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9章

                                    ......今所宜注意者，乃为退之所论实具有特别时代性，即当退之时佛教徒众多，于国家财政及社会经济皆有甚大影响。......则退之所论自非剿袭前人空言，为无病之呻吟，实匡世正俗之良策。"但也有一些学者认为韩愈反佛的态度并非很坚决，成效也很有限。如黄云眉的《韩愈柳宗元文学评价》就指出："韩愈的辟佛，正象柳宗元所说，只是辟了佛的'迹'，没有真正接触到它所宣传的教义。""韩愈不能完成和佛老之学斗争的任务，不是没有客观条件，而是由于他的主观努力不足。""无可讳言，'排斥佛老'的韩愈，是和当时贪长生的君相们及士大夫们，一样为道教徒所欺骗、所玩弄、以至于死的。无可讳言，'排斥佛老'的韩愈，是和当时佛老所造成的'政俗之弊害'，连自己也不能'匡救'自己的。"

            在文革后期的"评法批儒"运动中，所有的文章都千篇一律地批判韩愈的辟佛，说韩愈此举的目的"是为了从思想上维护孔学的独尊地位，以适应地主阶级保守派在政治上推行尊儒反法的反动路线的需要"，"丝毫谈不上有什么积极意义"。

            文革之后的二十年里，学界仍然对韩愈的辟佛进行讨论，且分析得更为具体和深入，评价也更为辩证。这方面的文章主要有洪流的《韩愈"谏迎佛骨"的历史意义》、邹进先的《论韩愈反对佛老对其文学思想及诗文创作的影响》、刘国盈的《韩愈与僧人》、阎琦的《元和末年韩愈与佛教关系之探讨》等。其中，洪流文从为"复兴儒学扫除障碍"、为国计民生着想、对佛教的严重打击、用儒家的"道统"对抗佛教的法统等四个方面肯定了韩愈反佛的历史意义，最后指出"虽然他的反佛的行动在当时未能很快取得成效，然而他反佛的理论却给后代留下深远的影响，并为宋明理学的兴起开辟了道路。"邹进先文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论述韩愈反佛老对其人格心态的影响，指出排斥佛老使他冲破当时士人儒道释互补的进退出处的普遍格式，始终执著于积极入世、奋发有为的精神，充满了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不甘穷危，向命运抗争；第二部分论述了韩愈反佛老对其文学思想和诗文创作的影响，文学思想方面的影响体现在"反对佛教'天性以见性'和道教的清静无为，肯定人的世俗感情，强调这种世俗的情感乃是诗文创作的根本的驱动力和生气的来源。"诗文创作方面的影响体现在主体的情绪状态始终是执著入世、质实热烈的，以及排除宁静和谐、淡泊清空的审美情绪，形成独特的诗歌审美风貌；以光怪震荡为美，艺术表现上追求气足力劲，意象构成上怪诞夸张，语言形式上反对对称和谐等。刘国盈文对韩愈既辟佛而又和僧人交往作了详细的论述，他说韩愈和僧人的交往，或出于礼貌上的需要，或因爱才，或不胜打扰，或有碍朋友的情面，或虽有诗文提及，却可能根本就没有交往，或出于排解心情的孤寂等，却无一是由于信仰上的原因，因而韩愈辟佛是真心实意的。阎琦文则结合对韩愈生平的研究，发现当宪宗元和末年、具体说元和十四年至元和十五年的两年之间，韩愈的反佛态度出现过由高潮到低潮、再由低潮到高潮的一段颇为特异的时期。当低潮之际，韩愈不但出现了对自己谏迎佛骨的尤悔心情，而且试图对佛理有所认知、有所体验。由于时局、个人处境的变化以及始料不到的舆论蜂起，韩愈终于与佛教擦肩而过，其欲知佛理并予以体验的企图也终于浅尝辄止。《论佛骨表》所反映出来的韩愈的巨大勇气和坚强意志，在唐代，乃至在中国儒佛斗争史上，都堪称精采的一笔。韩愈为什么如此激烈而毫无顾忌呢？直接的理由是：第一，反映了韩愈对淮西战事胜利以来宪宗种种误国荒惰行为的严重失望；第二，是自淮西战事胜利以后韩愈久被压抑、屈辱情绪的一次恣意发泄。关于韩愈与大颠的交往及与孟简书，阎琦指出《与大颠三书》纯属伪作，不足为据。但从他对自己与大颠的交往有所辩白的话里，却能感受到韩愈在潮州亲近佛理的效果。同时也说明他颇能以佛教的"以理自胜，不为事物侵乱"来调整自己的情绪。韩愈《与孟尚书书》标志着他排佛意识继《论佛骨表》之后的又一次回涨。其一年多来潜滋暗长尝试接近佛教、体验佛理的心理和行为将由此终结。

            韩愈思想的其他方面  本世纪还有一些学者涉及到韩愈思想的其他方面，如商继宗的《关于评价韩愈教育思想中的一个问题》、商聚德的《韩愈的唯物主义思想不容忽视》、张福民的《浅论韩愈的诛民说》、邓鸿光的《韩愈与传统》、李保霖的《韩愈的辩证法思想》、许凌云的《韩愈的社会历史观》、邱妙芳的《韩愈祭鳄的历史反思》等。

