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0章
其中吴文治文认为韩愈的古文理论自成体系，相当系统而详备，文章看到了韩愈文学理论中既主张宗经、载道，又主张独创的矛盾现象，并认为韩愈思想矛盾现象的产生与他在崇尚儒学的同时，又能看到社会现实，是有一定的关系的。孙昌武文阐发了自宋代以来即有人提出过的韩愈裂道与文为二、重道而不废"文"的文学观，侧重探讨了他的"古文"论中"尚奇"的内容，从而论述他对文学独创性的重视。卢盛江文从创作论的角度，论述了韩愈对于创作论体系的新发展，指出韩愈从作家整个创作生涯的高度，提出在长期思想艺术修养的基础上，达到"气醇""气盛"的修养――创作化境，进而变创作活力为作品活力，达到"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的境地，形成了一个自成系统的创作理论，肯定了韩愈对创作论的新贡献。吴相洲文在论述韩愈"文以明道"观指出，韩愈在谈"明道"与"作文"时对前代文章的取舍是不一致的，韩愈从明道的角度出发，特别推崇三代之文，并以此为标准，对三代以后的文章做出了取舍；但从"作文"的角度出发，则又对六经以外的各家文章的艺术精髓加以汲取。明乎此，才能对韩愈谈创作经验时有些看似矛盾的话有较为明确的认识和准确的理解。寇养厚文则指出，韩愈之道虽然标榜为纯粹的儒道，但实际上吸收了佛、道、法、墨等学派的思想成分，并非纯粹的儒道。韩愈"不平则鸣"的本意包括抒欢愉之情和哀怨之情两个方面，实即儒道的"美"和"刺"。以前的儒道对"刺"多有限制，主张"以理囿情"，而"不平则鸣"之"刺"，却主张哀怨之情的自由抒发。
另外，陈幼石的《韩柳欧苏古文论》在论及韩愈"道""文"的复古与正统的建立时，也对韩愈思想中文体、风格的含义和他的文学复古理论提出了独特的看法。他认为韩愈区别古文传统的"真""伪"观和古文运动的前辈作家萧颖士、李华等人是不同的："事实上，韩愈本人并没有对骈文风格本身发起利害的攻击，也没有把它当作宣传佛教的工具来攻击。当时思想上倾向于佛老两家的作家已不是骈文作家，而是最新形式的古文作家了。......韩愈认为'伪'的传统与其说是骈文传统，不如说是非儒家的佛老传统，韩愈认为'杂'的不是'四声八病'，而是当时流行作品中的佛老成分。因此韩愈所一再重申的复古主题应和以前萧颖士和李华的复古运动清楚地区别开来。这是一种在复古运动本身内部的改良运动，而不是以前那种只针对骈文传统的古文运动。"
诗歌创作理论 本世纪专论韩愈诗歌创作理论的文章则主要有：李其钦的《试评韩愈的诗论》、张清华的《韩愈的诗论》、肖占鹏的《佛教与韩孟诗派的诗歌思想》、吴河清、曾广开的《论韩孟诗派的功利主义诗歌思想》等。
四、散文创作研究
韩愈不但提出了比较全面系统的古文创作理论、倡导了中唐古文运动，而且以相当杰出的散文创作成就赢得了时人和后人的敬仰。所以对韩愈本人散文创作成就的分析和研究也成了韩愈研究领域的一大组成部分。
韩愈散文成就的整体评价 本世纪学界在三四十年代和五六十年代曾经两度展开过关于韩愈散文成就高低、优劣的讨论，八十年代以后，则以肯定性评价为主。
三四十年代关于韩文成就高低、价值大小的争论，在某种程度上是与韩愈对待儒、佛之态度，韩愈人品、文品等问题密切相关的。
对韩文持肯定态度的主要有钱基博、陈柱、王锡昌等。如钱基博在《韩文读语》指出："昌黎之文所以开八家之宗而不为伧野者，在运气以驶辞，又铸辞以凝气，所以疏而能密，雄而不快！"然后通过对韩文逐篇的分析，从思想内容和艺术特点两方面肯定了韩文的成就。今举数例，以见一斑："愤激而出以诙诡，感慨而寓之萧闲"；"写出胸中一段愤郁，直起直落，文势极宽衍而气自紧括"；"意自悲愤，而气极浩落，亦得文章沉郁顿挫之妙"。陈柱《札韩篇》对韩文亦有类似的评语："余谓此文之动人者，全在末段之有情"；"读公此文，犹如目击，则文中有画，岂不信然欤"；"此文笔以唱叹出之，真有诗境"；"韩公忧国忧民之深，随处流露，杜诗韩文，其情一也"。王锡昌的《韩愈评传》在评述韩愈的散文成就时也说："韩愈为了要恢复中国的传统文化，以文为教的方法来传道。就内容方面说是要求道，学道，培道，在表现方面是要立异。自树立而不因循，才可以为当时所怪，而有后世之传。这是借文以传道，借复古以革新。所以他在思想方面，铲除了盛行六百多年的佛家思想；在文章方面，也廓清了自魏晋以来的问题的靡风。恢复了中国儒家的文化，建设了朴实的自然的古文。这实在是变易风气的怪杰，革命建设的英雄。"
