要比七言乐府，更明显体现这一倾向；其次，李白乐府也最为典型地表现了感动的古典化、客体化，李白采用了将先行作品的诸种要素加以集中提炼的典型化手法；第三，乐府诗的第三个表现功能――表现意图的未完结提示，在李白乐府中虽复杂，但很明了：作者的表现意图在作品自身尚没有完全明确固定时，读者就可以依照乐府诗固有模式猜想到其结局，读者主观判断照旧可以在解释方面使其完结了。作者最后指出："从汉代以来庞大的作品群中抽出真正有效因素作为唐代乐府再构成的能力，换言之，对中世诗古典性（并非《诗经》的、古代的）真切感受性和造型力，是使李白乐府诗达到如此完美程度的最基本原因。这就意味着作为乐府诗作者的李白，同作为乐府新境的开拓者相比，明显应属于具有更多古典的、传统的手法的集大成者。"
和李白古体诗研究相比，学界对李白近体诗的研究要逊色一些，有关的研究成果主要有：房日晰的《试论李白的五言律诗》、《李白七言绝句艺术探微》、《论李白的五言绝句》、《李白七律少一辨》、葛景春的《李白律诗浅探》、康怀远的《简论李白七绝诗的思想意义和艺术构思》、孙琴安的《李白五律的艺术成就》、施逢雨的《从情意模式角度看李白绝句的成就》、宋心昌的《李白七律考评》、《李白五律艺术论》等。
其中房日晰《李白七言绝句艺术探微》一文认为李白七绝创作的数量远远超过了同时代其他诗人，有的直接描写重大政治活动，开拓了七绝反映社会生活的领域，还写了一些七绝组诗，因而对七绝的成熟有其特殊功绩。其《论李白的五言绝句》一文，认为以较小的篇幅写重大的题材，是李白对五言绝句表现力的开拓和贡献，而李白炉火纯青的艺术手法，则奠定了他在五绝史上不可动摇的崇高地位。其《李白七律少一辨》文认为，要揭示李白七律创作甚少的真正原因，必须将其诗歌方在盛唐诗歌创作的总潮流中考察：七言歌行和七言绝句发展到盛唐已臻成熟，李白则将其推到历史高峰；而七律，开元、天宝年间仍处于摸索试验阶段，当时浪漫主义创作思潮盛行，诗人很少愿意在形式上下功夫，七律创作成绩甚微，李白也不例外。其实李白并非不善作七律、不愿作七律或反对作七律。
孙琴安文认为，李白的五律似乎从不受格律的束缚，多是任意挥洒，一气流走，脱口而出，然笔墨过处，却又自成平仄，天然对仗，起承转合，样样俱备；他的五律往往涂饰上非常艳丽的色彩，能极想象夸张之妙，写出了许多想落天外，异常奇妙的诗句。
施逢雨文在将李白绝句与整个唐代绝句的情意模式进行对比之后指出，李白的绝句中警策论断型的作品比例偏低，而片刻意趣型、普通四句行和民歌类的比例则都明显偏高。作者还试图从李白的才性等方面对这种现象作了一些解释。
宋心昌前文首先对李白现存的七律数量进行了统计和考辨（实为9首）；其次，概括了李白七律的艺术风格："任意挥洒，一气流走，吐词天拔，句挟清音，无意于律而自成格律"。对于李白七律中的失律现象，作者的解释是：盛唐七律，主要讲体格风神，规范法度，或通篇匀称，句律典重，或尚华藻秀异，音调朗润，而李白和崔颢的七律，则从乐府和歌行而来，故常于规矩绳墨中杂以古调，律法稍疏。
本世纪纯从诗歌声律的角度研究李白诗歌的成果更少，主要有鲍明炜的《李白诗的韵系》、〖日〗坂井健一《李白诗谐韵考》。其中鲍明炜文属于纯粹的音韵学研究。而坂井健一文则在分析李白诗歌用韵的基础上，注意到了声韵与李白诗歌风格之间的关系。作者指出，李白诗歌所使用的语言都是所谓雅言。李白在中古汉语中，对于音节数方面，抽掉－ng组字，而最多使用的是－n组字。这是李白诗在谐韵上的一个倾向。从这一过去多被忽略的侧面，可以重新看待李白诗词，并可以作为进一步研究李白诗词特点的参考。
值得注意的还有朱易安的两篇探讨李白诗歌形态的论文：《拆碎七宝楼台――李白诗歌形态研究之一》、《韵律和意象组合》。前文将李白始终的含有相同语词的句子进行纵向排列，从中发现了李白诗歌形态的某些规律和模式，并由此看到了其诗歌在特定语境下所表述的深层意义。作者认为：语词的有效选择，是李白诗歌形态的基本特征之一。后文想就韵律与意象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探讨其在共构李诗形态中的作用。该文也指出，李白诗歌在用韵上体现了十分娴熟的技巧和严谨性。以他的五言诗作统计，极少有押本韵而出韵的例子，甚至于七言诗和杂言诗中通韵的例子也不多。所以，一般认为李白不愿受到太多的声律拘束的说法是不准确的。作者还指出，李白诗中的意象组合，"往往呈现出模糊的拼凑和搭配，却又能产生气象非凡艺术力量。"
