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1章

                                    而郭锡良的《韩愈在文学语言方面的理论和实践》、杜仲陵的《略论韩愈的书面语言与当时口语的关系》、诸祖耿的《从用字造句方面看韩愈提倡古文的作用》等则是从韩愈散文的语言艺术着眼的。

            八十年代以后，人们对韩愈散文的艺术则更为深入和细致。此时综论性的文章主要有：刘国盈的《论韩愈的散文艺术》、吴小林的《试论韩愈散文的创新特色》、《论韩愈散文的风格》、邓小军的《韩愈散文的艺术境界》等。其中刘国盈文分析了韩愈的"自能树立"、雄壮奔放和生动、形象等写作特点。邓小军文则从"由学养变化气质而来的浩乎沛然之气势"、"于浑灏流转之中呈现的宽裕从容之风姿"、"以龙渊之利议于割断之美"、"以微言侧笔蕴含大义之美"、"从细节刻画个性从而揭示行为的根源"等诸方面分析了韩愈散文所达到的高妙的艺术境界。

            此时从某一侧面探讨韩愈散文的艺术特色的文章则主要有：王玉骏的《韩愈散文所描写的类型形象》、曾子鲁的《试析韩愈散文立意谋篇的"奇处"》、《试析韩愈散文的"变"与"奇"》、周奇文的《浅谈韩愈散文"尚气"的风格特征》、郭明达的《论韩文的雄浑》、吴小林的《论韩愈散文的结构美》、王章焕的《韩愈散文的叙事艺术》等。其中王玉骏文认为韩愈的散文"不仅比较广泛地反映了现实生活，而且还塑造出个性鲜明的人物"，他指出韩文有三种类型的人物形象：一是忠臣义士，二是封建士大夫群臣，三是士人群像，比较突出的是作者的自我形象。周奇文文认为，韩愈散文中"'尚气'是基调，'尚奇'只是一种别调"，"这种'气'，实际上也就是作者为文时所表现出来的一种激情，一种饱满的精神状态"，韩愈"化理智为感情，以'道'充'气'"，"不平则鸣"，又有雄辩的逻辑力量和注重文章表现形式，这些都是形成文章"气盛"的重要因素。吴小林文从美学的角度，通过大量例证，论述了韩愈散文结构所具有的严谨而生动，贯通而曲折，整齐而错落的特点，说韩愈的散文真正做到了严整划一与错落变化的辩证统一，不愧为我国古代文艺作品结构美的光辉典型。

            另外，一些韩学著作中也论及韩文的艺术技巧和特色，如陈克明的《韩愈述评》在论述"韩愈的文学成就"时说韩文的造诣主要有三：议论纵横，汪洋恣肆；比喻生动，发人深省；感情真挚，热烈奔放。孙昌武的《韩愈散文艺术论》则从立意、结构、讽刺、比喻和文学语言诸方面对韩文的写作技巧作了更为细致的分析。而陈新璋的《韩愈传》也从"设身处地，启人心扉"、"气势磅礴，以情动人"、"运用技巧，炉火纯青"、"文学语言，美不胜收"等方面探讨了韩愈散文的艺术特色。

            五、诗歌创作研究

            本世纪的韩诗研究成果远远不及韩文研究成果多，成绩也稍逊一筹，不过从七十年代末开始，则出现了繁荣的局面，取得了较明显的的进步。所以下文将以七十年代末为界，将本世纪的韩愈诗歌研究分为前后两个阶段，进行介绍。

            八十年代以前  从本世纪初开始，学界就已经对韩愈诗歌作了较具现代学术意义的研究。本世纪较早面世的韩诗研究论文是李详的《韩诗证选》，该文将韩愈引用、化用《文选》中的诗句一一排比出来，认为"韩公熟精选理与杜陵相亚"。

            此后的四十多年中专论韩诗的文章虽然数量不多，但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如王任叔的《韩愈的诗》是对韩愈内容和艺术进行综论的文章。徐霞的《韩诗诠订》旨在对韩诗作文字考订、训诂以及诗意的串讲、笺释，是作者欲作韩诗"集解"的先导工作。层冰的《韩诗札记》则在李详文之外，又列出一些韩诗中化用"文选"的若干诗句。程会昌的《韩退之听颖师弹琴诗发微》、《韩诗"李花赠张十一署"篇发微》及其与沈祖棻合著的《与徐哲东先生论昌黎南山诗记》都是在对韩诗具体分析、解说中见出新意的文章。其中第二篇文章对韩愈《李花赠张十一署》诗进行笺疏、分析，"觉其模写物象，度越古先；体物既精，状物尤美。盖真得宛转、徘徊之妙，远轶棠华、秋兰之咏"，其中最可注意者就是作者在分析诗意时引入现代科学中的光学原理，使得前人难索的"退之自辟之境"凸现出来了。与沈合著之文为了确解诗意，特为介绍了近代登山运动者的经验，也是引用近代科学知识解释诗歌的有益尝试。而朱自清的《论"以文为诗"》则涉及到韩愈"以文为诗"的具体表现，及其对后来宋代诗风的积极影响。