当然，否定韩文者也大有人在。如周作人《谈韩退之与桐城派》说："讲到韩文，我压根儿不能懂得它的好处"，他说读韩文，"总是有旧戏似的印象"，"但见其装腔作势，搔首弄姿而已"。高则明《韩退之"挨骂"》说韩文"形式上（同样在内容上），即表现的技巧上，是贫弱得很可怜的，只是那么一套兜圈子、翻筋斗的把戏"。此外，还有一些学者结合韩文的具体作品进行贬抑。
同时，人们对韩文给予后世的影响也存在着不同的意见。如钱基博在《韩文读语》和《韩愈志》中从艺术风格、表现手法等方面肯定了韩文对宋代欧、苏、王诸人的积极影响；而周作人的《韩退之与桐城派》、灵均的《一篇韩文――师说》则强调了韩文对于后来八股文模拟之风的不良影响。
五六十年代对于韩文价值大小、成就高低的讨论则又烙上了较明显的阶级分析、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等政治色彩和意识形态的印记。
肯定者可以季镇淮等为代表。他在《古文理论和实践》中从文学发展史的角度去考察了韩愈古文的价值、地位，他认为"韩愈的'古文'形式上多样化，说明他本人不仅恢复了'古文'的历史地位，而且把'古文'的实用本能发展到全新的最高的阶段。那就形式上讲'文起八代之衰'的评赞韩愈也确乎是可以当之而无愧的"，又说："韩愈的'古文'是一种新型的散文。他是司马迁以后最大的散文家。他不仅恢复了散文传统而且把散文实用本能推广了，使散文在堂皇的著书立说之外，在日常生活中找到表现自己写景、抒情、言志的广阔天地。"游国恩等编著的《中国文学史》也对韩愈的散文成就给予充分的肯定，他们认为，韩愈散文中"成就最高的显然是那些由于自己仕途坎坷不平而对黑暗现实进行了揭露和批判的作品"，"韩愈的散文，内容复杂丰富，形式也多种多样。它的'杂著'或'杂文'，发挥了散文的战斗性的功能，不少作品达到了思想艺术完整的统一。"另外，他的叙事文和抒情文也是比较成功的。而且"他善于创造性地使用古代词语，又善于吸收当代口语创造出新的文学语言，因此他的散文词汇丰富，绝少陈词滥调，句式的结构也灵活多变，他随所要表达的内容和语言的自然音节，屈折舒展，文从字顺；间亦杂以骈俪句法，硬语生辞，映带生姿。"
另外一些文学史著作则对韩愈的散文成就持否定态度。如北京大学中文系五五级集体编著的《中国文学史》就认为韩愈"古文"的思想内容基本上是反动的，形式也没有突破前人的藩篱。而吉林大学中文系编著的《中国文学史》立论则更偏激，认为韩愈散文是反现实主义的。
文革后期的"评法批儒"运动中，韩愈的散文创作则遭到了一致的批判，批判者将韩愈的创作，分成"无聊"的"帮闲文学"、"维护尊儒反法反动路线"的"帮忙文学"与"攻击法家人物及其革新路线"的"帮凶文学"三种类型。指责韩愈的文学创作"要害是基本上没有反映人民大众的疾苦、要求和愿望"，而"站在历史潮流的反面，用他的文学去为地主阶级保守派推行尊儒反法的反动政治路线效劳"，因此他们对韩愈的文学成就"基本上给予否定"。
八十年代以后，从整体上探讨韩愈散文成就的文章不太多，许多文章是针对韩愈某一类作品而言的，且大多对之持肯定态度。如孙昌武的《论韩愈散文的艺术成就》、胡守仁的《试论韩愈的散文》、张啸虎的《论韩愈政论散文的艺术成就》、饶德江的《论韩愈传记文学的生命力与艺术美》、龚德才的《澹宕多奇 不类旧常――试论韩昌黎碑志创作的成就》等。
韩愈散文艺术研究 很长时期以来，人们就一直重视对韩愈散文艺术技巧和表现方法的研究。本世纪上半叶的许多韩学论著和论文也同样涉及到韩愈散文艺术的精妙之处，如林纾的《韩柳文研究法》、钱基博的《韩文读语》、《韩愈志》、唐文沉的《韩退之原道篇研究法》、陈柱的《札韩篇》、陈柱尊的《韩文研究法》等，只不过不太系统而已。
五六十年代出现了一些对韩愈散文具体艺术技巧和表现手法进行讨论的文章，如振甫的《韩愈散文的技巧》、顾易生的《试谈韩愈的尚奇及韩愈文与辞赋骈文的关系》、王达津的《韩愈的文学思想及其散文特色》、管希雄的《论韩愈的散文艺术》等文章较全面地探讨了韩愈散文的艺术特色和写作技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