六、《蜀道难》作意和主题讨论
《蜀道难》是李白的名作，但是对于其作意和主题，自古以来，就存在着不同的理解和看法。本世纪初以来，李白研究学者或沿用旧说，或对旧说加以补证，或对旧说提出商榷、自立新说，形成了以下几种观点：
玄宗幸蜀说 徐嘉瑞的《颓废之文人李白》持此说，该文假定《远别离》不是天宝初年后作，是咏幸蜀，那么《蜀道难》也可类推了。二诗大约在玄宗出长安后作。"李白起初听见谣言说明皇生死未卜，才作了远别离。忽然得了确实消息，才知道他是去四川，大吃一惊的说：'噫吁嚱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以下又说一大篇咨嗟太息愁眉不展的话，都是抱怨唐明皇千错万错，不应该去四川。"王瑶在其《李白》中也认为："孟棨《本事诗》记载贺知章曾经见过这诗，但这传说亦不可信；它开头就说'李太白初自蜀至京师'，而李白并不是由蜀中至长安的。"" 和李白生平和思想联系起来看，应以萧说为是。"俞平伯的《〈蜀道难〉说》也同样认为萧士赟讽玄宗奔蜀说最可信。他认为《河岳英灵集》殷璠序说"此集起甲寅，终癸巳"不可靠。书名既为"河岳英灵"，所收当是已逝的作家，云"终癸巳"，其时太白尚在，离他卒年宝应元年，相距甚远。今本《河岳英灵集》是否殷氏之旧，或有出后人附益处固不可知。此说后来附议者寥寥。
送友人入蜀 詹锳的《李白蜀道难本事说》认为，《蜀道难》和《剑阁赋》、《送友人入蜀》"俱是先后之作"，"当在天宝初间，时太白方在长安未久，尚未得志。"《蜀道难》，敦煌写本诗选残诗作《古蜀道难》，则其本为规模古调当可想见。阴铿《蜀道难》云："蜀道难如此，功名讵可要。"所以其旨意当是劝告友人，谓功名不可求。王运熙《谈李白的〈蜀道难〉》一文，据《河岳英灵集》的编辑年代，推断《蜀道难》的作年至迟在天宝十二载（公元753年）前，证明萧士赟讽玄宗奔蜀说不可信，认为《蜀道难》是李白在长安送友人入蜀之作，采用乐府旧题，描绘蜀地道途艰险和环境险恶，希望友人不要久留蜀地。
咏祖国山川的奇险和壮丽 樊兴在其《〈蜀道难〉的寓意及写作年代辨》中认为，《蜀道难》是天宝元年李白刚到长安时所作，它主要是歌颂了祖国山川的奇险和壮丽。后来王启兴的《〈蜀道难〉新探质疑》也认为《蜀道难》是借乐府旧题极写雄峻奇险的蜀中山川。康怀远的《〈蜀道难〉是李白在蜀地的作品》则认为《蜀道难》作于蜀地，是李白青年时代的代表作，重点是表现"蜀地之险"，别无寄托。乔象钟的《李白〈蜀道难〉补议》认为，从前人的文学作品看，咏叹蜀道难者，远不及歌颂锦城乐者更为热烈；而蜀道，在蜀人的眼中，又是一条充满传奇色彩的历史道路，李白作此诗就是对这条奇光异彩道路的描述。
仕途坎坷 郁贤皓在其《李白两入长安及有关交游考辨》中认为开元十八年，李白初入长安见贺知章，写《蜀道难》寓功业难成之意。稍后安旗撰专文《〈蜀道难〉新探》，明确提出此说。她认为，《蜀道难》作于开元十八年至十九年之间，是李白首次入长安困顿蹭蹬失意之作，是作者经历一番大幻灭以后谱出的血泪交织的乐章，因而它是对唐王朝的阴暗面的揭发和批判，认为从李白惯用的艺术手法看，《蜀道难》用比兴手法，以蜀道艰险寄托对仕途坎坷、现实黑暗的愤郁。她后来又陆续发表了《〈蜀道难〉求是》、《〈蜀道难〉新笺》、《我读〈蜀道难〉》等文章，继续申述其对《蜀道难》寓意为仕途坎坷的说法。另外，柯昌贵的《说〈蜀道难〉的主题》也持此说。
隐喻黑暗现实 姜光斗、顾启的《〈蜀道难〉作年与主题思想质疑》一文，认为该诗的主题应是隐喻玄宗后期李林甫专权时政治黑暗、仕途艰险的社会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