            五六十年代，专论韩诗的论文依然不太多，注重理论探讨的文章主要有钱东甫的《关于韩愈的诗》、邓潭州的《论韩愈的诗》，对韩诗进行笺释、系年、考订的文章则主要有钱仲联的《韩昌黎诗系年集释》、徐复的《韩昌黎诗拾诂》、江辛眉的《读韩蠡解》等。

            五六十年代韩诗研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学界对韩愈诗歌特点的不同看法和韩诗整体评价的争议。

            陈寅恪认为韩诗是"以文为诗"，他在《论韩愈》中说："退之以文为诗，诚是确实。......既有诗之优美，复具文之流畅，韵散同体，诗文合一，不仅空前，恐亦绝后"，对韩诗这一艺术特点极为称赏。而钱东甫在其《关于韩愈的诗》一文中则提出相反之意见。他说韩愈不是"以文为诗"，而是"以赋为诗"，韩愈"采取了较多的'赋'的手法，以此来'直书其事，寓言写物'，抒发他对现实生活的感受，并且通过他的诗人的丰富想象来概括他所感受的形象。可见说来说去，这仍是'以赋为诗'，不是什么'以文为诗'"。

            当时人们对韩诗喜用僻字晦辞和窄韵，也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如钱东甫就认为"韩诗中有一部分比较艰险，难于体会及学习，这是事实。然而也不能因此就贬低韩诗的全部价值，或者拿它和其他诗派比较高下。......韩诗爱用窄韵显功夫，历来也很被人诟病，因为这样不能不选用一些少见的字来押韵，因难见巧，愈险愈奇，反而显得生硬。"而黄云眉在《读陈寅恪先生论韩愈》中则认为："大部分的韩愈的古体诗，都是以这些僻字晦辞，拗腔硬语，作为它们的组织的骨干的。这是韩诗的基本特征。......韩诗的要求，是化易为难，是在群众难于表现的形式上，也就是在'水曲蚁封'上来表现它的技巧。"这是"不符合当时新兴地主阶级的所谓诗人的一般要求的"，也是"韩诗的感染力的薄弱"的体现。

            对于韩诗的整体评价，人们也有分歧。北京大学中文系五五级集体编著的《中国文学史》说韩愈的诗"形式主义地学杜甫晚期锻词炼句，并有了恶性发展"，对韩愈基本上持否定态度。

            与此不同，高海夫在《关于韩愈的评价》中认为韩愈的诗是"精华与糟粕杂揉的。韩愈的确写过不少落后甚至反动的东西。......但是，韩愈也写过一些很有价值的作品。首先，他在不少的诗文中曾真实地反映了当时人民的痛苦生活，并表达了相当强烈的为民请命的精神。"邓潭州的《韩愈的诗》也对韩愈的诗给予充分的肯定，他认为"韩愈除写了很多反映社会矛盾和抒发个人怨愤心情的诗篇外，还为我们留下了不少描绘自然界五光十色、斑斓璀璨，可喜可愕的景物的好诗"。

            游国恩等编著的《中国文学史》对韩愈诗歌艺术成就的评价则比较辩证："韩愈诗歌，不仅纠正大历以来的平庸诗风，而且在中唐诗坛上开创了一个新的局面，把新的语言风格、章法技巧引入诗坛，从而扩大了诗的领域，但是也带来了以文为诗，讲才学，追求险怪等不良风气。"

            八十年代以后  八十年代以后，韩愈诗歌研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近二十年来，不仅有关韩诗的论文和论著数量大增，而且在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上都有了显著的进步。

            首先，这一时期出现了一些论述深入、见解独到的综论性的论文，如葛晓音的《从诗人之诗到学者之诗――论韩愈诗之变化的社会原因和历史地位》、舒芜的《论韩愈诗》、陈允吉的《论唐代寺庙壁画对韩愈诗歌的影响》、王宏图的《韩愈诗歌情感结构探析》、余恕诚的《变奏与心源――韩诗大变唐诗的若干剖析》、王自周的《试论韩愈诗文的文学语境》等。

            其中葛晓音文指出，正如韩愈儒道反映了广大中小地主的世界观和政治利益，韩诗奇崛险怪的风格也根源于寒士们困于科场的不平之鸣。明道观念的一致是以韩愈为首的奇险诗派形成的主要思想基础，而囚于经书古道的狭隘生活则是产生学者之诗的基本源泉。因此韩诗的浪漫色彩与盛唐诗之间有极大的差异：盛唐诗人视野开阔，抱负远大，诗歌多富天真浪漫的热情和幻想。韩愈半世惶惶于举选以求世俗的功名富贵，其诗多取材于经史百家，以随物赋形、实境铺叙争胜；盛唐诗人如岑参的好奇，多以朴素平易的形式表现生活本身的瑰奇，而韩诗之奇，则是以过火的夸张和排奡的语言把平淡无奇的日常生活写得千奇百怪；盛唐诗人多以感情驾御诗歌的气势，韩诗则以愤世忌俗的不平之气加上矜才炫博造成声势；盛唐诗人开朗豁达，进退裕如，热爱生活，因而具有健康的美学趣味。