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0章
黄东黎的《〈蜀道难〉新辨》认为，《蜀道难》的创作时间当在天宝元年十一月至天宝二年三月间。是李白奉诏进京初的作品。它正是唐帝国由盛转衰的前夜，通过极力描写蜀道的艰险，深刻地揭示出盛唐时代的社会矛盾，表达自己的远见卓识和雄才大略。持此观点的文章还有钟元凯的《〈蜀道难〉――天宝治乱转关的缩影》。
多重寓意说 袁宗一的《略论〈蜀道难〉之有无寄托》则认为《蜀道难》作于天宝三载春，李白"济苍生、安社稷"的仕宦之途失败后，借友人入蜀之机，描写入蜀途中的险阻，抒发理想幻灭的痛苦，怀才不遇的悲哀，备受屈辱的愤懑，以及当时社会阴暗面所引起的种种思想感情。
七、李白文研究
本世纪从整体上探讨李白文思想和艺术的的专题文章主要有：刘忆萱的《李白古赋的艺术特色》、哉伟华的《试论李白散文的艺术性》、王定璋的《李白文章管窥》、管士光、刘忆萱的《李白的散文》、牛宝彤的《清雄奔放的李白文》、《略谈李白文章的艺术成就》、朱金城的《论李白的散文》等。
其中管士光、刘忆萱文认为，"李白的散文能用挥洒自如的笔触揭示自己的理想，挥斥内心的幽愤，好象在与读者促膝倾谈，豪放爽朗中带有凄怆悲愤之气，这与他坎坷不平的人生道路有着密切的联系。"
朱金城文探讨了李白散文与传统散文之间的继承和革新。他说，"李白的大赋虽脱胎于汉赋，还广泛吸收了先秦两汉诸子的笔法，尤其是《庄子》、《山海经》、《淮南子》等在创作题材和手法上都启发过作者。"而李白的小赋虽然"模拟了南朝江淹、庾信的等人的抒情小赋"，但"已经全然不是那种沁人心骨的冷色调和精雕细凿的风格"，"而字里行间仍时时透露出清新自然的气息"，"它具有后者所没有的开阔气象以及一贯到底的完整性和流畅性。" 而李白的书表序记大部分用骈散相间的文体写成，"文中雄浑开阔的气象，跌宕转折的文势，典赡高华的风态和清丽自然的语言，则综合体现了盛唐文学的特色。"作者指出，李白的散文还具有"以诗为文"的特点："即使是说理性的文字，也采用抒情色彩很浓厚的方法来表现，缺乏严密的逻辑性和思辨性。所谓主气、不主意，主情、不主理的艺术方法，直观上增添了他的散文作品的文艺性。"
牛宝彤文则指出，李白文在艺术方面具有一定的成就：第一，清雄奔放；第二，以诗为文；第三，多种表现手法的运用，富于变化。作者还认为，李白对于屈赋的优良传统的借鉴和继承，使李赋在唐代文坛"复古"革新的浪潮中前进。李白赋是由六朝俳赋、唐初律赋向唐宋文赋过渡中的产物，曾起过承上启下的过渡作用。
另外，牛宝彤的《李白文选》，是目前唯一一部李白文的选注本。
八、李白文学思想研究
在本世纪上半叶，人们对李白文学思想的探讨多是在一些文学批评史、李白研究专著中进行的。如李长之在《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中指出，李白"清真"的文学观，"是从他的道教思想一贯下来的"，"李白由道教的'自然'观念出发，而爱淳朴"。而专门探讨李白的文学观念、创作理想的文章则很少，主要有董维藩的《李白对于文学的观念》、萧望卿的《李白的思想与艺术观》等。萧望卿文指出，李白以复古自任，复古的精神贯彻在他的思想和作品里，但他的复古实在就是新变。他不仅接受了汉魏使得格式和精神，且兼揽了六朝和隋唐的精华，来挽救浮艳的颓风而创造新诗。李白的艺术思想承袭老庄，特别是庄子，他尚淳朴，轻视技巧，排斥虚饰，而企想回到自然。
五六十年代，对李白文学思想的探讨的专论更少，只有俞平伯在《李白〈古风〉第一首解析》一文中涉及到此。作者并没有从字面上理解李白有关文学创作的观念，他指出李白在此诗中的有些说法是夸大的，有些必须结合其创作特点来理解，如李白所谓的"复古"事实上在创新，而"绝笔于获麟"则显示了他对文学的批判功能的提倡。
七十年代末以后，研究李白文学理论和审美趣味的专题论文才开始多了起来。如罗宗强的《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李白审美理想蠡测》、乔象钟的《李白的诗论及其艺术实践》、杨海波的《论李白的文学观》、王运熙的《李白的文学批评》等。