            另外，陈克明的《韩愈述评》还论及韩愈的经济思想，专门探讨了韩愈的天命观、历史观、人性论；邓小军的《唐代文学的文化精神》也论究了韩愈的人性思想和政治上的道德主体精神。

            三、文学理论和审美观

            韩愈之所以能够在散文创作方面掀起一个古文运动、在诗歌创作方面能够开宗立派、自成一家，和他自觉的文学理论和明确的审美观无疑是分不开的。所以，长期以来，学界也热衷于探讨韩愈的文学创作思想和艺术审美观。

            文学思想综论  从整体上探讨韩愈文学思想的文章主要有：罗根泽的《韩愈及其门弟子文学论》、郭锡良的《韩愈在文学语言方面的理论和实践》、牟通的《韩愈的文论》、申建中的《略论韩愈的文学思想》、郑尚宪的《韩愈的文学思想放论》、季镇淮的《韩愈的文学思想述略》、张少康的《论韩愈的文艺思想》、严杰的《韩愈"不平则鸣"说渊源新探》、施旭升的《韩愈"不平则鸣"说的心理透视》、周唯一的《韩愈的"道"及其在文学创作中的积极作用》、杨晓霭的《论韩愈诗文创作中"宗经"与"自嬉"的矛盾》、王涵的《韩愈的"文统"论》、林伯谦的《韩愈文学理论与佛法行持之研究》等。

            其中，罗根泽文从"道与文"的关系论述了韩愈的载道说理的文章能够成为"文学"的关键，认为韩愈的文中不惟有理智的"道"，还有"感情作用"，"虽为载道文学，仍合于'文学产于情感'的要素"，"韩愈自谓重道轻文，而结果文过于道"；文章还指出韩愈"不平之鸣"说所包含着的社会内容与强烈的情感因素，他说："冷酷的社会，葬送了热肠的学者，遂由不平则鸣、文穷益工的事实，作出了不平则鸣、文穷益工的文学产生说。"季镇淮文把韩愈的诗和"古文"分开来谈，认为韩愈的文学思想有两个方面，一是复先秦儒家的思想之古，一是复先秦两汉的散文之古。他的复古主义文学思想是整个文章革新问题，不是一种体裁改革问题。另外，韩愈的"不平则鸣"说是复古主义和现实主义的结合，因为他不但承认"道统"以内的善鸣人物，也承认"道统"以外的善鸣人物，他还认为"文章之作，恒发于羁旅草野"，这是一种现实主义的文学思想。韩愈认为诗是"舒忧娱悲，杂以瑰怪之言"、"讽于口而听于耳"，忽视诗的社会作用，强调诗的艺术特点。总之，韩愈在"古文"方面，是以古传统反对近今的腐朽文风，在诗则以近今潮流建立新传统。韩愈对诗与古文这两种不同的思想形式，反映了文学史上文学思想发展或创作流派斗争的两个重要规律。张少康文认为韩愈的古文理论属于一般文章写作理论，亦即文章学理论，它在改革书面语言方面起了重大作用，但并非文学理论，因此，研究韩愈的文艺思想不应当以他的古文理论为中心来考察，而应当依据他的诗论、书论等来研究。文章指出韩愈文艺思想的核心是"不平则鸣"，强调"发愤著书"的文艺创作传统。特别是他提出的"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的观点，是对我国古代民族的、进步的文艺传统的重大发展。韩愈在审美观点和创作思想上，着重发挥了儒家重视人工修饰的方面，但也揉合了道家善于驰骋幻想的浪漫主义精神。他主张作家既要充分发挥自己的艺术想象力，又要在技巧上刻意追求，创造一种瑰伟怪奇的艺术境界，以体现自己的理想和愿望。施旭升文从文艺心理学的角度对韩愈的"不平则鸣"说进行了阐释，认为其最具基本层次的含义是对创作主体的心理动力揭示，"不平"即创作者内在心理的不平衡，这种不平衡是由客观外物的感发激荡而致，从而带来创作主体在创作之际的心灵的发动，并进而通过对特定对象的艺术加工，形之于言辞而传达出来；另外，韩愈标举"善鸣"对创作主体的精神品格和艺术修养提出了较高的要求。王涵文认为韩愈的"文道"观与孔、荀等先秦儒家代表的"文道"观实质上是相去甚远的，因此不能把韩愈"文为贯道之器"的创作宗旨视为对儒家创作路线的忠实继承。韩愈的功绩在于他能正确地吸收了"缘情"观念，顺应历史发展更新"言志"观念，情志并茂地开创了儒家散文创作的新路线。

            古文运动理论  本世纪学界对韩愈的古文创作理论和古文运动的理论指导的研究成果更多，主要有：季镇淮的《韩愈的"古文"理论和实践》、吴文治的《略论韩愈的古文理论》、孙昌武的《韩愈重"文"尚"奇"的"古文"论》、刘国盈的《韩愈和古文理论建设》、卢盛江的《韩愈"气"说的特点》、张立伟的《韩愈"气盛言宜"新探――兼论"古文"的艺术特征》、于兴汉的《韩门的文道之论与宋代古文运动》、吴相洲的《文以明道和中唐文的新变》、寇养厚的《韩愈古文理论中的"道"》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