其中罗宗强文指出，李白的诗大都是经过提炼，自觉追求自然的美。作者不同意前人所说的李白提倡复古的观点，也不同意说李白是以复古为革新，李白的着眼点只在反对绮丽，提倡"清真"，而后者又是李白的文学思想的核心。王运熙文则指出，像对宇宙、人生、政治的看法那样，李白的文学观也是受儒、道两家影响为深。他接受老、庄思想影响，强调诗歌应当写得清真自然；同时又继承儒家积极入世、关系现实的传统，主张诗歌要有兴寄，触及时事。对于前代遗产，他主张多方面地广泛吸取其有用成份，使创作达到文质彬彬境界。面对楚辞以后当时文坛的复古思潮，在某些言论中强调要恢复《诗经》古雅的传统，对《诗经》以后的作品存在笼统贬抑的偏激倾向。但在更多的场合却不是这样。他不但对屈赋、建安风骨给予极高评价，而且还对南朝一些杰出诗人发出由衷的赞美。
第五节 李白词真伪问题的讨论
自宋代以来，就一直有人对各种词选所收的李白词半信半疑。本世纪学界更是对李白是否作过词，尤其是《菩萨蛮》、《忆秦娥》、《清平调》三词的真伪问题进行过持久而热烈的讨论。本文下面在参考李田《李白〈清平乐〉词三首真伪问题》和葛景春《李白词真伪讨论述评》的基础上，对本世纪李白三首词真伪问题讨论的情况分别加以介绍：
一、 本世纪上半叶
否定论 1924年胡适在《词的起源》中说，长短句的词起源于中唐，旧学相传，都以为李白是长短句的创始者，那是不可靠的传说。《尊前集》收李白的词十二首，《全唐诗》收十四首，其中多有很晚的作品。长短句的《忆秦娥》、《菩萨蛮》、《清平乐》皆是后人混入的作品。胡适认为，盛唐人崔令钦《教坊记》中有《菩萨蛮》词调，是后人添入，不足证明盛唐时已有此曲调。后来浦江清在《词的讲解》一文中也说："李白抗志复古，所作多古乐府之体例，律绝近体已少，更非措意当世词曲者。即后世所传《清平调》三章，出于晚唐人之小说，靡弱不类，识者当能辨之。"
1944年詹锳在《李白＜菩萨蛮＞、＜忆秦娥＞词辨伪》一文中系统地论证了胡适提出的李白不可能填词的说法。他举出了五条证据：(一)、李白《菩萨蛮》一词出处可疑； (二)《菩萨蛮》曲名，起于晚唐世，此词乃晚唐人嫁名李白；（三）、此二词为宋本及仿宋本所不载；（四）、从词的发展史上的演进之迹亦可断其伪；（五）、《忆秦娥》词与李白行踪不合。后来证《菩萨蛮》、《忆秦娥》为李白伪作者，大多因袭詹锳说。
肯定论 本世纪初的词学家如况周颐、王国维都认为《菩萨蛮》、《忆秦娥》为李白所作。况周颐在其《蕙风词话》卷四中即驳斥了胡应麟的伪作说，指出唐开元时崔令钦所作《教坊记》所载教坊曲名中，已有《菩萨蛮》调。王国维认为此作当为李白所作，他在其《人间词话》中曾举太白《忆秦娥》词为例。
四十年代唐圭璋在《论词之起源》及《云谣集杂曲子校释》中驳胡适之说。他说："据敦煌所发现之唐词，足证《教坊记》之可信，据《教坊记》之所载词调，可证《乐府杂录》及《杜阳杂编》之误"，"李白不能作《菩萨蛮》之说"亦可不攻自破。1945年杨宪益在《李白与〈菩萨蛮〉》中也力主《菩萨蛮》、《忆秦娥》系李白所作。
二、五六十年代
五十年代初，随着对敦煌曲子辞的深入研究，对《菩萨蛮》产生的年代进行了更确切的考证，又展开了对李白词的争论。
否定论 1957年初，俞平伯《今传李太白词的真伪问题》中对今传李白词的真伪发表了意见。他说，李白作这两首词的可能性很小，其原因有四点：(一)《菩萨蛮》词来源是不确定的； (二)从词调的发展上看，李作《菩萨蛮》之类的词可能性很小；(三)不合乎李白的生平；(四)在文学史上找不到盛唐至晚唐此二词的影响。而"寒山一带伤心碧"似从杜诗《滕王亭子》："清江锦石伤心丽"一语化出，似后人托名李白所作。
肯定论 任二北在《敦煌曲初探》一书中，对敦煌曲子辞《菩萨蛮》"枕前发尽千般愿"一词的写作年代进行了考证。据向达《伦敦所藏敦煌卷子经眼录》云，此词所在的S4332卷背后录有"壬午年龙兴寺僧学便物字据"。据任考证，"天宝元年乃壬午，此字据可能写于天宝元年，依常情，写卷子正面文字必先写，则此二辞(按指《菩萨蛮》等)可能写于天宝之前，至迟不逾天宝元年也。"由此证明，《菩萨蛮》这一曲调，在开元间已盛行于民间。任在他的《敦煌曲校录》一书《普通杂曲》章中又重申了这一意见，认为从《菩萨蛮》曲调出现在盛唐开元时代这一情况来看，不能否定李白有作《菩萨蛮》词之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